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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贺张学良将军百岁诞辰之祭，翻开历史最耐人寻味的，是张学良本人与周恩来和蒋介石的关系。尽管当年国共的当权人物如今均已逝去，国民党连在台湾的最后一块立脚之地也被李登辉和民进党釜底抽薪，往昔的恩恩怨怨确可客观地冷静评说。让人感到政治家生前不论如何自弦，其功过德行要由后人按春秋史笔直书。 蒋介石对张杨为何一留一杀 西安事变使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在政治上永远连成一体，而且名符其实地被蒋介石恨之入“骨”。那位“委员长”由于在事变时惊慌过度，闻枪声迫近跳下一个仅一米来高的窗台竟跌伤了腰（如今在临潼游人还可看到那个不高的窗台），以后不仅长年要支钢架，逢天阴下雨还脊骨作疼，由此马上联想到张、杨并深恨不已。 泄此个人切骨之恨，蒋介石对张、杨是必杀之而后快。据张学良自己所谈，蒋介石原来就是要枪毙他，只是宋美龄坚持不让，甚至以公布不利于蒋介石的材料相威胁，加上他在美国尚有相当势力，才被囚数十年还能留得一命。杨虎城由于只有老上司于右任那样无权无势的老头子说情，没有国内外强有力的保护，结果被监禁的一家四口遭灭门之屠。 杀杨虎城一家纯系泄私愤 杨虎城只是本人开罪于蒋，其家属对国民党政权又无丝毫威胁，将其杀掉完全是出于株连性的疯狂报复。1938年杨虎城不顾张学良要其“走了就别再回来”的劝告，从美国归来参加抗战，马上连同妻儿一同被军统扣押。当时杨虎城于夜间听到特务在屋外枪毙人，抱着幼子流泪道：我死后不知谁来照顾你。想不到后来连这个儿子也不能幸免。 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前，蒋介石于1949年9月飞到重庆，军统头子毛人凤请示是否把杨虎城转移到台湾，蒋介石气愤地答复“搞掉算了”，并说今天的失败就在于过去杀人太少，许多反对我们的人都留了下来。毛人凤又问关在一起的家属和秘书等如何处理，只得到一句不耐烦的冷酷回答：“还留着干什么！”于是，杨虎城十几岁的儿子和8岁的女儿同时被杀，杨的秘书宋绮云一家包括年仅12岁的儿子“小萝卜头”也一起遇害。 据重庆解放时投案自首的杀手之一交待，他们用匕首杀掉大人后，杨的小女儿和“小萝卜头”吓得跪在地上连连作揖说“不要杀我们”。由于是“总裁”亲自下令，他们硬是扑上去用刀扎进两个孩子的 后背。这个凶手为了赎罪，还带人到中美合作所“戴公祠”的花池下面去掘尸，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记者当场摄下了尚未完全腐烂的遗体惨象。 其实，如果从天下大局考虑，蒋介石对张、杨采取宽大态度绝对有益于国民党的江山。日本投降后国共斗争的关键在于争东北，国民政府中许多人认为如释放张学良并派去东北担任名义上的长官，再由胡宗南等掌握实权，会大大便于争取当地人心，张本人也会因感谢而出力。当时杨虎城也说，他们二人只扣了蒋13天，蒋关了他们8年，也算出够了气，恩怨了结。此刻社会一片释放张、杨的呼声，但是蒋介石以一己私怨而关着不放，肚量狭小，并把私愤放在战略全局之上。 掌国柄的政治家们，确应讲究宽大胸襟及全局考虑，古代强调的施仁政及近代强调的道，都属这种行为规范。蒋介石在大陆的暴戾和在台之初镇压杀人之凶狠，恰恰是其丢掉江山并在岛上留下积怨的重要原因。 关于周恩来“杀”顾顺章一家 张学良提到最佩服的人，是他几十年前只打过两次交道的周恩来。这位后来的中国总理确实有这样一种惊人的魅力，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只在1972年与周恩来有几天之交，也就完全为之倾倒。周恩来去世时，尼克松发来的唁电称“我有幸结识了世界上10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在智慧和敏捷方面能超过周恩来。” 政治家和民众称颂周总理，提到最多的还不是政绩而是人格优点，特别是宽仁之微。当然，在某些角落也有完全相反的说话。尼克松在《领袖们》中写道，他过去也听过源于国民党方面的污蔑之词：周恩来虽然很有风采，但他曾经亲手杀过人，然后又抽着香烟离去了。所谓“杀人”一说，根据就是1931年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 在上海指挥消灭了顾顺章家属一事。 顾顺章叛变投降国民党之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如按照现在标准应属于中共上层最早的“腐败分子”。他虽出身工人，却参加过青帮并当过小头目，江湖气很重，因在罢工和上海武装起义中曾有过舍命打先锋的经历，加上受苏联那种强调工人成份的习气影响，被提升为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 1927年夏中共中央从武汉迁沪后，叛徒和暗探成为对秘密机关最大的威胁。此时顾顺章因熟悉社会情况，手下又有一批武装弟兄，于是负责特科的行动，是中共内部开销最大的部门，秘密活动的特点又使人难以监督其用钱。