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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的某些人被我们在５月１５日到１５月 ２０日之间调往西奈半岛的强大军事力量迷惑住 了。”虚假的埃以力量对比让纳赛尔觉得可以与以 色列一竞雌雄了。他放开胆子往前走。他不知 道，这其实是在玩火。 事态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之大的转折？在这场危机的开头，我们看到，埃及采取的是一种威慑政策，纳赛尔希望，通过显示武力，以色列会收敛自己的行为，阿以战争得以避免。事实上，当时纳赛尔既无总的战争计划，也无既定政策。发动战争绝非纳赛尔的初衷，事态急转直下，是纳赛尔始料未及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关键是因为纳赛尔错误估计了阿以双方的实力对比，过高估计了埃及的实力，过低估计了以色列的实力，进而对以色列的意图进行了错误分析，从而作出了这种不理智的决策。 威慑政策得以奏效，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威慑者的决心，二是威慑者本身具有的实力，三是准确的威慑信号传递，亦即必须让被威慑者准确地理解威慑者的意图。三个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威慑者本身实力，如果不具备这种实力，威慑不仅不能奏效，反而会使被威慑者曲解威慑者的意图，造成事态恶化。六天战争的情况正是如此。在战争爆发前，埃及并不具备对以色列进行威慑的实力。纳赛尔的政策之所以发生改变，是因为他认为埃及已经具备对以色列实施威慑的力量。 从１９６３年开始，苏联向埃及大规模地提供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如米格一２１和苏一７、图一１６以及Ｔ－５４坦克，后来甚至提供了更新式的Ｔ－５５及萨姆１１导弹，到１９６７年战争爆发前，苏联向埃及提供的军火总额达匕亿美元。埃及的军事实力大为增强，从纯军事角度来看，埃及军队对以色列占有较大的优势，如埃以飞机数量对比达到２．５：１，坦克数量对比达到２：１。但是，埃及军方和纳赛尔都忽略了一点：武器不会自动发挥作用，使用武器的是人，只有人掌握了武器，武器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武器装备固然重要，但掌握武器的人更为重要。埃及军队恰恰在这一点上不如以色列军队。就军队质量而言，埃及军队显然不能同以军相比。以军训练有素，士气高昂，意志坚强，作战原则灵活，能熟练使用所配备的武器，而埃及军队则恰恰相反。后来勃列日涅夫曾指责埃及人 “如果你们的每一辆坦克都能发射一枚炮弹，整个战绩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写法”，“可是你们的大炮连动也没有动”。后来的埃及军队重视质量建军，埃军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果然出手不凡，遗憾的是，当时的埃及无人认识到这一点。 ５月对日，纳赛尔参观了位于西奈半岛季夫贾法井的空军基地，飞行员告诉他，他们只需几个小时就能消灭以色列空军。飞行员的乐观给了纳赛尔信心，当他离开空军基地的时候，他相信，这一次埃及军队不仅与以色列旗鼓相当，甚至还更胜一筹。回去之后，他准备封锁亚喀巴湾。他说：“犹太人已经发出了战争威胁。我们告诉他们：欢迎你们，我们已经作好了战争准备。我们的军队和全体人民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这次参观可以说完全改变了纳赛尔对阿以双方力量对比的看法，从而也改变了中东的事态发展。 ５月２６日，纳赛尔在一次讲话中声称，他曾想等待阿拉伯国家强大起来并做好准备后再对以色列采取行动，为此他曾遭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责难。“现在我们感到我们已经非常强大，可以和以色列进行一场战斗。在真主的帮助下，我们能够获胜。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决定采取实际行动。”他说：“采取这一行动还意味着我们准备与以色列打一场全面战争……我们的基本目标是摧毁以色列。要是在５年或者３年前，我很可能不会谈这件事。在１９５６年已过去大约 １１年的今天，我谈起了这件事，因为我有信心。”纳赛尔忘了，就在这场危机开始之前，他还意识到埃及军队不是以军的对手。一个月的工夫不到，他就把这一切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诚如《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所说：“我们中的某些人被我们在５月１５日到５月２０日之间调往西奈半岛的强大军事力量迷惑住了。”海卡尔的同事艾哈迈德·巴哈丁也说，阿拉伯人没有能力消灭以色列，可是他们却到处宣扬这个口号。