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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是俺打网球的球友。对外人，俺从来都说俺们俩球技差不多。内心里，俺可觉着比他技术高一块。但无论如何，俺们是一个挡次的运动员，所以俺一直觉得俺们俩年龄应该差不多。直到一次聚餐，老黄多喝了几杯，这才说出，他实际上比俺大十岁，而且的而且，他六二年参加过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下面是俺根据老黄口述整理出的他那次亲身经历的故事。 一九六一年，我十六岁，高中还没毕业，听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热血往上一涌，对父亲说：我不考大学了，要参军保家卫国。父亲家世代书香门第，本人是大学教授。听到我的话，只问了一句：“你真下决心了？”没有再说别的。 我的事迹很快被中学报到区里，被树为新一代革命青年的先进典型，然后被军队某院校破格录取。进校后，按照惯例，先下连当兵一年。刚到连里，正赶上部队被派往中印边界。我的心里那叫激动，心说杀敌立功光荣牺牲的时刻总算来到了。可惜后来上面又来命令：我会英语，部队需要我到师部当英语翻译。接到命令，我还真闹了好几天情绪。一定是那会儿的革命电影看多了（这最后一句是作者加上的）。 反击战打响，我们师打的第一仗是奇袭印军驻张多（地名，音译）独立旅。那仗打得真漂亮。一个旅几千人，连锅端，一个没跑掉，连旅长达维尔少将都作了俘虏。 张多山高路险，车辆开不进去。印军的给养全靠空投。我们拿下张多，发现印军空投场上到处是降落伞，伞包都没来及打开，里面装满压缩饼乾，可见印军确实被打个措手不及。 战士们大都是农村兵，看到降落伞上的尼龙绳，好不奇怪：这是啥做的？这么轻，这么软，又这么结实。细细的一根，吊个大活人都拉不断。两节绳头放到一块，划根洋火一烧，就能连成一根。收缴伞包的时候，不少战士悄悄拿匕首把尼龙绳割下来塞到兜里背包里，准备将来带回农村家里，挂衣服扎口袋绑黄瓜架豆子架。 据说那次打仗之前，印度军队并没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他们认为，两军相比，无论是武器装备、训练水平还是整体、单兵素质，印军都占绝对优势，所以稳操胜券。想想也是，别的不说，单是他们降落伞上的尼龙绳，我们的战士就从来没见过。不过他们不知道，我们中国虽然贫穷、落后、闭塞，但中国人可并不笨。 我们一个个看上去象唐人街卖菜的，可拿本电脑书学一、两年，就能把一、二十年编程经验的老美甩在后面（这段又是作者加上的）。 我们几个翻译还没来及拆尼龙绳，就被叫到旅部。原来印军败得十分狼狈，旅部指挥设施来不及毁掉，尤其是一套沙盘竟然完好无损地落到我们手里（作者插话：也说不定是老印认为中国人根本看不懂），盘上清楚地标示出整个地区山势、地形、道路和印军防线的位置走向。 这里再插一句：据说那次反击战，在北京坐阵指挥的是“独眼龙”刘帅。据说刘帅分析我方掌握的情报，得出结论，印军防线是“铜头、铁尾、草包肚”，制定的总攻方案是：“崭头断尾，中心开花”。我所在师的进攻目标，正是印军防线中段重阵亮马通（地名，音译）。 话说这亮马通地形险要，印度投入的守军有四万多。工事密集坚固，轻重武器齐全。印军知道，我们能往这投入的兵力超过五万，也知道我们已经一举歼灭他们的独立旅。可要说我们能拿下亮马通，他们怕是把脑袋赌上也不会相信。 