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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浅析空城计与修长城的根本原因 《战争论》有云：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事是为实现政治目的而服务之手段，但若政略体制不强，则军事力量虽强无用，如张之洞之“林冲的酒葫芦装不了法国的白兰地”。 法家之名势家之实 若论政略体制，就得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说起。时先秦东周势弱，诸候林立，连年割据混战，遂有诸子百家生于忧患之时、长于纷乱之地，著书立说，广收徒众，争相扩大影响，其中政略以儒道法最为显赫。而地处西部蛮荒的弱秦，经法家商鞅变法图强，国力骤强，渐至后来居上。后秦始皇欲以强秦扫平六合、统一天下，却苦无平天下之学说供之参考。 后读韩非子之书，便挑灯夜读致卷不释手，感慨其人不能为大秦所用，旋即以大军攻击韩国，命韩国交出五座城池并遣韩非子入秦为人质。其实五座城池找谁都可得，那是虚的，不过是掩盖真实目的，唯韩非子独此一人，这才是真的。后虽听信秦相李斯谗言谓韩非子难为大秦所用，以毒酒赐死狱中，醒悟后乃懊悔万分，但大秦统一天下后，弃诸候分封而行中央集权，其政略体制皆出自于韩非子之法家学说。 集大成者 法家自韩非子之集大成者后，再无人能超越，渐行消亡，但其学说却奠定了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中央集权之基础。韩非子集成了商鞅的“法”、管仲的“术”和慎子的“势”，而即以公开的刑罚法治（株连、连坐保甲之法等）、阴暗的诡诈权术（锦衣卫特务监视言行、文字狱扼杀思想等），一刚一柔而共同为夺取并巩固至高无上的权力，即“势”而服务，这其中以权力的“势”而为核心，法与术都不过都是手段而已，中国古代之大有为之君皆深谙此中道理。 口吃的韩非 商鞅严法暴虐残酷致众怒而身亡，管仲重权术而不善保势遭排挤，慎子重势轻手段难有作为，皆单行一招不足为取。所以称其为“法”家只是浅层表象，而更应称之为“势”家，没有了势哪来的法与术，韩非子虽口吃但文笔十分深刻，一眼即透晰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本质，难怪始皇帝看过后一拍大腿，不惜兴师动众也要得获此人，不能为其所用也要杀之，恐留之为他国所用，是为强秦之极大威胁。 黄老无为 后强秦以暴政短命而亡，不过转瞬即逝，贾谊《过秦论》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一语道破。继之汉高祖刘邦剪灭群雄，以马上得取天下，并接受谋臣谏言“马上得天下，岂能以马上治天下”，遂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时汉初经战乱后民生凋蔽、国力虚弱，天子出行驾乘之驷马尚不能同色，多以牛车代之，刘邦即强调文武并用，并行道家无为而治，尊黄老之术为国之大本，以勤俭治国而不扰民，与民休生养息，以厚植国力，后遂有“文景之治”。在中国历史上往往于新朝建立之初，国力虚弱之时行道家无为而治，克己私欲而崇尚节俭，推之上行下效。如唐太宗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强调轻徭薄赋，遂有“贞观开元”；明太祖朱元璋则警告群臣“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匮乏，好比新树不可折枝、小鸟不可拔羽”，而留给后世一个繁荣安定的天下。因而道家无为而无不为，往往能得势于一时。 儒学登场 至汉武帝刘彻登基，承文景厚积之国力，怀大有作为之雄心，遂摒弃道家无为而治，外则奋击匈奴、开疆拓土，内则文武并用，寻求长治久安之道。时有大儒董仲舒，以“三年不窥园”之刻苦精神，潜心钻研儒学，终于悟出一套“天不变、道亦不变”、“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学说，将超脱现实的儒学改造为切合现实，闻之于汉武帝，遂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奠定了儒家不可动摇之地位。 霸王道杂用之 当汉朝传至第七代乌龙皇帝汉宣帝的手中，其儒学师傅不厌其烦的对其灌输儒家学说时，这位太子却十分不耐烦地，一点面子也不给老师留，驳斥道“汉朝之百年基业不是靠什么鸟儒学得来了，是靠高祖皇帝的文武并用、刑德兼治，以霸王道杂用之才得来的”，可谓一语道破，到底还是只有皇帝自己心里明白。暴秦败于仁义尽失、霸道过甚、刑罚过苛，是谓物极必反，但法家霸道又不可或缺，它才是封建专制的核心，不过是需要在霸道的外面披上一层王道的外衣，增强对民众之亲和力罢了，即王道为表、霸道为本，这就是文武并用、霸王道杂用之，家天下的外表下只不过多了一层精美包装而已，乃叹汉武帝之雄才大略、远见卓识。 武学秘籍 鲁讯先生在研究了中国古代的刑罚工具后，感概中国封建刑罚之严酷，遂有“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虽满纸的仁义道德，却都透着吃人的本质”，哪里能看得见一点儒学王道乐土的影子。看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哪个不是精研熟谙韩非子法家之道，“刚法”与“柔术”并用，只为巩固其皇权家天下，动辄以雷霆之手段，推出午门、满门抄斩而株连九族以至万计，不过是披着孔孟儒学的王道外衣罢了。 