这个毛病甚至于连像纳赛尔这样的政治家也不能避免。不过，他此刻已经被假象蒙住了双眼，幻想埃及对以色列的军事优势。他估计，即使以色列军队采取行动，也只能是有限的行动，即占领加沙地带或者阿里什地区，而不可能是一场全面战争。而且，由于埃及军队已经十分强大，足以阻止以色列取得一场决定性胜利，即使出现最坏的局面，战争的进程不利于埃及，以色列最多也只能取得一场局部的胜利，而不可能打破埃及的防御部署。１０年前，即使在埃以力量对比十分不利于埃及的情况下，以色列也未能占领埃及的两个防御阵地，现在，埃及军队已经强大起来，以色列更不可能占领这两个阵地了。再加上有苏联在联合国及时谋求停火，以色列军队将不能继续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海峡仍然处于封锁状态，以色列不得不向埃及让步。 纳赛尔认为，１９６７年的国际形势也有利于埃及而不利于以色列。１９５６年，以色列尚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英法两国同以色列协同作战，为以色列的城市提供了空中保护伞，使其免遭阿拉伯国家的攻击。而这一次，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以色列在世界上陷于孤立境地，它不可能再指望西方国家为它开辟第二战场。１９５６年的埃及是孤军作战，而这次整个阿拉伯世界却团结起来，唯纳赛尔马首是瞻。整个实力对比有利于埃及，而不利于以色列。他没有意识到，英国和法国虽然退出了中东的角逐，但是，美国鬼子又来了。这个美国鬼子，即使是像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也对其望而生畏，不敢正面撸其锋芒，而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试想，半个月前还争吵不休的阿拉伯“兄弟”，会一下子尽弃前嫌、投到纳赛尔的大旗之下？纳赛尔太自信了。 纳赛尔不仅错误估计了阿以双方的力量对比， 在分析以色列的意图时，他又忽视了以色列的民 众心态，低估了以色列政府采取行动的能力，因而 制定了消极等待政策，失去了先发制人的良机。 我们曾经提到，纳赛尔在决定封锁海峡之前，曾有意识地停顿了一下。他要看看以色列的反应。如果以色列反应十分强烈，他说木定会就此止步。岂料天遂人愿。以色列政府作出的反应竟然如此温和，让全世界都感到意外。没有一个人想象得出，作出如此温和反应的竟然是以色列政府。对此，美国人没有意识到，苏联人没有意识到，阿拉伯人也没有意识到，就是以色列人也没有意识到。艾什科尔的讲话，对纳赛尔来说，是一份意外，也是一份惊喜。 在纳赛尔看来，以色列总理艾什科尔与他的前任本一古里安不同，他守成有余，闯劲不足，他不是一个想打仗的对手，不会因为海峡问题走向战争。对日艾什科尔在议会的讲话更是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他的想法。他认为，艾什科尔太软弱了，他不会有勇气作出类似于发动战争这样一项性命攸关的决定。以色列政治制度的局限性和内部阻力使得一个软弱的政府要采取战争行动十分困难，他估计以色列不会因封锁亚喀巴湾同埃及打仗。至于以色列政府内部的反对派的影响，纳赛尔也不是完全不清楚，但他不相信反对派能左右事态的发展。事实上，他错了。 当５月危机刚刚开始时，以色列政府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埃及向西奈增兵，以色列军方的估计是埃及在虚张声势，不值得作出过度的反应。艾什科尔后来也证实，美国告诉以色列，埃及军队的调动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以色列军方估计，埃及最早也要到１９７０年才有能力向以色列发动进攻。如果此前埃及发动进攻，那就等于自杀。对埃及的举动，他们并没有过分紧张。５月匕日，艾什科尔发布了部分动员后备役军人的命令，但在内阁会议上，他仍然认为埃及军队大张旗鼓地进入西奈不过是虚张声势，其用意与其说是吓唬以色列，不如说是为了引起阿拉伯人的注意。 可是，到埃及命令联合国紧急部队撤走后，以色列军方的感觉就明显不一样了。与约旦、埃及的估计一样，以色列也认为，只要联合国部队留在西奈和加按，战争就不会打起来。埃及不会越过联合国部队来进攻以色列，而以色列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题，在联合国紧急部队身上动刀。可是，当这支象征性的部队撤出后，西奈将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可就说不准了。以色列相信如果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取得胜利，发起战争的人，一定会好好估计自己的实力，也要掂量一下对方的实力，估计一下胜负之数到底是多少。但是，如果他的估计发生错误呢？纳赛尔决定撤走联合国部队，这说明他自己已经或多或少地被自己的实力蒙蔽了。但是，以色列军方还不相信，埃及真的会对以色列动武。当纳赛尔宣布封锁海峡的时候，以色列军方真的感到有点被动了。看来，纳赛尔真的是看错了对象，对自己的实力太自信了！ 