事后回想起来，我们当时如果没有得到那个沙盘，这次战役乃至整个反击战，说不定真会是另一种结局。 我们被招到旅部，因为在沙盘的“崇山峻岭”中，发现一条红色铅笔画的线。我们翻译出旁边的英文说明，再审问俘虏，原来那是当年一个英国一个名叫贝里的上尉到此探险，雇个几个当地的挑夫向导，走出的一条小道。这路歪歪曲曲，正好绕到亮马通后方。指挥部得到这一情报，非常重视，很快作出决定，命令我们师两万人轻装沿小道强行军，三天三夜插到亮马通背后，于第四天清晨和正面部队同时向亮马通发动总攻。部队赶紧从当地找来一名门巴族（音译）向导，请他带部队沿那小道去亮马通。怎么说服他的，我没有听见，无外乎“事成之后多多给钱”。 说是“轻装”，实际上哪里“轻”得下来？那是喜马拉雅山，冰天雪地，棉衣棉裤大衣不能轻。武器弹药不能轻，小道又窄又险，骡马根本拉不过去。两天三夜的乾粮不能轻，行军开路必须的装备也不能轻。我们部队的装备落后，行军锅、开山斧什么的都得带。我年纪小，受照顾，除自己的枪支弹药乾粮，额外只扛一把两人拉的大龙锯，一些身强力壮的战士扛的是迫击炮筒炮架炮盘，每件都有上百斤。要是印军听说跟他们打仗的部队抡大斧拉大锯开路，保不齐又是一笑话。 那三天三夜，我们除了吃饭和短时间休息，就是走。走到后来，多累多饿都记不起来了，就记得一个字：困！每次休息，大家往地上一坐，立刻就睡着了。 这一行军，新兵老兵可就分出来了。我们途中趟一道冰河，老兵都脱了鞋袜裤子扛肩上，光着脚光着屁股趟，到对岸再穿上。这样，裤子鞋袜都是干的。反正队里没有女兵。再说，到那节骨眼，就是有女兵，也顾不得了。我下手一摸，河水冰冷刺骨，加上有点掰不开面子，裤子没脱就下河了。过河往前走没多远，棉裤冻成两根冰砣。没办法，只好把棉裤脱下来扔掉，穿着单裤往前走，边走边打哆嗦。我们班长身材高大魁梧，心眼真好。看我那狼狈相，把我的枪拿过去扛着。每次休息，他都解开自己军大衣扣子，把我搂在他的大衣里，帮我暖身子。 说是一条“小道”，其实哪里有“道”，只不过丛林中有钻得过去的缝隙，山崖上有踏得住脚的地方。有一回下坡，窄窄的山路，一侧是峭壁，另一侧是深谷。我肩后扛的龙锯又长又有弹力，几次挂到岩壁上，差点把我弹下山谷。我说：“连长，我能不能把这锯扔下去，到山底下再把它找回来？”连长说：“扔吧”。结果那锯在山谷里腾腾地弹呀跳呀，到山底下早没影了。我心里明白：连长早知道那锯扔出去就休想找回来，他是照顾我年龄小。那次战斗结束，领导上为我记功时也说：“小黄真不简单，小小年龄，刚刚参军，行军没有掉队，打仗也很勇敢，有人亲眼看见他打死数个敌人。” 我到底参加过战斗吗？参加过。开过枪吗？开过。打死过几个敌人？不知道，反正我看见印度兵冲过来，抬起枪，扣板机，接着就看见印度兵倒下去，那会儿大家都在开枪，印度兵究竟是我还是别人打倒的？我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 那是在快到亮马通的时候，前边突然传来枪声，发现一个印军的暗堡。团长命令部队把暗堡围住，还调我们几个翻译上去喊话，先来“政治攻势”。暗堡是半山横躺着的一棵大树，树干底下是一排枪眼，正好封锁住我们行军的小道。班长举着话筒喊：“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部队，你们被包围了。快投降，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话音未落，枪眼里射出一串火光，一颗子弹正正穿过班长眉心。 那时才知道，啥叫不怕死。看见班长倒下，我什么都忘了，冲过去扑在班长身上，放声大哭。根本理会不到头顶身边嗖嗖划过的子弹。 