可怜的是皇帝的太子太傅、忠臣良将们仍浑然不觉，对一明一暗的政略结构始终毫无概念，不知道在皇帝的枕头底下其实就藏着一本《韩非子》，贤明君主大多都在被窝里偷学过此等武学秘籍，要不然为何你为腐儒、他成明君，你自宫功却不成，他不须自宫功却成，你陷在故纸堆里浑然不觉，人家却在暗处洞若观火。 葵花宝典 时东方不败偶然盗得任我行之《葵花宝典》，大喜过望，翻开第一页见“欲练神功、挥剑自宫”，遂手起刀落至鲜血淋漓，乃见枭雄之果敢本色，再翻二页，见“即便自宫、未必成功”，大口吐血，呼喊我倒我晕，及至悠悠醒转，再翻三页，见“若不自宫、也能成功”，再大口吐血再晕，最终醒来已至黑夜，借着微弱烛光，不忍再翻，直达最后一页，上书“本宝典纯属虚构，若练神功，下辈子好好用功”，所以任我行能独霸江湖，而东方不败只有泣血而亡。 后台的泥瓦匠 后至隋唐开科举选士，以及宋明陈朱理学的兴盛，至明清大行“文字狱”，儒学就完全沦丧为封建专制的统治工具了，虽然地位更加尊显，但毒害民众思想益深，时唐太宗看到年逾花甲的腐儒还在参加科举考试、企求搏取功名，大笑道“天下英雄，皆收入我衣袖中”。可叹的是中国封建帝王一致达成默契，专尊孔孟为圣人，老子也跟着沾光受益，名号皆一再加封，而封建专制的鼻祖“韩非子”始终独坐冷板凳，隐没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中。 感慨最亏的就是这个韩圣人，生前不能明志，身后也无从得势，唯独有的只是帝王家的暗自惊叹佩服，却有如泥瓦匠般永远上不得大庭广众之台面的，可叹“秦砖汉瓦何人修，藏于被窝苦读中”。其实儒家、道家不过都是衣服，法家才是内中深藏之本质。 不彻底的中国思想启蒙 后“五四运动”开中国思想启蒙之先河，大批儒学，矛头对准“三纲五常”，直鞭挞地孔老夫子体无完肤，然时不能持久，揭批中国封建专制亦不能深入彻底，随即被空前深重的民族存亡危机打断，新文化运动随即分裂，保守一派自甘沉沦，激进一派转入马列主义旗下，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进程即告中断。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所以非常彻底，完全打碎了封建专制根基，就在于文艺复兴深入持久，思想启蒙运动十分彻底，前期准备充分，卢梭、孟德斯鸠等博爱平等自由民主之观念深入人心，上台执政之党若不合民意，必群起而推翻之，遂有“热月”、“雾月”等政变接连不断，吉沦特派、雅各宾派等党派更迭不停，有如转风水、走马灯。五四运动最大的缺陷，就在于没有足够的时间推及深入，最终未揭露“韩圣人”法家思想封建专制的本质。 中央集权 对于中国来说，中央集权是绝对必须的，历史血的教训已一再证明，内乱纷争、割据混战，是民族生存的根本性威胁。在民族之林的残酷竞争中，内乱分裂必然导致强敌入侵与外来势力的进入，从而最终灭亡民族的文明生存方式。民族的灭亡，虽然不是全部个体生命的毁灭，然则却是个体赖以存在的文明根基彻底瓦解离散，使灭亡后残存的个体生命丧失精神创造力与传统生活方式，沦为精神乞丐，沦为行尸走肉。惟其如此，民族的内乱分裂，绝不仅仅是整个国家民族的灾难，从根本上说，更是每一个体的灾难，这一点谁否认谁就是汉奸走狗、买办文人。 去中国化 如今之台独推行“去中国化”，企求割断与大陆中国文化的脐带联系，妄想偏安海外做岛国小民，可笑他们太低估了中国上下五千文化的影响力。大河文明能良久辉煌灿烂、顽强生存至今，就在于起自上古洪荒时代，便能疏导贯通滔滔大河，“喝令三山五岳开道”，大前提就在于“族群统一”，以群体的力量战胜一切之困难。能割得断吗，割断了都去当精神乞丐，西方文明不会赠送你精华，施舍的残碴吃下去不怕会大肠杆菌超标拉肚子，必会水土不服。今大陆亦存危机，价值观念混乱，文化整合新生的力量尚处弱势，不学西学精华而学其艾滋糟粕，扶桑艺妓、高丽棒子居然也能登大雅之堂，我就看看“日流”、“韩流”还能风行多久。 此点不必争论亦不用多说，但封建专制的枷锁必须彻底打破。必须认清一点，中央集权并不是离开了专制就不能生存，它生存于民众认同基础之上。 打不倒的不倒翁 今时有人说“中国特色是个筐，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装”，虽然偏颇，但有一定道理，不过要从广义深入了来看中国特色。你把孔圣人打倒了，内中的韩圣人没倒，不久还会再扶出一个圣人来，不过再换个包装、变个形式而已，内中实质却如不倒翁般打之不倒。体制若不革新，外围的筐不破除，新东西、新思想还是装不进去，专制这个筐只能是“旧瓶装老酒”，毛主席说的好“不破不立，先破后立”，而小平同志最终以“不搞争论”将其暂时搁置，但最终还是要解决。 永远的家天下 包拯、狄仁杰能流芳百世、为万世景仰，因为封建专制体制下清官太少，为民谋利的清官多不得势，如果多了就不稀奇了。千古一帝也是偶然，宫围之内生长不出真正体恤民情的贤明君主，可是中国已然为了这些偶然付出了太多的血泪、太大的代价。权力不受制约必然滋生腐败裂变，变质改色只是早晚之间，脱离民众则丧失执政之基，其亡必速，李自成在北京城只待了十八天。中国两千年王朝更迭不停，战乱纷争不息，是谓专制之下没有永远的家天下。刚法柔术不过是势之权力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手段，权力可以操控一切，几乎不受制约，所以中国历史总在治乱之极端原地回旋，总是大起大落，贤明皇帝开创盛世，昏弱皇帝败光家底，往往就在朝夕之间，偶然终究敌不过必然，而家族传承亦如此，逃不出“富贵不过三代”的铁律，老子有云“物极必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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