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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解释为什么美国并不拥有左右中国崛起的决定权。中国的崛起是中国固有的民族权利，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追求国家独立、统一、繁荣、富强的延续。但崛起并不是历史的必然，必须不犯大的错误才有可能。中国的崛起以及和平发展的道路必须以强大的国防力量做后盾。笔者认为，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是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有助于加速民族复兴的步伐。 一、崛起、现代化与复兴――中国崛起的语义之辨 迄今为止，学术界和大众传媒对“中国崛起“的含义并无共识，大多数作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往往都有其独特的理解，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科学讨论上的障碍。实际上，词汇“崛起“本身早已有之，在汉语语言文字系统里并不是一个新名词。在涉及地位、权力等概念时，其含义等同于“兴起“，汉语与英语皆然。在用于描述国家时，崛起的基本含义是，一个国家从默默无闻、可有可无的地位崭露头角。它的特征是，在较短的时期内超越了原来所处的群体脱颖而出，从而受人瞩目。 崛起并不是大国的专利。小国（或地区）也有崛起之说。20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在描述新加坡、韩国、台湾和香港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时，常常使用“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或者“经济腾飞“、“奇迹“等词汇。学者在探讨印度近年所取得的成就时，也常常使用“崛起“一词。还有一些学者甚至把1948年以色列国家的建立，称作“以色列的崛起“。 小国在崛起之后，如果继续以高于原来所属群体的速度发展，还可以成长为大国。日本仅37万平方公里有余的国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小国，但在明治维新以后国力迅速发展，从一个撮尔小邦窜升为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的军国主义大国。二战后，日本在战败国的废墟上，历经30年不到的时间，再度崛起为世界大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实现了当年日本帝国用武力无法达成的目标。又譬如，英国在崛起前后，英伦三岛的面积区区31万平方公里，但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达200年之久，并作为全球头号强国以及世界霸权存在了近一个世纪。至今，英国仍然位列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其实，小国与大国的区分是相对而言的，其分野并不明显。“小而不弱，大而不强“的现象在自然界比比皆是。奥斯曼帝国曾经横跨欧、亚、非三大洲，但在19世纪初年，欧洲列强争相宰割，成为他人俎上之鱼肉。可见，国土辽阔并不绝对意味着是大国，国土局促同样可以成长为大国。 但是，倘若美国这样的国家，拥有横跨两大洋的广袤国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人均国民收入仍然位居世界前列，它的物质力量无疑是令人羡慕不已和望而生畏的。这样的国家的崛起确实具有挟雷霆万钧之势。 “中国的崛起“也不是一个新鲜词汇。共和国开国总理周恩来童年时代即发出“为了中华之崛起“的豪言壮语。继1963年、1964年两度提出“四化“概念后，在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发出了“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的号召。周恩来一生的追求表明，在近现代中华民族的那些脊梁看来，国家的崛起与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类似的概念、类似的目标。 但是，“中国的崛起“作为一个经济、政治类术语，是一个新名词。它既是指世纪交替之际逐渐显露出来的一个全新的国际现象，又是国际社会在讨论这段时期以来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变化时常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在使用“中国的崛起“这个概念时，它的含义可以理解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及其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它意味着中国正在摆脱落后状态，正在迅速实现现代化，正在向发达国家的行列迈进。 显然，一个惟有实现了现代化的中国才称得上是一个崛起的中国，而一个崛起的中国一定是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 那么，什么是现代化呢？穷本溯源，现代化原本是一个时间概念，因为“现代“本身具有相对的时间属性。在不断发展的人类历史中，任何时代的人们都会很自然地把他们生活的时代称作“现代“，我们、我们的先辈以及后代都不例外。 但是，当西方人率先发明并广泛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时，它被赋予了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意义。北京大学教授潘维，长期从事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他认为，对现代化最通俗的理解是，落后国家“进步到与西方一样拥有富裕的社会和强大的国家。“显然，富裕本身并不代表现代化。海湾君主国靠卖石油赚来大把大把的美元，198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前4位的国家中，海湾君主国就占据3个名额，其中，阿联酋人均GDP达22870美元，名列世界榜首。但这些国家依然没有完成现代化。现代化的特征在于，它既是一个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的概念，又隐含着与时俱进的意义；它不仅是国富民殷，更主要的是日益强大的工业生产和科技创新能力；它不仅包括物质生产领域，还包括文化、道德以及价值观念在内的民族精神世界的重新塑造等内容。 无庸讳言，中国尚未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因为，第一，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一场伟大的改革实践的进程之中。第二，中国人均GDP刚刚跨过1000美元的门槛，与美国、日本、西欧等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差得很远。2003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表示，中国有3000万农村人口尚未解决温饱，还有2300万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城镇人口。