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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为实现国家统一，反抗外来侵略、民族压迫及统治暴政，各民族、各政治集团之间曾发生过无数次战争。其中许多关键性的战争，往往决定或影响某阶段历史的演进和某些民族、王朝及政治集团的兴亡盛衰。指挥这些战争的人物，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这里选取秦赵长平之战、汉匈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唐朝反击突厥之战、宋金和尚原之战，作为中国古代的典型战例进行一些分析。这几个战例，在中国古代的战争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长平之战不仅是决定秦能否统一的关键，而且在战略决策、用间出奇、战术调整等军事行动方面具有典型意义。汉匈之战，标志着骑战成为战略手段，而且创造了农业民族打败游牧民族的奇迹。赤壁之战和淝水之战都是以少胜多的战例，并对中国后来的政权格局有着决定作用，但二者又有较大的差异，曹魏输在战技战法上，前秦输在人心向背上。唐朝反击突厥之战，是长途奔袭的典范。宋金和尚原之战，则充分体现了守御战中奇兵出击的配合作用。 秦统一战争中的关键性战役是秦赵长平之战。赵国自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军政制度后， “民富库实“，迅速强盛起来，成为秦国东进中原、统一天下的主要对手。周赧王五十五年 (公元前260年)，秦军在王翦的统率下进攻居于赵国势力范围内的长平(今山 西高平西北)。赵国老将廉颇坚壁清野，筑城固守，准备待秦军师老兵疲之际予以歼灭性的打击。秦军攻势受阻，无可奈何。秦王为尽快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采纳范雎的计谋，派间谍用重金收买了赵国的权臣，四处散布流言，说秦最为畏惧的是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赵括。赵王本来就不满意廉颇的作战方略，于是改由赵括指挥赵军，秦国见反间计成，即刻改派白起为主将，准备与赵军决战，并传令全军严禁泄漏白起为主将的消息。 赵括上任后，马上改变原来正确的固守疲敌的作战方略，并大举更换支持这一方略的中高级军官，引发赵军中不满情绪。赵括下令大举进攻，秦军佯败，赵军追至秦军营垒前，受阻。此时，白起派两支奇兵包抄赵军后路，一支切断赵军退路，另一支在赵军侧翼进行骚扰攻击，赵军被分割包围。秦王得知赵军被围的消息，征发15岁以上男子，全部开往长平前线，这实际上是全国总动员。秦军以优势兵力切断了赵军的援军和粮道，赵军在长平被围40余日，粮尽援绝，多次组织轮番突围，但均告失败。最后赵括亲率精兵突围，阵亡，赵军40万人投降白起。白起为彻底消除统一战争的这一强大对手，震慑并瓦解六国意志，将降卒全部坑杀 。 长平之战是秦统一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秦国胜利的原因是：首先，秦国正确地选择了战略进攻的主攻对象。在战国晚期，六国在军事上能与秦相抗衡的只有赵国。击败赵国，就等于扫除了秦统一六国事业军事上的最大障碍，对六国军心士气的打击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秦充分利用反间、示弱等手段，诱使赵国决策者决策失误。再次，任命最有实战经验的白起为主帅，正确判断出赵军的作战意图，利用赵军求胜心切的心理，采取诱敌出击，分 割包围，聚而歼之的作战部署，一举消灭了赵国的有生力量，基本上摧毁了赵国赖以抗衡秦国的军事力量。 匈奴是自殷周至秦汉一直活跃于中国北方的一支游牧民族，楚汉战争时，匈奴乘隙进入富饶的河套平原，力量空前强大。西汉初年，汉高祖不得不采取“和亲“政策，企图以汉室公主和大量物质财富换取和平。到文、景时期，此项政策行之70余年，结果没有也不可能阻止匈奴的袭扰。汉武帝时，汉朝国力强盛，武力反击匈奴的条件已经成熟。元光六年(公元前129 年)，汉军出师，从此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拉开序幕。 