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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军事手段仅是达成政治目标的一种工具，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毕竟，“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只要有一线通过外交、政治的途径解决分歧的希望，那还是以“动口不动手“为上。孙子指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从而，苦口婆心地、反反复复地向有关各方剖析利弊并不是无益之举。须知，顽石也有点头之日。 为此，“韬光养晦“、“善于守拙“仍然是中国精英分子应该牢牢记取的金玉良言。韬光养晦绝对不是民谚所谓的“缩头乌龟“，也不是胆小怕事的表现，而是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的外化。徒逞匹夫之勇并不是一个成熟大国的心态，小不忍则乱大谋。既然中国现阶段的目标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那么，“图一时之痛快、争一日之短长“实在非明智之举。中国俗话说得好，“‘忍‘字心头一把刀“。远观数千年人类历史，近看五百年国际风云，而不把视野仅仅囿于美国两百余年的“暴发“史，一时一事之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历史上，隐忍负重，“打脱牙和血吞“，从而终于成就伟大事功的例子比比皆是。 决定中国崛起进程甚至成败的要素，更大的考验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在经济层面上，有金融改革问题、“三农问题“、下岗失业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问题、环境保护问题、传染病防护问题等等。在文化层面上，尽管国人早就“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本态度达成了共识，但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究竟孰为精华、孰为糟粕，靠什么去衡量、靠什么去鉴别？这些事关中国文化命脉之传承，决非轻而易举之事，其难度实际上大大超过了所有经济问题的总和。如果厘定了“文化“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创新问题就将迎刃而解。倘若果真如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将指日可待。 另一方面，当今之世已经很难把内政与外交作清楚的划分。在19世纪中期以前，尽管有丝绸之路的联系，印度以及波斯、阿拉伯、欧洲－地中海文明同华夏文明的交流，但并不存在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外交问题。但自鸦片战争以降，这一局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任何涉及到中国前途的斗争实际上已经离不开国际大背景的影响。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谈论的内因和外因的相互关系问题：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民国年间的军阀混战就有西方侵略者背后捣鬼的强大因素。从外因看，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内部物色符合自身利益的代理人，支持一派打击一派；从内因看，由于中国内部不团结、分裂的状况，从而使侵略者找到了可资利用的矛盾。于是，中国社会陷于恶性循环之中：由于中国的分裂和积弱，侵略者才有机可乘，才得以游刃有余地施行“挑拨离间、分而治之“之策；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侵略者的“挑拨离间、分而治之“，中国才继续分裂和衰败。 如今，一些敌对势力弱华、乱华、亡华之心犹在。他们千方百计寻找一切借口与机会，制造麻烦、挑起矛盾，并在中国内部物色新的代理人。无论是法轮功还是民运分子，无论是台独势力还是藏独疆独，只要谁反对中国政府，他们就支持谁，甚至出钱、出力、出主意，企图以此分散中国资源、消耗中国社会活力，以阻挠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总结说：“只要中国把国内工作做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内部保持安定团结，就不必担心外来的威胁。但如果内部出了问题，外部势力就会加以利用。“诚哉，是言也！ 所以，当如今的中国人“把崛起作为时代的责任“承担起来的时候，决不能光靠热情、口号或者善良的愿望，而必须在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前提之下，在尊重民族历史传统和国际政治现实的基础之上，通过自身和平发展的实际行动，以及长期耐心细致的中外文化交流与对话，才能克成大业、才能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再续华夏大地的辉煌。 三、美国的政策选择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即使韬光养晦，世界也会感受到中国崛起的步伐与能量。中国将不得不承受来自对中国崛起抱有非正常心态势力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一时期最有能力破坏中国崛起进程的国家是美国。因为，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一超多强“的国际政治格局中那个惟一的超级大国。尽管众多国家对没有制衡的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深感忧虑，但拟议多年的多极化格局依然没有出现。世界各国不得不与一个颐指气使、窦武色彩浓厚、单边主义盛行的美国打交道。显然，这一格局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是中国崛起的最主要时空条件。 