纳赛尔不仅错误估计了自己的实力，也错误估计了以色列民众对政府的影响。虽然阿拉伯人认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立国侵犯了他们的生存权利，但是，在绝大多数犹太人看来，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回到他们祖先居住过的地方，建立以色列是改变他们命运的唯一途径。以色列国得到全世界犹太人的支持也就不足为怪了。这样使以色列就产生这种局面：一个犹太人可能对政府的国内政策有种种不同看法，但在政府的阿拉伯政策上，他们的意见却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是不会允许自己的国家在一个软弱的政府手中灭亡的。在整个５月危机里，以色列国内群情激动，主战派的观点日益占据了上风，到５月２４日，国会中已经有人要求成立一个有反对派成员参加的多党联合政府。本一古里安公开声言，一个战时政府每天必须作出几十项决定，言下之意是，目前的领导不可能卓有成效地领导以色列走向战争，更不能引导以色列走向胜利。以色列工党总书记西蒙·佩雷斯也说，“国家需要一个各党派联合的政府。需要更换领导，换一个能领导我们摆脱这场危机的人。”本一古里安的政敌贝京也不记前嫌，要求艾什科尔让位给本一古里安。 一旦确定战争有可能爆发，以拉宾、达扬和巴列夫等人为代表的以色列军方的立场就十分强硬。他们坚决主张政府对阿拉伯国家开战，不管纳赛尔实行的是遏制政策，还是真正的战争政策。在军方的强硬派看来，这都是可以促成战争爆发的合法理由。１９５６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英法和以色列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由于美国的干预，他们却被迫吐出胜利果实。以色列军方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决心报复。战争刚一结束，当年率军进攻西奈的达扬就口出狂言，要对阿拉伯国家“进行第三次、第四次、第七次、第八次战争”。１９６３年拉宾就任总参谋长后，马上就拟定了对埃作战计划，对埃及实施突然袭击的准备工作早在１９６５年就开始了。虽然以色列军方估计，１９７０年前埃及如发动对以战争无异于自杀，但１９７０年后情况难料。应该利用目前的局势，给埃及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消除埃及的军事威胁。如果说，艾什科尔政府平时尚可勉强压制军方立场的话，那么，在５月危机这种群情激动的背景下，艾什科尔政府再也挡不住军方的要求了。他在国内各种势力的压制下，被迫一步步地退让，直到让出自己的国防部长职务，由达扬接任。而纳赛尔恰恰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上，即使被纳赛尔看好的艾什科尔，也不是一个真正软弱无力的决策者。在以色列这样的国家中，真正软弱的人是坐不到总理的位置的。当海峡被封锁后，艾什科尔对他的政治秘书阿迪·亚菲说，“看来没有其他出路了”。埃及人真的打上门来，以色列怎么办？束手就擒，等待阿拉伯人把犹太人抛人大海？这对任何一个以色列人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只是，比之于拉宾、达扬这些强硬派，艾什科尔要显得理性一点。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不愿意动不动就诉诸武力。战争毕竟不是儿戏，对以色列来说，一场胜利的战争，估计会让以色列付出伤亡一万人的代价，而如果是一场失败的战争，估计有２００万以色列人会遭殃！他不愿轻易寻衅，而要家颜观色，看看下一步怎么走，世界其他国家又是什么反应，尽力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对军方的开战呼声，艾什科尔压制着，而是尽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当强硬派代表贝京求见艾什科尔，要求他从国家利益出发，把总理的职位让给本一古里安时，艾什科尔对这一建议嗤之以鼻。本一古里安倒是有些像英国的丘吉尔，可是他艾什科尔绝对不是张伯伦！当内政部长夏皮罗也向他提出类似的建议时，他就直截了当地把夏皮罗嘲笑了一番，说你不用担心，“我还控制得住形势”。 可是，艾什科尔最终还是顶不住了。５月２７日晚上，艾什科尔同意成立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当天晚上，内阁开会，讨论和战问题，结果两派的主张势均力敌。艾什科尔加入主战派行列，但是，他在随后发表的广播演说中，给人的印象是软弱无力的，以至于主战派认定，这样一个软弱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领导国家走入战争的，更何况他还兼任着国防部长一职，必须把他的国防部长免去。５月３０日星期一，艾什科尔的工党一工人联合党联盟所属议员开会，艾什科尔要求他的同志们开诚布公，直言不讳地发表意见，结果他们照办了。