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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南部武装气息奄奄之时，北部被中国权利支持的，由各种先进武器装备的人民军，确不断地占山为王，势力与影响越来越大。外电报道说，在一些来自中国职业军人娴熟的指挥下，人民军过关斩将，使缅军产生了极大的惊恐心理。在果敢地区站稳后，缅共人民军迅速向萨尔温江西岸进发。 1970年4月，人民军克北卡佤山的勐卯；1970年11月，攻占与云南省畹町一桥之隔的棒赛。同时，占瑞丽县对面的姐兰等地。在云南潞西县芒海境外的勐固，建立了根据地，1971年11月，进攻重镇滚弄。1972年，攻占南卡佤山，占邦桑、邦扬。邦桑成为缅共中央所在地。 在缅共人民军的编制上，分别成立了4个军区：东北军区、中部军区、“八一五”军区，后组建的以克钦族为主的101军区，同时成立了中央直属警卫旅。这四大块缅共武装，实际上，也就是今天缅北各支割据势力的雏形。当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峰时期，毛泽东果断地决定：“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年青的红卫兵们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抱着充满热情的情怀，打着红旗奔赴各地。 由于云南境外，缅共武装如火如荼的发展，给了这批青年中的活动分子以极大的启示。当时被认为，缅甸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义不容辞的 “国际主义义务”。在那样极“左”的年代，出境加入缅共人民军，政策也就定为是参加“革命工作”，有了与生产建设兵团战士截然不同的待遇。于是，从 1970年底至1971年，无数抱着真正革命激情的或只是为了找出路的“知青”们跨出国界。在“国内”，他们被有关文件规定确定为“正式参加革命”。 这一批中国人进入缅甸北部，很快参加了果敢地区的“滚弄战役”，在与缅军对峙冲突的42天里，刚学会打枪的“知青”们真正尝到的战争的苦头。许多人在这一战斗中牺牲。少数失散的女知青，流落缅北，有的走投无路，唯有靠肉体出卖维持生计。这一仗后，跑出去“革命”的知青，部分又回到了兵团，并且阻止了更大量的知青们出境“革命”。沉绽在缅共队伍中的知青，许多终于熬过了“吃苦关”，一些人走上了“领导岗位”。 到1989年3月缅共瓦解，已经有一批“知青”在重要的岗位上。云南知青罗常保升任中央警卫旅政委，云南知青蒋志明升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李自如升任中部军区司令员，车炬升任中部军区旅长。这些人，至今绝大部分仍然活跃在缅北的各支武装之中。 至1975年，缅共已经控制了萨尔温江以东的大块土地，在萨尔温江以西，也建立了根据地。它的势力范围，北边是几乎所有的缅中边界地带，除了云南瑞丽对面的木姐县形式上还在政府军手中外，其它的国境线上，全是缅共被人民军占据。往南走，它的势力范围已达缅老边境，在缅泰边境的莱朗等地，也有缅共的正规武装与游击队。其鼎盛时期，缅共控制了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50－200万人口，武装力量达到近3万人。 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得以在缅北地区东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国际主义援助”与支持，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中国方面为支援缅甸共产党，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动员了可能动员的力量。对于中国与缅共的极为密切的关系，引起缅甸政府的高度注意。在两国领导人接触的不同场合，缅方一再向中方提出。搜集中国支援缅共武装以及供给各种物质的情报，成为当时缅甸军事侦探部首要的任务之一。政府军在与缅共武装交火中多次受挫后，采取了僵持对峙，等待时机的策略，待情况变化后，再伺机下手。 转眼已经是70年代中期。中国与缅甸共产党都在发生变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缅甸共产党也已进入了内部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阶段。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逝前后，中国派往缅共人民军的军事“顾问组”，分批分期的撤回了国内。由此，缅共也进入了多事之秋。 1979 年，我国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与缅共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开始付诸实现。由于经济上长期对中国的严重依靠，使得缅共自身几乎没有任何造血的财政收入功能。长时间的打仗，军费与根据地的巨大开支越来越成为了问题。尤其是在被“断奶”之后，更是乱了章法，终于做起了鸦片生意。毒品的巨额利润，反过来又使许多中高级干部私欲膨胀，成为了“拜金主义”者。最终由腐败走向了崩溃。 1976年，中国武装边防人员破获了第一起缅共人民军参与鸦片贸易的案件。其实，为了解决经费问题，缅共部分单位早已经开始选择了这一见效快的“传统贸易”。 应该说，缅甸共产党60年代至70年代初，由于组织较为严密及中国的影响，对于鸦片贸易，采取了严厉禁止的措施。中央发文明令禁止进行各种与鸦片有关的交易。更不准各级干部与官兵参与，如有发现，从重处罚。这些规定和措施，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局部的作用。对于老百姓的传统种植，缅共中央也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了适当放宽。 但在中国的援助逐渐减少之时，缅共领导层开始考虑今后经费的来源问题。