在这样一个时空条件下，美国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在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时，都必须考虑到美国的态度及其反应。在这样一个时空条件下，如何与美国周旋，直接关系着中国崛起的进程乃至成败。 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问题上，美国学术界上是有争论的，信奉不同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对中国经济的进步与繁荣表现出不加掩饰的傲慢与恐慌。他说：“中国经济的增长会扩大其在亚洲的影响，从而扰乱了国际政治，“并危言耸听地写道，中国的崛起是大规模战争的潜在根源。亨廷顿的言下之意十分明确，一个经济发达的中国是对亚洲及世界和平的威胁，中国的贫穷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中国百姓看到这样的奇谈怪论会有两种典型反应：一则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因为他们相信，发如此议论之人一定是逻辑思维能力混乱的低能儿或疯子；一则义愤填膺、豪气干霄，因为他们相信，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人人生而平等：凭什么美国人可以过富裕的生活、而中国人却不能？凭什么说美国发达的经济是和平的保障、而说中国经济的崛起将扰乱世界和平？但是，亨廷顿却并非泛泛之辈，他是美国学术界重量级人物，是华府重要思想库和舆论阵地《外交政策》杂志的发起人，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等要职。如此身份的人发出这样的观点，中国的精英分子确实需要深思其背后的思想根源和深远动机，而不能一味地进行情绪化的宣泄。 曾任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则认为，中国要对美国的优势构成挑战还差得很远。他指出，如果美国与中国在东亚不慎交战，或者爆发冷战，很可能是由于美国在涉及台湾独立问题上的政策失当，而不大可能是由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提出挑战。 但是，即使“中国不大可能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美国也很可能会与中国打仗“。因为，有相当部分的美国人相信，中国的“近期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远东的主宰，长期目标则是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的主宰地位。“然而美国的战略目标则是坚决要维护“惟一超级大国“的身份与地位，绝不允许出现任何潜在的挑战者。美国总统布什在2002年9月17日签发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美国具有无可比拟的军事实力和举足轻重的经济和政治影响“，美国将长期维护这种在全世界不可挑战的优势地位，各国不仅不能向美国霸权挑战，而且连想都不能想。早在这份报告发表的10年前，也就是苏联解体后不久，五角大楼就在一份重要政策文件中记载道：“美国的首要目标是防止出现一个具有与前苏联相似威胁的新的竞争者，排除任何未来全球竞争者的出现“。无论是美国的强硬派还是温和派，都不会容忍出现另一个大国动摇其霸权的前景。如果未来中国终将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那么，美国现在就必须想办法延缓中国的崛起，而且还为时未晚。 这样一种逻辑推论，据称来自对现实主义理论的“严密“演绎。被尊为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的奠基人、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汉斯·摩根索在其主要著作《国际纵横策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现实主义六原则。他认为，“以权力界定利益“是现实主义研究国际政治的主要路标。这表明，在摩根索看来，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国家利益。从而，不管国际政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争取权力总是其直接目的。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更是把权力政治理论演绎到了极至。他写道，“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大国不止是为了争当大国中的强中之强，它们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主，即体系中惟一的大国。“除了体系中现有霸主外，其他大国“总是拥有修正主义意图......因此整个世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米尔斯海默认为，这正是大国政治的悲剧所在，因为，“虽然大国没有理由彼此攻击，但除了追求权力和征服其他国家之外别无选择。“由此，米尔斯海默断言：“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中国最终成为潜在霸权国......所有的对手包括美国，将包围中国“，以防止中国成为真正的霸权国。 正是基于这些“堂而皇之的理由“和“不带感情色彩的、严整的科学推论“，美国有一部分势力认为崛起的中国是威胁美国霸权的心腹之患，因而鼓吹及早遏制中国，将中国的崛起扼杀在摇篮之中。中国学者王缉思总结说：“一种在美国决策层颇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只要中国日益崛起，无论其是否实行市场经济和西方式民主政治，将来都会是美国的强大对手，因此美国的战略目标应是阻止中国强大。“如果不幸，这类观点成为美国当局的指导方针，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将是极其严重的，中国的崛起将面临一个极其险恶的国际环境。