团长也火了，大喊一声：“给我烧他狗娘养的！”几根火焰喷射器立刻就把暗堡烧成一片火海。 下面的场面，我一辈子忘不了——火海里一片绝望的惨叫，印度兵一个接一个从暗堡冲出来，个个身上冒着烟带着火，嚎叫着，一边开枪，一边不顾一切地向我们冲过来。闹半天暗堡很大，里面藏着上百印军。我端起枪，不停地扣扳机，身边身后几百支手也在不停地扣扳机。好像一眨眼的工夫，所有印度兵都被打倒在地上。 事后回忆，发现人在战火中，恐怕什么都来不及想，来不及想对错，来不及同情，甚至也来不及害怕，脑子里只有仇恨，仇恨都集中在枪口上…… 第四天清晨，天还没亮，我们翻过一座山，终于看到山脚下亮马通的灯火。一路上，除了那座暗堡，没有再遭遇印军，可见印方对这条小路并不重视。就在这时，先头部队报告：向导不见了！ 门巴族老乡八成是看到暗堡那一幕，吓坏了，不知到达亮马通后又会是什么情景，所以钱也不要了。他地形熟，别说找条岔路跑掉，就是随便躲进山沟山洞甚至树丛里，我们上哪去找？ 离开向导，我们才发现小道找不到了。脚下处处是悬崖峭壁，亮马通近在咫尺，部队却没法下去。 早上六点钟，亮马通方向枪炮声响成一片。显然是正面部队准时发起总攻。可我们师这两万人还在山腰上打转转。这时，不知谁想起从独立旅缴来的尼龙绳，赶紧命令战士们交出来，集中到一起，点火烧，接长，几股细绳纽成粗绳，找崖矮些坡缓些的地方，一根根垂下去，战士们抓着绳子往下滑。大约八点种，我们师总算在亮马通后面打响了。 说实话，亮马通战役究竟多么激烈，我并未亲眼看见。在半山腰只听见雨点般密集的枪声和震天动地的炮声，看见我们的迫击炮弹带着硝烟飞向城中。等我们滑下山坡随着部队进城，炮声已经停止，枪声也变得零零星星。显然，战斗已经结束，印军很快被打垮了。 我是翻译，参加审问俘虏，这才知道，印军研究过我军的战术战例，知道我们在大规模进攻前通常会派小股部队穿插渗透，搞“奇袭白虎团”，所以预先做了准备，可惜他们过于迷信喜马拉雅山天险不可逾越，设想我军可能会事先派小股部队渗透潜伏，人数不可能太多，更不可能携带重武器，所以只留一个营随时待命。我们的部队刚从后面打响，那个营就扑了过来。他们万万料不到，从后面包抄过来的竟是一支两万人的整编师。 前面说过，那次反击战，军委制定的指导思想是——斩头断尾，中心开花。亮马通正好是印军防线的中心。这里被切断，印军全线首尾不能相顾，防线立时崩溃。更重要的是：我军实施大规模长途迂回穿插，部队仿佛“从天而降”，把印军的胆吓破了。他们不知道中国军队是从哪出现的，更不知中国军队还将从哪出现，于是就出现了人们广为传说的那种场面——枪声一响，印度军队撒腿就跑，追都追不上。 可惜的是：我们师在山腰上耽误两个小时，没能和正面部队同时打响，印军指挥官有时间坐直升飞机逃跑，印军也有时间烧毁粮仓。前门说过，我们师只带了三天的乾粮，不知是不是师长算准我们能吃亮马通印军的粮食。结果城里七个粮仓，被印军烧了五个。另外两个粮仓里存的是什么？想不到吧？全是腰果。我们起初不知道那是什么，几个四川兵不知是从前见过还是不懂装懂：“这是印度花生米，弯弯的，好吃。”我们在亮马通住了七天，吃了五天腰果。第六天，我们的给养才运上来。打那以后直到现在，我看见腰果就恶心（插一句：老黄的话题，就是吃完饭女主人请他吃腰果引出来的）。 想想也是万幸：还好印度独立旅被端锅时没有这两个小时喘息，否则只要哪个老印在那沙盘上抡几锤，我们就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在这里吃腰果了。 这些年来，常有朋友问我些与那一仗有关的问题，比如：我们打仗那地方从前究竟是哪国的领土？ 中国领土！