如果以年人均收入825 元人民币为统计标准，农村的贫困人口达9000 万之多，几乎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总人口。第三，机器大工业化的进程尚未最终完成，有的农村地区仍然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年代，农业对气候的依赖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等等。 那么，中国究竟如何才能实现现代化呢？这是一个极富争议性的问题，对它的理解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曾经有相当多的人认为，现代化就是欧化或者西化。西化甚至全盘西化，在清季及民国年间，是一个弥漫尘上的时髦话语。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鼓吹这类观念。现在，连西方的一些著名学者也意识到，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固有文化，没有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现代化。而且，西方化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西方远在现代化以前就是西方“。事实上，使“西方化“成为一种口号或者社会运动、政府施政方向的根源，在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所取得的物质成就及其由此产生的示范效应和吸引力。 列宁指出，各地区、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一条绝对规律，在这个规律的支配下，任何时期都存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状态超前或领先的国家。由于受人类与生俱来的对物质力量、物质财富的渴望与追求的驱动，那些富裕的、强大的国家往往具有垂范作用。从而，这样的国家获得了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也很自然地垄断了对“现代化“的解释权。这也就是近年来学者们常常讨论的“话语霸权“问题。那些富强的西方国家宣称，它们之所以富强、之所以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主要是因为它们拥有独特和先进的文化，以及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它们宣称，落后国家如果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模仿它们、用它们的模式改造社会的方方面面。它们还宣称说，它们代表了人类社会的潮流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显然，这是自我中心主义者的谬论。如果说强大的国家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那么数千年来，那些在欧亚非三大洲交接地带曾经盛极一时的强大帝国为什么会覆灭、甚至销声匿迹呢？如果说用他人的模式改造自己就能够成为冠军，可是又有谁曾见过舞台上模仿秀的表演水准超越了被模仿者本身？如果说过去、现在和未来那些强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拥有独特和先进的文化和政治制度，那怎么可能会出现后来居上者？人类历史又怎么会不断重复上演着大国兴衰的故事呢？ 当西方国家声称它们是“现代化“国家时，其潜台词是，它们代表了“现代“，只有西方国家是现代国家，而非西方世界都是一些落后的未开化民族，仍然处在古代或传统社会时期。其理由是，目前只有西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原属东亚的日本早已宣布“脱亚入欧“。其他那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不过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而已――言下之意仍然不是“西方“社会的成员。这些拥有话语霸权的国家还以教书爷的口吻说道，只有达到了它们那样的标准，也就是必须采纳并实施了它们的经济模式、政治制度乃至价值观念，才能冠之以“现代化“国家的标识。但究竟如何才算达到它们的水准呢？人家回答说，它们会进行认定，在达标后自然会颁发证书的。换言之，评判中国的天平由它们掌管，你们中国人就甭操心了。不管中国人认为这样一种偏见是何等的固步自封、何等的夜郎自大、何等的天方夜谈、何等的荒唐可笑，但它们执意这样做，怎么劝也无法使浪子回头。眼下，西方国家就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在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甚至说道，台湾的“现状“要由美国来“界定“，即美国俨然以界定和维持台海现状的仲裁者自居。其实，中国人早在约2500年前就明白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道理。 但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不信那一套。他们本着对历史和现实高度负责的态度，努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自身发展的步伐。他们相信，只要中国自身科技昌明、工业发达、与时俱进，就算完成了“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他们相信，继承并弘扬本民族五千年传统文明的精髓，既有助于加速现代化的步伐,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他们相信，一个现代化的、实现了民族复兴的中国，一定是一个卓尔不群的中国，也就是崛起的中国。 由此观之，崛起、现代化与复兴三者的内核基本上是一致的，都强调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国泰民安。区别在于，前两者包含着与他国作比较的内容，而后者完全就是一个自我完善的目标。三者均隐含了物质与精神两大领域，也就是包括了硬实力与软实力两大块内容。由于直到19世纪初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繁荣富庶的文明礼义之邦，因此，与其说当代中国人民奋斗的目标是中国之崛起，还不如说是中华民族之复兴，亦即重新崛起。 二、崛起是历史使命，也是现实责任 对中国人来说，无论是精英分子还是普通百姓，中国的崛起，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责任，是民族自豪感与爱国情操的高度融合，也就是中国人熟稔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众良知与呼声。 中国曾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惟一历经沧桑而传承从未中断过的国家。但自鸦片战争伊始，在西方入侵者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节节败退。割地赔款、生灵涂炭，华夏民族饱受凌辱、元气大伤，几近亡国灭族之祸。在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西方列强面前，中国人体验到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苦涩。 从而中华大地人心思动，图强自救。但是，无论奕？