在缅共中央“创收”口号的鼓励下，各军区纷纷各显神通，开始自筹经费。东北军区首先成立了“特货贸易小组”。这个“小组”，当时每年给东北军区提供近千万缅元的收入，成为其最为重要的财政来源。东北军区因此而“先富”了起来。其它军区与单位，当时已经或明或暗的知道东北军区的“生财之道”，因此也纷纷效仿。 缅甸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很快清楚了东北军区的财政来源，于是干脆在1980年8月29日成立由中央直属的进行毒品贸易的机构，代号“8.19”。 “8.19”的总负责人就是缅共中央副主席德钦佩丁。“8.19”的成立，不仅标志着缅共进行鸦片贸易与毒品加工合法化，同时，鸦片贸易的利润成为其各种经费的直接来源。 在1985年以前，中国与缅甸接壤的云南边境地区，几乎并没有出现过精制毒品海洛因。边疆乡镇中少数50年代遗留下的瘾君子们，多以吸食鸦片为主。但是 “8.19”出现之后，整个缅共控制区瞬间一片狼烟起，“海落英”的加工厂，似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据不完全统计，到80年代中期，缅共建立的海落英加工厂多达85家！ 在缅共内部，各级干部逐渐认识到了毒品就意味着财富与金钱，于是纷纷卷入这股谋利的浊流之中，最终无法自拔。到80年代中后期，缅共中高级干部，几乎全部卷入了鸦片贸易之中。整个缅共的武装几乎没有不做毒品生意的。从党的高级干部到一般士兵，翻江过海，各显神通。据外国有关机构透露，至缅共瓦解的 1989年，除党的“主席”德钦巴登顶未卷入鸦片交易外，所有高级干部均在从毒品交易中谋利。 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东欧巨变，苏联也在动荡之中，面临解体。国际共运进入了最低潮。缅共内部的人心因此也进一步涣散。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基层，都在寻找今后的出路。 1989年3月11日，彭家声在果敢发动了兵变，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成立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党”和“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同时组建了“临时军事委员会”。彭家声出任主席和同盟军总司令。彭家声的队伍迅速接管了果敢县大队、缅共果敢县委员会，以及各种机构与仓库。13日，彭部兵发勐洪，缅共东北军区 1旅的4个营全部加入彭部。14日，未放一弹一枪，占领了缅共北方分局所在地勐固。除2旅政委高良退入中国境内外，其余大部人马投降彭部。 缅共中央主席德钦巴登顶，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三天才知道消息。开始，中央判断是“两兄弟闹分家”，是属于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情。很快，他们发现了这个错误。马上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在这次会上，彭家声的“易帜”，被定为“敌我矛盾”，“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有缅甸政府背景的，有组织、目的、有预谋的反革命叛乱。”是缅甸反动政府对革命的又一次挑衅。于是，3月18日，派了两个连的士兵，抄了彭家声在贺岛的老家。接下来，就再也没有下文。当时，缅共已经无力对付自已内部的分裂。 4月11日，在中国云南临沧地区沧源县永和第三生产队当过会计的佤族赵尼来，时任缅共中央后补委员、北佤县长。中国云南思茅地区西盟县佤族头人的后裔鲍友祥，时任缅共人民军中部军区副司令。二人率中部军区全体官兵“起义”。17日，鲍、赵二人在缅共中央警卫旅政委罗常保等人的“内应”下，包围了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扣押了缅共主席德钦巴登顶及其它中央领导人。鲍、赵二人很快“有礼貌”地将这批“领导人”全部送入中国境内的孟连县。4月22日，成立了以赵尼来为总书记的“缅甸民族联合党”和鲍友祥任总司令的“缅甸民族联合军“ 鲍、赵二人正在起事之时，缅共中红极一时的“八一五”军区，也于4月19日宣告脱离缅共领导，率部成立了“缅甸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军政委员会”。“八一五”军区司令林明贤任“主席”和同盟军“司令”。林部绝大多数领导人是从中国出去的“知青”和“回乡知青” 失魂落魄的缅共中央领导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于6月16日在云南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成立由德钦巴登顶、政治局委员吴觉敏、耶博吞、钦貌基和北方分局书记吴丹组成一个临时中央领导机构。6月26日，中央迁至101军区所在地板瓦。经历了“树倒猢狲散”的缅共中央，十几人寄人篱下地生活在101军区。党的主席与政治局委员们在最后时刻仍然在发号使令，仍在不厌其烦地开会。 1989年9月，他们终于走到了革命的尽头。101军区司令员丁英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成立了“克钦新民主独立军”。当丁英将最后的决定通知德钦巴登顶主席时，这位戊马一生的领导人落下了眼泪。不得已，德钦等人只有再次离开了101军区。他们的去向也只有一个地方，德钦巴登顶将在中国度过他的余生。 缅甸共产党经过50年的努力，最终降下了历史的帷幕。但时值今日，由缅共时期开辟的地下毒品贸易和运输通道，至今还在被使用着。“金三角”里的一切，远远未到了了结的时侯。在这块土地上，罂粟花仍在开放，依然是那样的艳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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