贞观二年至三年,东突厥遭受连年天灾,各种牲畜战马大量冻死,原来受突厥压迫的薛延驮,回仡,拔也古,同罗等部趁机群起反抗,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反击突厥的时机已到,于是召令并州都督李绩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使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检校幽州都督卫孝杰为恒安道行军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共十几万大军,皆受李靖节制,分六路进攻突厥。贞观四年正月,李靖率三千骁骑从马邑出发,进屯恶阳岭,趁夜突袭颉利老巢定襄,颉利认为李靖敢孤军深入,定有大军尾随,慌忙将牙帐撤到啧口。李靖又派间谍离间其部众,颉利的心腹大将康苏密挟隋炀帝皇后萧氏及其孙扬政道至定襄降唐,颉利见康苏密降唐,不敢停留,继续率部向阴山撤退,在白道遭到兵出云中的李绩大军的伏击,大败。颉利退屯铁山,收集余众数万。颉利自觉已不是唐军对手,即派执失失力到长安请降,表示愿举国内附,实际上想等草青马肥之时,东山再起。李世民立即派使者抚慰。二月,李靖引兵与李绩在白道汇合,二人商定,认为颉利虽败,兵力尚多,若任其逃往漠北,依附于薛延驮等部,则再难追歼,于是李靖令李绩率大军于后,亲率精骑万名,各备二十天口粮,连夜出发,向铁山急弛。李靖军至阴山,遇突厥营帐千余,尽俘之以随军。颉利见唐使者前来宣慰,以为安然无事,不加戒备。初八,李靖派苏定方率二百骑兵为先锋,在浓雾掩盖下衔枚急进,至颉利牙帐七里才被发现,颉利乘千里马先逃。李靖率大军跟进,突厥军溃散,被歼万余人,被俘男女民众十余万。颉利率万余人欲逃过啧口,被李绩截击,大酋长投降。颉利逃往灵州北部的沙钵罗部落,欲投奔土谷浑,被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俘获送往长安,东突厥灭亡。 在这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长途奔袭战中,我们可以看出唐朝精密的战略部署。 首先,唐朝出兵的时机选的极好。东突厥因天寒而大批牲畜战马冻死,对于游牧民族来说,牲畜是他们的经济支柱,而战马则是他们赖以作战的工具。牲畜战马的冻死,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东突厥的经济军事力量。再者,薛延驮,回仡等部的反叛牵制了东突厥很大一部分兵力,使他无法最大程度集中兵力与唐朝作战。唐朝在这场战争中动员兵力十余万,应该说这个兵力比起东突厥的总兵力来并不占优势,但唐朝军方制定了精密的战略计划,一开始就将军事打击的对象定为颉利一人,而没有将打击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突厥民族,这是十分高明的决定,比起汉朝反击匈奴,将整个匈奴民族作为打击对象要高明的多。因为突厥内部还有如突利等和颉利面和心不和的酋长,只打颉利,可以让这些酋长们作壁上观,唐军也得以避免多线作战。在这种“擒贼先擒王”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唐军得以以有限兵力成功形成对颉利的军事优势。 当时遭受寒灾的蒙古高原寒冷异常,连以耐寒能力强著称的蒙古马都大量冻死,突厥人当然认为在这种天气下,相对长期生活在温暖地带的汉人根本受不了,所以戒备不严。李靖亲率三千骁骑突然出现在颉利牙帐之外,对他造成的震撼可想而知。其实以李靖这样优秀的军事将领,进行这种冒险的行动,应该留有后路才对,他决不会把自己往一条险路上推。所以,在他三千骁骑的背后,就是与其遥相呼应的唐朝主力大军。之所以只用三千人,无非是人少不易被对方发现,从而达到了“攻其不备”的效果。由此看来,颉利对李靖背后一定有大军的判断其实是准确的。在李靖夜袭定襄之时,李绩兵出云中,伏兵于白道,截断了颉利的逃亡路线。当颉利如惊弓之鸟般逃到白道时,李绩伏兵立即给予了他迎头痛击。由此看来,在李靖夜袭定襄之前,唐朝军方就已经精确计算出颉利的出逃路线,从而能够从容部署,使颉利遭受连续重创。 当颉利认为自己不敌唐军时,便假意求和,唐朝将计就计,派使者宣慰,让颉利掉以轻心,然后李靖再次轻骑突袭,大破颉利于阴山,这一次让颉利损失十几万民众。颉利企图逃过啧口,依附土谷浑,又被李绩截击,其属下大酋长及其部众投降。 通观整场战争,李靖的骁骑奇袭和李绩的包抄堵截配合可谓完美无缺,再加上精密的战略部署,终于完成了这场人类战争史上经典的长途奔袭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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