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要求艾什科尔立即辞去国防部长一职，由达扬或伊盖尔·阿隆接任。这无疑给艾什科尔当头一律。他伤心地说：“我到底做了些什么错事，会让你们认为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国防部长呢？如果放弃了（国防部长）这个职务，我还能干些什么？”他建议让达标和阿隆两个人都出任他的副总理，协助他处理国防事务，但与会者拒绝了。艾什科尔接着提出成立一个由数位前任参谋长组成的特别防务委员会，他们也拒绝了。他们什么都不要，就要求艾什科尔辞去国防部长职务，或者连总理一职也一并辞去，让高明者上台执政。６月１日，工党书记处再次开会，讨论艾什科尔的任职问题。西蒙·佩雷斯的夫人领着一帮妇女示威游行，她们举着标语牌，要求达扬任国防部长。艾什科尔眼看大势已去，只得同意辞去国防部长一职，由达扬接任。以色列强硬派终于为开战扫清了最后一个障碍。当天晚上，以色列电台公布了这个消息，顿时，以色列一片欢腾。一位妇女说：“达扬是以色列最伟大的人，向伟大的达扬致敬。”一位军官则说：“从此我们将由老鼠变成狮子，由狮子变成神龙。” 纳赛尔也从电台里听到这个消息。至此他明白，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他告诉助手：鉴于以色列政府内部的变化，他认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但是，他并不担心，他还是认为阿以力量对比有利于埃及，埃及没有必要采取先发制人的进攻行动，而将行动的主动权留给了以色列。埃及战略思想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阿拉伯人在同以色列交战时不应开第一枪，何况苏联人已经表示过，“开第一枪的人将处于难以防守的政治地位”。美国和法国也提出过类似的警告。因此，纳赛尔决定不首先采取行动。６月２日，纳赛尔在接受电视采访中对英国下院议员克里斯托弗·梅休重申，他不打算首先发动进攻。梅休说：“如果他们（以色列人）不进攻，你将不去碰他们吗？”纳赛尔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我们不会去碰他们。我们不打算进攻以色列。”虽然让以色列首先进攻埃及会有些被动，埃及可能会遭到一些损失，以色列可能会推进到阿里什的郊区，但只要埃及占领了埃拉特，就足以弥补这一损失。但是，他的军官们并不像他这么自信。他们由阿密尔元帅领头，联合要求纳赛尔向以色列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空袭。空军司令穆罕默德·西德基·马哈茂德说，如果让以色列首先发动突然袭击，埃及空军将有２０％遭到毁灭，但纳赛尔还是拒绝了。６月初，阿密尔元帅再次提出这个要求，担纳赛尔仍置之不理。埃及和可能到手的胜利失之交臂。 对美国轻信，对苏联迷信。差强人意的国际 形势判断，让纳赛尔迷失了方向。 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这个道理可以说十分简单。事后看来，纳赛尔在战争前景已经明了的情况下拒绝先发制人，几乎有点不可理喻。但是，在他自己看来，让以色列开第一枪，从而让国际舆论站在埃及一边，这对埃及有利。而且，他也不相信以色列真会动手，在此之前，他已经从美国和苏联那里得到了保证。只要他不先动手，战争就打不起来。但实际上，他轻信了美国，迷信了苏联，高估了苏联干预中东事务的能力，高估了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决心。 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后，英国和法国退出了中东的角逐，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和苏联。为了同美国争夺中东，苏联通过大规模的军援和经济援助介入阿拉伯世界，苏联对埃及和叙利亚的影响尤其重大。苏联把支持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对抗，视为它同美国争夺中东的有效途径。在这种背景下，中东战争实际上带着美苏争霸的性质。 在这场危机的初始阶段，美国和苏联都明确表态，支持自己的盟友。当埃及宣布封锁亚喀巴湾后，美国总统约翰逊立即发表声明：“试图封…… 已经给这场危机造成了新的严重问题。美国以为亚喀巴湾是一条国际水道，封锁以色列船只是非法的。这种做法将给和平事业带来潜在的灾难”，同时，约翰逊还宣布美国 “坚决支持该地区所有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苏联则一如既往地谴责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叙以４月危机时，苏联曾明确向以色列提出警告，不要在“紧邻苏联边境的地区玩火”。