因此，假定美国默许或者容忍中国崛起，这种设想是愚蠢的，在战略上也是错误的，用以指导实践则是十分危险的。几乎可以断言，如果中国崛起的进程被迫推迟甚至中止，那一定不是由于国内日程的羁绊，而肯定是由于来自美国的遏制与阻挠。 总之，从主观角度而言，美国确实有遏制中国的潜在动机和利益驱动。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美国人已经磨刀霍霍。因为，从客观因素而言，尽管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有能力遏制中国的崛起，但美国伸手太长，受到来自世界各地力量的牵制与制约，它实际上无力调集其全部力量专门遏制中国。这主要是因为，美国赤裸裸的炮舰政策在中国这里不顶事：今日中华之国力不再是清末民初年间可以同日而语的。长期从事中美关系和国际战略研究的国防大学教授朱成虎指出，中国不是伊拉克、不是南联盟，而是“一个拥有一定战略还击能力和远程打击能力的国家“，美国的决策者对此心知肚明。 退一万步讲，瓦解、分裂中国也不是美国利益的首选。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积弱贫穷最终将美国拖进了惨烈的太平洋战争。最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小九九“是：中国处于形式上基本统一，但内忧不断、复兴无望的低迷疲软状态。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崛起是一回事，是否有能力阻止则是另一码事。即使美国有遏制中国崛起的利益驱动和潜在念头，但要大张旗鼓地在国际上组织起一个庞大的反华战略包围圈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一个对华友好的周边国际环境将是美国图谋的致命缺陷。如果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美国就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住中国崛起的势头，充其量仅仅是延缓一段时期而已。1840年以来那么苦难与屈辱的岁月都曾经历过，再多熬三五年又算得了什么！相信国人有这样的气量，而当政者也有如此的估计与准备。 另外，中国的精英分子尤其应该加以重视的是，即使美国已经将遏制中国崛起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时，那也一定不是首先以武力征伐作为手段；同样，即使没有剑拔弩张也并不代表不在实施遏制战略。里根搞垮苏联的战略是不会让人忘怀的。 美国的力不从心还表现在，美国深陷于中东问题之中，进退两难。美军虐俘丑闻不仅是美国软实力的无端损耗和文化感召力的自我摧毁，也把普通伊斯兰教民众推向美国的对立面，“基地“组织及其国际恐怖网络实际上比2001年时候还要强大。美国国务院公布的2003年国际反恐报告（修订版）称，2003年全球共发生208起国际恐怖事件，比2002年增加了3起，其中“重大袭击事件“175起，为1982年以来的最高点。虽然布什政府一再声称美国打击的对象是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但国际社会已强烈地感到，美国与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正变得越来越紧张。而且，驻伊美军犹如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大量恐怖分子，“他们渴望在美国的伊拉克历险记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且击败美国。“美国提前向伊拉克移交政治权力，实际上反映了美国无力控制伊拉克安全局势的窘态。 伊拉克的烂摊子其实只是美国面临的问题之一。巴以冲突看不到尽头。“大中东计划“遭到了中东国家的冷遇和抵制。世界10亿多的广大穆斯林“反美“、“仇美“情绪普遍进一步上升。未来数年间，美国将被迫继续集中力量，将经济、军事和外交资源用于遏制伊斯兰教。米尔斯海默教授认为，伊拉克的局势在未来5～10年内将始终是美国外交的头等难题，伊拉克的形势越糟糕，美国就越有求于中国。米尔斯海默实际上含蓄地承认，“美国虽然在实力上首屈一指，但也无法在世界上做到为所欲为。“因此，美国其实也难以承受中美关系破裂所带来的代价。 这表明，在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只要中国自身不主动招惹美国，继续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埋头苦干、“闷声大发财“，美国在中美关系上政策选择的余地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大。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实际上并不握有左右中国发展方向的最终发言权，也不拥有压制中国崛起的王牌。 如果美国实施积极的对华战略，毫无疑问，中美双方均能从中获益，但这恐怕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已。因为，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中美关系的基础始终具有脆弱的一面，战略上、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加深都远远不足于使美国放弃遏制中国的政策，也不能消除中美之间的根本矛盾。但是，如果实施全面的遏制战略，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样，事实上是条死胡同，注定是行不通的。朱成虎指出，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不仅过去没有奏效，将来仍会被证明是无效之举。