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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击水 无所畏惧 毛泽东年轻时便具有冒险精神和谋略才能，这是他日后成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不可或缺的重要素质。 当然，毛泽东不是天生的军事家，他在这方面显露的独特才能，一在于他的钻研，一在于敢于实践。毛泽东早年就有当兵革命的夙愿，因交通缘故，未能如愿。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10月22日，湖南宣告独立和光复。但年轻的毛泽东认为，清王朝还没被彻底推翻，埋葬它需要集更多的力量。于是在10月底，他怀着为推翻清朝统治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激情，毅然投笔从戎，到新军第25混成协第50标第1营左队当了一名新兵。参军后，他认真出操上课，接受了初步的军事训练。这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开始。日后在回忆这段日子时，他不无自豪地说，辛亥革命的时候背过几天（步枪），什么立正、稍息、托枪还相当可以，单个教练、排教练、连教练、营的野外演习也搞过。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但辛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南北议和后，毛泽东以为革命结束了，因此决定继续求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1912年春，毛泽东婉拒了官兵们的挽留，解甲归来，重新走进了校门。这段短暂的军旅生涯，使毛泽东对军队在中国的地位和在救国救民中应起的作用有了一些初步的感受。 凭着勇敢和聪慧，毛泽东在以后的学生生涯中，充分运用积累的军事素质，在同反动派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期间，他领导同学徒手缴了军阀部队的枪械，闻名当时的学界。1915年初，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取悦日本政府，欲全部接受。毛泽东闻讯义愤填膺，怒喊：“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他在另一首五言古体诗中写道：“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继续得到日本的扶持，任国务总理。他为了将势力伸延至湖南，于1917年9月，任命陆军次长傅良佐为湖南督军。这引起了南方军阀的忌恨，湖南再次陷入了“内战“的纷乱之中。省城长沙更遭受兵马离乱之苦，城内学校常被军阀部队霸占充作军营，教育经费一削再削，学校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一些学校被迫“提前放假“。毛泽东当时正求学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对眼前这场危机看得真切，为了保卫学生的学习权利，“通身是胆“的毛泽东组织同学拿起自制的武器，进行护学护校的斗争。1917年11月，傅良佐被桂军谭浩明战败，仓皇逃离长沙，其时谭军尚未赶到，城里突然成了一个无政府的世界，没有军队，也没有警察视事。市民们惊魂未定，不知北洋军撤完没有，也不知还会发生什么变敌。而在第一师范校园内，毛泽东领导全校的学生自愿军，“分夜校巡、警卫非常“，还特别把校内的体育尖子组织起来，委以带头护校的重责。他要大家把课堂上的桌椅板凳都搬出来，堵住所有通向外界的校门，并筑成街垒准备作战。11月15日，战事突然又逼近长沙，第一师范学监见情况紧急，准备组织全体同学离校，到城东的阿弥岭暂避战乱。但到集合后时，却迟迟不见有人前来。原来，毛泽东在大伙面前力排弃校之议，认为学校如果空虚，乱兵便会擅入打劫，离校不如护校，这样可保自身和学校无虞。大家听从了他的主张，不外出避乱。两天过后，一些零星溃兵陆续进城，踯躅于长沙街头，他们经过第一师范门前时，见有威严的学生军布岗，便不敢擅入骚扰。毛泽东根据情况判断，眼前这情形定是前线溃军不知长沙城内虚实，不敢贸然进城。他又进一步探得还有一部分溃兵在距学校南端两里地的猴子石徘徊，不敢前进。于是，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赶走这些又慌又累的溃兵，确保学校安全。他迅速组织100多名健壮胆大的志愿军，端着自制木枪，分兵三路潜出学校，悄悄埋伏在猴子石附近的几个山头，形成了对溃兵的包围之势。同时，他又去联络学校附近的警察所，让他们带枪扼守制高点妙高峰山头。当北洋军第八师王汝贤的溃军行至离伏击地不远时，他要警察放一排枪，其余持木枪的同学便大放爆竹，齐声呼喊：“傅良佐逃走了，桂军已进城了，你们快缴枪吧！“溃军立时被满山的枪声镇住了，又因不知城内虚实，不敢轻举妄动。毛泽东了解溃军的心态，随即派人去和溃军交涉，把这支队伍引到第一师范学校的前坪，命令他们交出武器，又令他们全体后退。三四千人竟都遵令行事，全校同学见状又惊又喜，一齐拥来收拾抢支，堆了满满一礼堂。当晚，毛泽东安排溃军露宿于学校前坪。第二天天明，毛泽东等向商会筹集遣散溃兵所需的经费，商会怕溃军久留长沙会危害他们的利益，便捐出了一部分款项。毛泽东给溃兵每人分发四元，就地遣散了这支队伍。事后，毛泽东这种胆识和应变能力深受全校师生的赞赏。很多年以后，毛泽东在与人闲聊中谈及此事时笑着说：搞军事，恐怕那才真是第一次哩。 1918年南北军阀再战，军阀张敬尧部侵入长沙时，毛泽东再次从容组织广大同学护校，他建立了“警备队“，并自任队长。尽管战事频仍，城内风声鹤唳，但在第一师范校园内，由于警备队工作有方，因此秩序井然，教学如常。《一师校志》曾载此事：“学生捍卫学校异常得力，固摄影以留念。“在照片下面还写着这样的话：“戊午上期，本校教职员学生弦歌不辍，几不知有兵祸云。