汉匈河南、漠南之战，是反击匈奴的第一回合。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兵犯上谷(今 河北怀来东南)、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武帝避实就虚，派卫青率大军进攻久为匈奴占据 的河套平原(当时又称河南)。卫青引兵北上，突袭匈奴，收复河南地，设朔方、五原郡，移民十万屯田戍边，为进一步反击匈奴奠定了基地。 此后，匈奴右贤王欲夺回水草丰美的河套平原，屡攻朔方，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卫青率军北出朔方，进入漠南(今内蒙古南)反击右贤王。李息兵出右北平(今内蒙古宁城西南)，牵制单于、右贤王，策应卫青。卫青以三万铁骑出塞外六七百里，夜袭右贤王庭，击破匈奴有生力量。次年，卫青率大军十万再出塞北，于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重创匈 奴，匈奴损失惨重，退往漠北。 河南、漠南之战，为汉朝彻底消除北部边境的战乱之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军事特点有三：其一，河南水草丰美，是汉匈战略要冲，双方对此争夺激烈，以前一直是匈奴进犯中原的前进基地，所以收复河套平原，是汉反击匈奴战争的良好开局。其二，收复河南后，汉军随即主动出击漠南的右贤王，扩大战果，将匈奴主力逼离汉境，并切断了匈奴左右部的联系，以便分而制之。其三，匈奴左部(左贤王)势力强大，所以汉军在东部虚晃一枪，以主力攻取其力量相对薄弱的河南，正应了兵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原则。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兵出陇西，目的是断匈奴右臂。霍去病越焉支山(今甘肃山丹)，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歼敌万余。次年，霍去病兵出北地(今甘肃庆阳西 北)，越居延泽(今内蒙古居延海)，西攻至祁连山，大破匈奴，俘三万余人。河西匈奴部损失惨重，浑邪王率所部四万人降汉。 河西之战， 汉军胜在战略进攻方向选择正确。汉军在取得漠南战役胜利后，匈奴主力被迫转入漠北，而来自东部、西部匈奴的威胁相对增加，但二者之中，西部较弱，且因汉立国关中，所以威胁更大。汉军选择西部作战略进攻方向，既歼灭了匈奴河西势力，扩大的漠南战役成果，又一举消除了其对关中平原的威胁。从战术上讲，汉军河西之战充分运用了连续出击与迂回包抄相结合的战法，使敌防不胜防，最大限度地完成了战役任务。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决定对匈奴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派兵深入漠北(今蒙古共和国境内)，寻歼匈奴主力。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为主力，另以步兵数十万，战马十万匹配合行动。二人分东西两路北进，决心在漠北与匈奴会战。 卫青兵出定襄，北进千余里，与匈奴单于相遇。经激战，击破匈奴军，歼敌近两万人，追至蜫颜山(今蒙古共和国境内杭爱山脉一支)。霍去病在东路出兵，深入两千里 ，与匈奴左贤王接战，歼其精锐，追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东)，歼敌七万，胜利凯旋。 漠北之战，汉军采取了远途奔袭，寻歼匈奴主力的战略方针。针对匈奴流动性大、机动力强的特点，汉军以骑兵大军团远途奔袭和大迂回战法，深入敌境，利用匈奴认为汉军不敢深入漠北的心理，出其不意，疾驰穷追，一举荡平之。 东汉末年，中原动荡。曹操因势而起，逐渐扫平群雄，统一了北方。建安十三年(208年 )，曹操率军南下，夺取荆州，进而准备攻取江东，实现全国的统一，遭到刘备与孙权联合 抵御，双方在长江中游的赤壁进行了一场大战。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军自江陵(今湖北荆州)顺流而下，水陆并进。