这点毫无疑问，即使按照英国人留下的我们从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划分，那也是我国领土。 那么，中国领土怎么跑印度手里去了？ 那是印度从五、六十年代，趁我们顾不过来，一点点“蚕食”去的。所谓“蚕食”就是趁没人的时候悄悄地把边界桩子往我们这边挪。有人问：“中国是强国，印度是弱国，弱国怎么敢侵占强国的领土？”前面说过，印度当时并不认为自己比中国弱。有人问：印度如果十年把边界往前推了几十上百公里，中国怎么可能不知道？别忘了，中印边境大部份地区山高路远人迹罕至。当年中国修建一条从新疆到西藏的公路，建成后在人民日报发消息，印度政府这才醒过梦来抗议：你们中国怎么把路修到我们印度领土里了？在山低坡缓的西段边境尚且如此，更何况这喜玛拉雅山脉深处的东段。 说到这，几乎所有的朋友都问同一个问题：既然是中国领土，费尽千辛万苦打过去，为什么又撤回来？关于这个问题，我还真查过资料。撤军的建议是周 恩 来提出的，表面理由是为了国际不结盟运动的大局。中国和印度同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在我看来，其实真正的理由是：那地方根本守不住！ 我们是在喜马拉雅山北坡，坡陡路险，交通不便。印度在南坡，道路和气候条件都好得多。有人说：一辆满载汽油的卡车从内地沿川藏公路开到拉萨，车上的汽油就得烧掉一半。如果是这样，那车开到我们打仗的地方，车上的油恐怕就都烧光了。那时如果不撤军，光几万军人在那里的补给恐怕就能把部队拖垮（作者听到这有点犯晕：半车汽油开到拉萨，半车汽油开回内地，那卡车还能载什么物资？整车汽油才够开到中印边境，那车还怎么开回来？夸张归夸张，交通运输不便怕是无疑的）。 有些朋友问：既然明知道守不住，为什么还要打？唉，那一仗恐怕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不打，印度这些年恐怕还会不断向我国领土推进蚕食。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咱们一位有名的领导人曾向印度提出一个有名的善意建议：按照“麦克马洪线”的划分，中国在中印边境西段“占有”印度一块领土，印度在东段占据着中国一块领土，两块领面积差不多，既然如此，两国干脆在维持现状基础在谈判坚决边境领土纠纷。没想到印度的答复是：印度占领的领土是印度的，中国占领的领土也是印度的，唯一公正的坚决方法是这些领土归还印度。国与国之间的纠纷，经常不是善意能够坚决的。 前一段有人说：印度现在军力比中国强，科技比中国发达，下次再战，恐怕挨打的就是我们了。印度和中国如何比较，我说不好，不过我总记得参加审问印度战俘时，独立旅长达维尔少将说的一句话：“我们印度军人非常勇敢，但是我所见过最勇敢的士兵就是你们守卫泽扰桥头的那个小战士。” 那个小战士是西藏军区某部副班长小吴，他守卫的泽扰桥其实只是一条名叫怕姐郎河的山涧上横放的三根大树干。六二年之前，那里根本没人把守。那年九月，印军过河偷袭我军边防巡逻小分队，打死我方五名军人，其中包括小吴的班长。事后，又恶人先告状，说打退中方侵略什么的，还把桥上树干拆走一根。打那时起，到十月下旬开战，双方才派兵在桥头日夜站岗。可以说，那一事件是对印反击战的直接导火索。 印军派在桥头的兵力是一个营，后面山上还有一个独立旅。我军为不打草惊蛇，只向桥头派出一个排。那时军委给前线部队的命令是：寸土不让，但绝不开第一枪。 所谓“寸土不让”，就是站岗要站到桥心分界线我方一侧，这在当时叫“宣示主权”。