因此，可以预期的是，美国对华战略的两面性不会改变，而是继续在“合作加防范、接触加遏制“的双重政策之间摇摆，只是一时一事的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 四、结论：韬光养晦是治国之经纬 对中国崛起盲目的乐观或悲观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忽略了美国空前的优势造成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缺少自由的现实，后者忽略了中国近年来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提升的现实。而且，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说的，“我们所采取的实际政策总不是以我们的敌人是愚笨的假定作为基础的“，如果中国把处理中美关系的基点寄托于美国当局的“善意“，就将犯下幼稚病的错误。事实上，中国崛起的主动权操之在我不在人。国内外环境利弊参半，是否转化为对崛起的助力或阻力在于中国自身的应对。 第一，必须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发展是中国解决国内外所有议程的关键。这是不言而喻的。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大闭幕后首次会见记者时表示，中共将带领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继续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显然，“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将有助于尽早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既定目标。 但是，国内外有学者认为，随着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高，中国不必再墨守“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而应该强调“有所作为“。这实在是书生之见、匹夫之勇，同时也反映了部分国际政治学研究者对博大精深的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曲解或无知。“韬光养晦“其实与“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治国之道如出一辙。何须骑牛觅牛，另外诉求“有所作为“之策？孔子更是具体地阐述道，如果“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西汉建政之初，当时的领导人审时度势，认为华夏大地经过长年动乱，迫切需要休养生息，执行了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国家发展战略，从而奠定了两汉强盛的深厚基石。 第二，要有随时准备战斗的精神，以及战之能胜的军队，但不可轻言用兵。孔子谆谆告诫道：“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强大的国防不仅是中国和平发展的保障，也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保障。如果“美国决策者不犯极为严重的战略错误，各种国际因素就不会将中美推到争夺霸权的战车上“。但是，万一偶发事件擦枪走火，又有人加以利用、浑水摸鱼，或者有人误判中国人民的决心、漠视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利益，中国被迫卷入战争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只要存在万分之一的几率，中国人民的正义之师就必须有能力担当起历史和民族赋予的重任来。 第三，从战略的高度推进传统文化的复兴，大力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中华民族复兴的要义不仅仅在于实现繁荣富强和国泰民安，而且在于弘扬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中国之所以独特，就在于其独特的五千年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更何况，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软实力的源泉所在，它是民族复兴大业的强大助推器。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征途中，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显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四，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在中国崛起的整个进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和平发展的方向，同时也要维护和平发展的固有权利。这既是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对自身权利的坦荡宣示。如同传统中国社会追求“安居乐业、国泰民安“的理想一样，在“地球村“的新时代，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崇高目标。中国将通过自身经济与社会的较快发展，推动全人类的共同进步。 通过以上的分析，本文旨在说明，在实现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只要中国自身不走西方列强称霸之老路、而是发扬光大传统文化中“王道“之精神，只要中国不主动挑战美国的霸权、而是“尊重美国在国际上的老大地位“，只要中国自身在未来十几年里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而不是倦政于国内日程之羁绊，只要中国具备保家卫国的坚强决心与能力、而不是“该出手时还不出手“，中美双方尽管磕磕碰碰，但仍有机会摒弃零和游戏规则，跳出大国争霸的逻辑循环，构筑起中美之间双赢的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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