孙权与刘备联军抵抗 ，双方会于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当时，曹军拥有20万人，孙刘联军不到5万人。但曹军长途跋涉，疲病之极，正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士气不高。而联军方面，尤其是东吴的水师，一向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且因这场战争关乎孙刘两家前途，均是背水一战，故而战斗意志相当坚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军队数量上的劣势。两军在赤壁相遇 ，一经接战，曹军便告不利，曹操引军退至长江北岸的乌林休整，等待决战。 曹军不适应水上作战，因而将战船“首尾相接“，以求平稳。孙刘联军的指挥官周瑜的部将黄盖看到这种情况，便向周瑜进火攻之计。为实施这项计划，周瑜让黄盖诈降。曹操轻敌， 竟信以为真，便约定了投降的时间和信号。黄盖于是率战舰十艘，满载饱浸油脂的干柴，上 蒙布幕，插上投降的旗号，向曹营出发。时值东南风起，战舰顺风而驰，很快接近了曹营。 黄盖令各舰同时点火，然后跳上小船退回。风助火势，顷刻间，曹军水营便淹没在一片火海 之中。不久，又蔓延至岸上的大营，曹军一片混乱，人马被烧死、溺死者不计其数。此时， 孙刘联军发起进攻，曹军大溃。曹操率残部向江陵方向撤退，孙刘联军水陆并进，紧追不舍 。曹军一路饥病交加，退至江陵，已伤亡过半。曹操只得退回北方。 曹操兵败赤壁，关键在于骄傲轻敌，急于求战。而曹军恰恰不习水战，以己之短，击敌之长 ，犯了兵家大忌。而孙刘联军却能利用曹军的弱点，发挥自己的优势，一战成功，取得了以弱胜强的胜利。赤壁之战，是形成三国鼎立局面的关键性战役。经过这次战役，曹操力量受挫。孙权保住了江东，刘备占据了荆州四郡，有了立足之地，接着又取得了天府之国的益州，从而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 前秦苻坚是十六国时期诸胡政权中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他选贤任能，能征善战，兼并群雄，统一北方，为实现全国的统一，东晋太元八年(383年)，苻坚对东晋宣战。 太元七年(382年)，苻坚谋议伐晋，立即遭到以丞相苻融(苻坚之弟)为首的朝廷大臣、妃子、太子，乃至高僧释道安等人的一致反对。但苻坚一意孤行，他声称“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晋书·苻坚载记》)，骄狂之态，溢于言表。 太元八年(383年)， 苻坚下诏伐晋，在政权所及范围内征兵调粮，并作如下部署：命 丞相、征南大将军苻融督统步骑25万为前锋，直趋寿阳(今安徽寿县)；命幽州、冀州所征兵员向彭城(今江苏徐州)集结；命姚苌督梁、益之师，顺江而下；苻坚亲率主力大军由长安出发，经项城(今河南沈丘)趋寿阳。几路大军，合计约百余万人，“东西万里，水陆并进“，大有席卷江南，一举扫平东晋之势。 面对前秦军队的攻势，东晋也作了下列防御部署：丞相谢安居中调度；桓冲都督长江中游巴东、江陵等地武装力量，控扼上游；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率北府兵八万赴 淮南迎击秦军主力。秋季，符融的前锋军也进抵颍口(今安徽正阳关)，其他两路秦军正在进 军途中，中路进展甚快，两翼行动迟缓，前秦的优势兵力，已呈分散之形。此时，苻融前锋 军包围了驻扎在硖石(今安徽寿县淮河北岸)的一部分晋军。苻坚大喜，亲率八千轻骑赴寿阳 ， 并派原东晋的襄阳守将朱序去劝降晋军。朱序心怀故国之情，力劝谢石趁前秦大军未集，迅速出击，挫其锐气，以利于全面破敌。谢石于是决定改变原来坚守不战以待秦军师老兵疲的作战方案，转守为攻，沿淮河西上，一路击破秦军，进至淝水东岸，与秦军夹水而阵。此时，苻坚登寿阳城头，望见晋军布阵严整，见城外八公山上，于秋风中起伏的草木，以为是东 晋之伏兵，始有惧色。由于秦军逼淝水而阵，晋军不得渡河，谢玄便派人至秦方要求秦军后 撤一段距离，以便晋军渡河决战。苻坚心存幻想，企图待晋军半渡，一举战而胜之，所以答应了这个要求。不料，秦军此时已军心不稳，一听后撤的命令，便借机奔退，由此而不可遏止。朱序等人又在阵后大喊：“秦军败矣“，秦军后队不明前方战情，均信以为真，于是争相奔溃，全线大乱。