“ 轰轰烈烈的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是毛泽东确立武装斗争思想的时期。1925年，上海爆发了反帝的五卅运动，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和破坏，它们在引诱和威胁资产阶级退出革命运动的同时，调集了大批军队残酷屠杀人民群众。这深深刺激了当时从上海暂回湖南小住的毛泽东。他一面养病，一面积极组织家乡的农民运动。后来他回忆说：“从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1925）‘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毛泽东在湖南以“打倒列强、洗刷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中心，于当年7月10日在郭氏祠堂成立了湘潭西二区七都“雪耻会“。毛泽东在成立会上作了演讲，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雪耻会“成立了宣传队，通过讲演、演戏、散发传单、游行示威等方式，愤怒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教育了广大群众。以后，组织还发展到了韶山周围20多上乡。秋天，毛泽东到广州后，仍以通信方式指导湖南农民运动，把“雪耻会“改为农民协会。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培养了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分子，建立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并发动农民和大土豪进行了“阻禁平粜“的斗争和夺取教育权的斗争。他还致力于发展国民党基层组织，把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推进到了湖南农村。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湖南农民运动日益高涨起来，地主豪绅寝食不安。团防局长成晋生诬蔑毛泽东煽动农民造反，派人向省长赵恒惕告密，要求逮捕毛泽东。赵恒惕即派湘潭县团防局捉拿毛泽东。然而毛泽东得到开明绅士、县议员郭麓宾通报，早已离开韶山到了长沙，在从容处理了未了事务后，又经衡阳、宜章，“问道入粤“了。以后，毛泽东一直把在韶山的工作作为他从事农民运动的起点，在延安与德国友人王安娜谈话时，他还讲到，1925年至1927年的工作，使他越来越感受到，中国革命只有动员千百万农民参加才能取得胜利。 在发动农民运动的时候，毛泽东比较各地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逐渐深刻地认识到，民众运动若无武装，则在遭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武力镇压时，便毫无自卫能力，致使革命受损。相反，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主要是依靠了国民革命军和工农武装。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以莫须有的罪名污蔑中共，借以扑灭革命。对此，毛泽东坚决主张予以回击。后来，当共产党人被迫离开蒋介石直辖部队时，毛泽东提出，把这些同志派到其他地方去建立叶挺式的部队。他要求大批革命同志学习彭湃在海陆丰领导农民斗争的经验，“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毛泽东还逐步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从事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必定带有武装斗争的性质。因此，农运骨干同时也应成为军事斗争的骨干。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向300多名学员讲，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就会出乱子。在此期间，他十分注意学员的军事训练，他将该期学员分为2队，每队分为6个区队，设总队长1人，区队长6人，实施正规的军事训练10周，上操128小时，学习射击、刺杀和各种战术动作。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开始残杀工农。由于革命形势恶化，毛泽东任常委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要注重培养学员成为武装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其规约指出：为了将来发展农民武装，学员“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农讲所设有专门的训练委员会，聘请军事教员，学员实行军事编制，全校成立总队部，下设4个队部和1个特别训练队。学员全部过军事生活，他们身穿灰色军装，腿扎绑带，每人配备武器，每天操练两个小时，每周设有军事理论课，每周还有一次野外军事演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军训时间每天增至4小时。5月17日，国民党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在纸坊叛乱，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并偷袭武汉。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所属部队大部正在河南前线与奉军酣战，情况十分紧急。毛泽东果断地将武昌农讲所400多名学员编入中央独立师第二团第三营，配合从前线回来的叶挺部队，迅速平定了夏斗寅的叛乱。