、曾国藩的洋务运动，还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抑或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共和创举，中国人民始终没有摆脱国土沦丧、民不聊生、被动挨打的深重灾难。于是，历经苦难、愈挫愈奋的先进分子，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集合了起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用人民革命战争的方式，反抗外来侵略，并击败依附外强的中国反动派。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主席就宣布，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驱逐外来侵略势力、废除帝国主义特权、重新统一中国乃是天经地义之举。然而，这些举措并不符合外国侵略者的利益和意愿。美国就曾经拒绝新中国已经成立的事实达22年之久。但是，不能说由于外国强权反对或者不喜欢，中国人民就缩手缩脚不能做或者根本就无法做到。因为，这样一个新中国，既是四万万五千万民众的正当权利，也是他们自身力量大爆发的结果。“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旦中国人民获得坚强统一的领导，运筹得当的战略与策略，这种权利就成为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是任何仇华、反华势力所阻挡不住的。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那一代优秀分子缔造了独立、统一、自由的新中国，但毕竟人生有限，终其一生也来不及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中国，繁荣富强成为未了的心愿。中国复兴的事业尚未完成。 正如历史已经证明的那样，一个独立、统一的新中国是顺应民心之举，一个现代化的、崛起的中国亦复如此。我们可以做大胆的理论假设，任何力量都无权剥夺中国人民追求安居乐业、国泰民安的天赋权利。不仅任何外国强权做不到，就是国内的任何势力也做不到。 这是因为，中国的崛起或者说中华民族的复兴，既是历史使命，也是现实责任；既是中国人民与时俱进的国家发展战略，也是中国国家政策追求的坚定方向；既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优秀文化传承的时代要求，也是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精英分子上下求索的目标；既是建国几十年来一种厚积薄发的力量迸发，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强国富民政策的逻辑延伸；既是13亿百姓民权的反映，也是执政当局对民众权利的伸张。 所以，如果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遭受挫折，如果中国崛起的进程被迫推迟甚至中止，充其量不过是延缓一段时期而已，正义的力量毕竟是不可战胜的，历史的大方向是无法更改的。 但是，中国绝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不仅崛起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即使以和平方式的崛起也远非自然而然就可以完成，正如先辈缔造独立、统一、自由的新中国不是必然的那样。若非毛主席代表了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若非执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战略战术，又历经艰苦卓绝的磨难、几番生死攸关的考验，怎么可能迎来1949年天安门城楼五星红旗的自由飘扬？这不由人不想起管仲的警告：“天不为一物枉其时“。自我假定上苍会“天佑中华“，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也不是清醒的判断，而将堕入迷信的漩涡。事实上，中国崛起的正当权利既是天赋的，更是靠自己争来的。“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因此，自力更生、把事情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内政外交的依托。只有自助才能他助。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但中国改革的过程尚未完成，在前进的道路上仍然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顺利解决纷繁复杂的国内日程，如果不能处理好攸关中国崛起进程的国际环境问题，中国就无法按照自身的计划如期完成崛起的任务。从而，本世纪的头20年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途中的关键时期，“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需要这段时间化解矛盾、增强内功、积聚力量。 因此，为了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为了少走弯路，我们必须深入研究那些可能导致中国崛起失败的因素，对前进过程中的障碍与困难、制约与阻遏等因素进行全方位的预备，未雨绸缪式的谋划。一些不追逐时尚、头脑清醒的学者和战略家警告说，迄今为止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和平崛起的先例。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政治的本质状态，国际政治实质上是弱肉强食的政治。所以，从来没有哪个已经崛起了的国家会坐视别国的崛起。但是，自从人类掌握核武器以来，核大国之间从未直接交战也是事实。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是13亿人民理所应当的权利，尤其是当这种权利建立在自力更生而不是掠夺其他民族财富的基础之上。如果连这样一种基本权利都不敢捍卫，那我们又能用什么去告慰为了中国的独立与统一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数千万英烈？他们以生命换来的新中国又有什么实际意义？而正是因为我们的先辈敢于争取中华民族理所应当的权利，因此尽管当时自身装备落后，但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气概，不怕流血、排除万难，最终赶跑了一切外国入侵者，建立起一个独立、统一的新中国。 今日之中国，无论综合国力、还是军事力量，无论是战略地位、还是国际威望，无论是执政与组织能力、还是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能力，均远非清朝后期及民国年间可相提并论。因此，比如，“台独“问题尽管棘手，但是如果大陆仁至义尽，上不负祖宗社稷之重托、下不负黎民百姓之期盼，只要具备保家卫国的必要准备与坚强意志，又有相对强大的撒手锏作为威慑，另加“谋定而后动“的智慧与谋略，即使7支航母编队同时兵临国门，即使有人背后捅刀，也是吓不倒中华儿女的。迫不得已之时，执政当局必须要有“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的决心与勇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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