顾顺章得此便利，在主管特科行动的3、4年间日益放纵，发展到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人的私钱一多往往就会惜命，顾某后来怕被国民党抓住杀头，竟写好一封致蒋介石的投诚信交给家属，交待如听到自己被捕就拿信找特务机关，以证明早有归顺之心。 1931年春，周恩来对顾顺章的腐化已有所闻并提出过批评，中央也准备派知识分子出身的康生接替此项工作，同时派顾护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去武汉。在汉期间顾又姘上一个白衣女郎，因钱不够用便犯了秘密工作之大忌登台表演魔术，散场时被叛徒认出。被国民党特务抓住后，顾顺章马上表示愿供出全部秘密，可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不过他怕特务机关卸磨杀驴，坚持只能面见蒋介石并得到生命保证后再讲。于是武汉特务机关一面向南京发电报告，一面用军舰押送顾顺章去宁。 在中共中央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幸运的是国民党中央特务机关主管机要的人是中共秘密党员钱壮飞，他偷偷截获武汉拍来的电文，通过“中共情报前三杰”之一的李克农抢先报告了周恩来。在国民党和上海租界捕房联合大搜捕的前两天，中央机关实行了大搬家。不过顾顺章叛变危害仍不小，在武汉的联络机关人员都遭捕杀，在南京狱中未暴露身份的负责人恽代英和在香港的蔡和森都被出卖而遇害。随后，顾顺章还像猎犬一样，设法联系亲属故旧，寻找中共中央新住址。 面对险恶形势，如何处理顾顺章家属成了一大难题。顾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在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负责作饭、看门和采买。他们的感情和立场都在顾顺章一边，例如事先知道顾写了叛变信也不报告并替他收藏。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海棠村时将这批家属也带去，周恩来等人告诉他们顾顺章已叛变并要其划清界限，顾妻当场表示不从，其他人还试图逃走。经临时中央开会研究，考虑到在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放其出走又会带来多少人遭捕杀的大破坏，只有将他们消灭。于是，由周恩来、康生组织特科的洪杨生（此人后在长征时叛变，80年代由上海政协供养负责写特科史）和陈养山（前几年在最高副检察长离休职位上去世）带领一批原先与顾没有多少私人关系的红队人员执行了这一任务。据后来的掘尸报告称，是采取绳勒方式。因为都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当时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秘杀之时周恩来的仁慈之心 中共中央决定采取行动时，顾家的9名成年人势必不能放过，对两个未成年人即顾8岁的女儿和12岁的小舅子，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送到保育院，妻弟张长庚则放回家。这说明在非常时期不得不采用极端手段时，周恩来存有仁厚之心。 至于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事所说的周恩来当时抽烟，也确有其事（可见国民党方面还是得到一些准确细致的报告），不过表情却不像歪曲描绘的那样。据负责执行那一特殊任务的陈养山在80年代回忆说，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这时周恩来已是高度紧张疲劳，抽一口烟大概是为了提神， 此后的几十年他又从不再抽烟。 被放掉的张长庚又给中共造成大破坏，这说明在那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残酷斗争时期的确难以心慈手软。张于80年代初还健在，在上海撰文讲述了童年时出于无知惹下的大祸。他称在1931年5月初莫名其妙地被送回家，姐夫顾顺章便来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他回答不知道。于是，顾教他每天在一些街道口等候认识的熟人，这样便能“找到阿姐”。张长庚在街上转了几个月，9月间的一个傍晚终于看到代号“老先生”的科特人员王世德骑车经过，马上以两只小手揪住不放并问阿姐下落，身后一直跟着的特务随之上前逮捕。王世德被捕后因怕死供出顾顺章家属下落，并带租界人员和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轰动上海乃至国内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牵连，中共又一批秘密机关被破坏，周恩来转移到江西苏区才得以免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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