5月底，湖北麻城的反动武装勾结当地土匪，又起事端，他们捣乱农协，残杀农民，农讲所300余学员又奉命开赴麻城剿匪。不几日，学员军凯旋归来。学员们在受到系统的农民运动理论教育的同时，也得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军事训练。大革命失败后，这些学员中有不少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成为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武装力量是政权的支柱。在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中，由于国民革命军各部未经彻底改造，不少军官在当时紧张的军事活动中，招兵买马，迅速膨胀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在北伐中，由于北伐本身的革命性，沿途许多工农加入了军队，更增强了这些军官个人的军事实力。许多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虽然参加了国民政府，但在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不懂得去争取武装，更不懂得建立共产党自己的武装组织。中国共产党由于没有掌握军队，实际上丧失了在重大问题上的发言权。所以，当蒋介石在上海举起屠刀的时候，党的地位便岌岌可危了。 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湖南全省已是一片白色恐怖。中共湖南省委在受到很大的挫折后，要求毛泽东回湘。6月下旬，毛泽东在征得中央批准后，回湖南任临时省委书记。回湘后，他毅然举起反对反共军阀唐生智的旗帜，并特别指出，在工农武装不能分开存在的地方，要设法保存武装，同时提出了具体的保存办法：一是把工农武装编成合法的挨户团，二是上山，三是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毛泽东亲自组织实施了这次行动。但不过十天，毛泽东又突接陈独秀来电，要其速回武昌，并指责他组织暴动和反对唐生智。这时，毛泽东对形势看得更为清楚，对中国革命发展的脉洛有了清晰的认识。因此，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当别人还在争论图谋改造国民党问题时，他坚定地指出：图谋改造国民党是行不通的。工农武装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里，毛泽东之所以提出“上山“的主张，并不是个人的好勇斗狠，而是他已深刻认识到，第一次大革命之所以遭受挫折，关键的错误和失着，就是党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7月15日，继蒋介石后，汪精卫集团也背叛了革命。中共中央在7月20日下达的《中央通告农字第9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中，显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通告》指出：近年农民运动的大发展，已表明中国革命到了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我们党只有坚决地站在土地革命立场，才能领导这一革命潮流前进；政权斗争是土地革命的主要特点，农民争取政权和土地的斗争，必须有革命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农民要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武装和一切反革命的武装，农民武装不能公开存在的地方，就暂以“挨户团“等名义取得合法地位，进行秘密训练。若此办法不行，则可以“上山“。7月下旬，毛泽东起草《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经中央同意，寄发湖南省委，《大纲》明确了推翻湖南唐生智政权的目标，在军事上也做了部署。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21人由中央交通员一个个单独带进会场，前后共花了三天时间，会议结束后，又单独带出会场，也花了三天时间。这次会议就是在我党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八七会议。毛泽东参加了这个会议，他在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报告后，第一个发言。他的讲话一如往常的风格，把国民党比做一座空房子，批评陈独秀的中央如同新娘子上花轿般地勉强挪到该房，但自始至终没有当此屋子主人的决心，认为这便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他环顾四周，见大家若有所思，便淋漓尽致地陈述了他对当前中央工作要点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科学论断。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口号振聋发聩。它是无数共产党人用鲜血写就的，他们用血肉之躯为中国革命指明胜利之路，他们催促着毛泽东去创造新的斗争方式。八七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去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他匆匆回到湖南，开始了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谢伟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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