所谓“绝不开第一枪”，就是无论印军如何挑衅，只要他们没有跨过分界线，没有开枪，我方绝不理睬。我看过我方战地记者偷拍的照片，两国士兵在桥心对峙，枪口几乎顶着枪口。印度兵仗着个子大，故意把枪端高，枪口正对着小吴的脑门。那一个多月，我们的战士，尤其是小吴，让印军好好见识了什么叫临危不惧。 起初，双方都是两个小时换一次岗。很快，印度兵站不下去了。换岗由两小时改成一小时，又改成半小时，单兵站岗改成两人站岗。他们人多，轮换得过来，所以每个士兵每星期只站一班岗。我方原本就人少，一个排即使满员，每个战士每三天也要站两小时岗。高原环境恶劣，病号减员在所难免，加上我们的战士也不是每人神经都经受得起天天面对黑洞洞的枪口，病号越来越多，有时甚至派不出人换岗。每当这时，小吴总是二话不说，端起枪就去顶班。站完两小时无人来换，就接着站下去。后来一段时间，每天都在桥头站几个小时。那一个营印军，每个士兵都和小吴面对面站过岗。有的军人前一次面对小吴站完岗，几天后换岗，桥头站着的还是小吴，有人甚至以为桥头是小吴一个人守下来的。 小吴的勇敢不是表面上的气势汹汹。恰恰相反，他在印军的虚张声势挑衅恐吓面前表现得最平静从容，面颊从不紧张，双脚从不退后，枪口从不打抖。记得小时候背过顺口溜：“困难象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那次中印泽扰桥头对峙，也是同样道理。小吴和他的战友们的勇敢无畏，使印军人人视那每星期半小时岗为畏途。达维尔少将记得”那个小战士“，可见我们战士的勇气，竟惊动印军前线最高指挥官曾经亲自到桥头暗中观察。 对印反击战胜利后，我军授予八位军人战斗英雄称号，其中七人是追认，只有小吴一人活着获得这一殊荣。小吴后来变成老吴，获得提升，最后升至西藏某军分区政委，成了全西藏军区有名的怕老婆。曾经有人不服气说：“站岗不动真刀真枪，算什么英雄？”他们可能忘记了，小吴在后来的战斗中表现非常英勇。他们也许不知道，小吴和他的战友们在枪口下表现出来的勇气，曾经在印军中造成多大的心理威慑。 这些年来，印军的准备可能更强了，印军的训练可能更好了，但仗是要靠人打的。印度四十多年不敢轻举妄动，恐怕心里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军人什么样的战士。 故事写完，拿给老黄过目。老黄叫起来：“你怎么记的？怎么把我负伤那段都漏掉了？我们那次哪一仗打得象你写的这么容易？就是那次打独立旅，也是强行军两天两夜不睡觉，才把旅长达维尔少将逮住。” 那时候，我们在山里夜行军，既没有也不敢使用任何灯光照明，只能命令每个官兵在左臂系条白毛巾，把两腿裤脚挽起来露出白袜统，后面的人跟着前面的白毛巾白袜子走。我跟在班长后面，走着走着，突然看不见前面的毛巾袜子。我叫：“班长。”班长回答：“在这。”声音就在前面一、两步远。我往前一迈，前脚踏空，一头栽到山谷里。原来窄窄的山路在我面前拐了个死弯，班长拐过去走在前面，忘告诉我了。还好谷不太深。大家放下绳子，把我拉上来。我趴在地上，腰疼得站不起来。营长命人牵过驮炮的骡子，用绳子把我绑在骡子背上，这才没掉队。我在骡子背上趴了好半天，腰才缓过来，下来跟着部队继续行军。 我真的很感激营长。按说，急行军强行军途中的病号伤号，部队根本无暇顾及，只能把伤病号留在原地，等后续部队收容。如果我一个人留在喜玛拉雅山那种恶劣环境里，恐怕也不用指望能被后续部队能找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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