晋军乘势追杀，大获全胜，苻融战殁，苻坚狼狈逃归，损失惨重。 淝水之战，东晋以八万北府兵一举战胜号称百万大军的前秦，从根本上说，这主要决定于军心、民心的向背。双方的战争谋略，及临阵指挥上的优劣，也是胜败的重要原因。首先，苻坚狂妄轻敌，刚愎自用，在内外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倾全国之力，孤注一掷；其次，在临战指挥上，犹豫狐疑。当大军进驻寿阳后，迟迟不进兵，把希望寄托在晋军的投降上；待晋军反击后，锐气顿减，以致淝水之战前，全军上下就有惧敌心理，交战中一退而不可复止。 而晋军却抓住战机，一战成功，创造了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突厥系中国北方的古老民族，隋唐之际势力逐渐强大，其所辖范围东自辽东，西迄西域。隋朝时突厥内部不和，分为东西两部。唐朝立国后，东突厥的威胁尤其大，高祖甚至有迁都的打算 。武德九年(626年)，东突厥可汗颉利趁“玄武门之变“，率十万铁骑兵犯关中，与唐军隔渭水而阵，唐所受威胁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为彻底解除突厥的威胁，唐太宗除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革弊兴利以增强国力外，同时于数年间培养起一支精锐部队，在军事上积极备战。贞观四年(630年)，唐朝反击的条件成熟，大将李靖、李世眅率军进击突厥。李靖所部突袭定襄(今山西朔州平鲁区西北)，颉利以为唐主力出动，急徙牙帐于碛口(今内蒙古善丁呼拉尔)。此时，从并州出发的李世眅越过云中(今山西大同)，大败突厥，与李靖会师。二人商议趁夜进兵，不给突厥以喘息的机会。前锋苏定方星夜急驰，在离颉利牙帐仅七里的地方始被发现。颉利逃走，李靖大军继至，突厥大败，阵亡万余人，被俘十万。颉利夜遁灵州(今宁夏灵武)，走投无路，举众降唐。至此，东突厥灭亡。唐太宗击灭东突厥，是隋唐以来取得的空前胜利 ，为中国北方清除了一大边患，唐太宗也以其赫赫威名，被北方少数民族君长尊为“天可汗“。 唐灭东突厥，之所以能一战而胜，除了唐朝经济恢复、政治稳定、国力增强等原因外，从军事上看，战前已取得进攻前进基地。最善于用兵的李靖实施前敌指挥，与李世眅相互协同，运用奇袭迂回的战术，突然接敌，连续突袭，使敌军走投无路，被迫投降。 女真族是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12世纪初逐渐强大起来(建国号金)，在攻灭辽朝后，迅速转攻北宋，并一举灭亡之。自建炎元年(1127年)起，金军数度南下，企图摧毁南宋政权，但不能如愿。建炎四年(1130年)秋，金方将全面进攻改为东守西攻，完颜宗弼的十万主力由江淮战场西调陕西，试图集中力量，占领陕西，进而越巴山、过蜀道攻入四川，控制长江上游，为从右翼大规模迂回南宋创造条件。金军以凤翔府(今陕西宝鸡)为前进基地，逼近作为四川门户的和尚原。绍兴元年(1131年)十月，宗弼十万精兵对和尚原宋军阵地发 猛攻，宋军主将吴筁命士卒以强弓劲弩抵御，分番迭射，连发不绝，密如骤雨。金军稍却，吴筁又出奇兵邀击，并截断金军粮道，又在金军撤退必经道路上设置伏军。金军至，伏兵出击，金军大乱。吴筁又挥军夜袭，金军不支，乃溃退而去。“俘馘首领及甲兵以万计，宗弼中流矢二，仅以身免，得其麾盖，自入中原，其败衅未尝如此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八)。吴筁指挥的这次防御作战，深得兵法之精髓。兵法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孙子兵法·势篇》)。宋军凭险关要隘顽强拒守，将正面抵御与侧翼邀击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杀伤敌有生力量，保卫战略要地不致沦陷的意图。(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历史十五讲》 作者：张岂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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