５月份，苏联也曾支持埃及进军西奈半岛，并说：“任何人如果试图在近东地区发动侵略，那么它不仅会遭到阿拉伯国家联合力量的抵抗，而且也将遭到苏联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强有力的反对。”５月２５日，埃及国防部长巴德兰访问莫斯科，回国之后他给纳赛尔带回苏联总理柯西金发出的一个信息：“苏联将支持我们进行这场战斗，除非恢复到１９５６年时的状况，否则它将阻止任何国家进行干涉。”苏联同时还警告以色列，反对它发动军事行动。苏联无疑是将支持埃及作为它打入中东地区同美国对抗的一个楔子。苏联的态度使埃及领导人大受鼓舞，他们确信，有了苏联的保证，他们将不用担心出现类似于１９５６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大国的军事干涉。５月２９日，纳赛尔在国民议会讲话时说：“听了巴德兰关于他在莫斯科会谈的情况汇报后，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苏联是一个友好的国家，它正像一位令人尊敬的朋友那样站在我们一边。”阿密尔元帅在６月２日发出的第二号战斗通令中指出：‘油于苏联所采取的坚定立场，以及如果任何大国参加对埃战争，它将立即进行干预的决心，现在已很清楚，美国政府决不会参与以色列方面的任何军事冒险。” 但是，当中东局势急剧恶化，阿以双方已经剑拔夸张的时候，苏联却出人意料地希望息事宁人了。中东地区在苏联的战略棋盘上固然重要，但如果因此导致美苏之间的直接对抗甚或引起一场热核战争，那是苏联所不愿的。在埃及和以色列都决定打仗之后，苏联却认为中东形势必须就此止步。苏联虽然也是超级大国，但它没有与美国对抗的力量，苏联领导人也没有这种勇气，这在几年前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已经显露无遗。苏联正在推行缓和战略，不希望中东影响它的全球战略部署。而纳赛尔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相信苏联的实力将能抵消美国对中东局势的影响，但他错了。 ５月２６日，苏联和美国进行接触。柯西金建议两大国同时采取行动，以缓和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次日凌晨３时，苏联驻开罗大使紧急约见纳赛尔，转达柯西金致纳赛尔的照会。柯西金说，挑衅行动会对全世界产生不幸后果。苏联大使说，苏联已从美国得到保证，以色列木会发动进攻，如果以色列进攻，苏联决不会坐视不管。纳赛尔相信了，有两大国的联合保证，谅以色列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尽管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军方先发制人的要求十分强烈，纳赛尔总觉得高枕无忧，以至于坐失良机。 纳赛尔甚至对美国也抱有一丝幻想。他认为，苏联将抵消美国在中东的影响，而且，他认为在中东…… 南，它不可能支持以色列发动战争。再说，同犹太复国主义者搅在一起将使美国人在中东声名狼藉，美国不会冒这种风险。 的确，美国不希望中东发生一场全面战争，但是，美国更不希望以色列被阿拉伯国家消灭。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唯一的一个桥头堡，以色列被消灭了，美国在中东的影响也就给消除了，中东势必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是美国人无论如何不愿看到的结局。美国一方面呼吁通过和平手段促使亚喀巴湾重新开放，一方面重申了历届美国政府的承诺：美国坚决保证该地区所有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如果以色列因为亚喀巴湾被封锁而向埃及发动一场突然袭击，美国并不会觉得意外。美国国务院向苏联表示：“美国政府把所有妨碍以色列船只或其他国家船只在海峡通航自由的行动视为侵略行动，美国政府认为以色列有权对此进行自卫。”这分明是怂恿以色列发动战争。美国人甚至觉得，在美国不卷入的情况下，由以色列对埃及采取一场有限的军事行动，解除埃及对亚喀巴湾的封锁，不失为一种理想的解决危机的办法。它既可以避免一场全面战争，又可以把纳赛尔到手的东西一笔勾销，让他威信扫地。当以色列政府内部主和的外交部长埃班抵达华盛顿访问时，美国人甚至大为懊恼，以至于让埃班在华盛顿坐了一天冷板凳。在埃班预定到达白宫前两小时，约翰逊总统曾召见以色列驻华盛顿公使埃弗隆，总统直截了当地告诉公使，他没有什么话要对埃班先生讲，要讲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全都讲了。在美埃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纳赛尔还对美国认识不清，将控制以色列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实在是太幼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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