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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还有两个新兵，轮流背着负伤的连长在森林里迷了方向，进了一个越南人的村庄。老山两面的瑶族都一个装束，他们还以为到了家，叫一个老头去找干部，老头半懂不懂地点头走了，他们才看到内屋墙上有张胡志明像，连忙撤离。六天后，他们才回到真正的国内。连长已在他们背上牺牲，遗体已腐烂，但他们始终没有丢下连长。有记者后来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答：“连长好！”“好在哪？”一个新兵说：“我母亲想我，日夜哭。连长知道了给我母亲去了一封信，说，‘妈妈，请放心，我会象对待弟弟一样对待你儿子’……”另一个新兵说：“我有些怕打仗，连长说‘别怕，你跟着我，要死我死前头。……’” 二连连长叫王仕田，这两个新兵对他的记忆值得我们每个干部深思。 那次我是三连三排长，遭炮击后我排有25人参加了对老山主峰之一——56号高地的进攻，在那里倒下了八个同志，我自己四次负伤。 一营的主要伤亡不是遭敌炮击，而是在向主峰猛烈冲击的路段上！ 当年给一营作出不公正结论的领导今天都退下去了。事过四年，我想他们对我说的这些早已很清楚了。我听说，有的领导很内疚，很伤心。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他们更应当感到光荣，感到自豪！因为，这个部队毕竟是他们长期培养教育出来的！ 话说回来，假若他们当年冷静一些，明智一些，求实的精神多一些，请一位笔杆子把一营失利和它后来的表现、英雄事迹都写出来，如实上报，对失利的原因勇于承担责任而不是向下推卸，那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我想，很有可能上级再一次授予我们一营“英雄营”的荣誉。最恰当的称号是：“打不散的硬骨头英雄营！”这不上弄虚作假，不是强词夺理，而是对一营很公正很如实的评价。她当之无愧！ 真这样，我们一营那次战斗中出现的众多英雄今天何至于默默无闻？我们今天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几百个幸存者何至于不敢说自己是穿插一营下来的兵？我们这支历史上战功累累、曾是刘邓大军主力之一的英雄部队，何至不如其他参战过的部队显赫辉煌？我们的领导何至于一个个被冷落？ 我不是埋怨领导，更多的是对他们的处境深感惋惜，深表同情。公正地说，在近十年的自卫反击战中，他们是立下了很大功劳的呵！ 我活了下来,真是侥幸 ——高少林（现团部协理员，原担任穿插的二连指导员，残废军人） 我们二连1982年评为军区精神文明先进连，各方面突出，三十多年无事故。 我本来是连长，战前改任指导员。 穿插失利，原因很多。战前训练掌握不当，把部队搞得太苦是一个问题，伙食标准低，营养跟不上问题更大。好比熬一锅水，火太大又加不上水，只有把锅子烧炸。当地集中很多部队，附近老百姓不多，只能到远处去买菜，买回来一半坏了，本来不高的伙食标准只能有一半吃到战士肚子里。 每个人两套衣服，很快磨烂了，要求补发，哪怕是收旧物资哩！鞋子更费，一星期就穿底。上级说，是需要解决，往上反映吧。上面的回答是：“一套军装，一双胶鞋穿多长时间是经过专家们研究实验过的，不可能坏得这么快，你们等着吧，我们将派人来调查。” 不知是哪个单位果然派了个人来，五十多岁，爬不上我们的山头阵地，几个战士把他“架”上来了，结论是：“情况属实，你们等文件吧！” 有人提：罐头、压缩干粮在极度疲劳又找不到水喝时吞不下去，最好有1979年那种干粮袋，有水果糖、牛肉松、咸菜…….还有净水药片……回答是：“那是给坐飞机的人准备的……使人听了更恼火。 战士每月津贴8元钱，战前抽烟都厉害，司务长不愿借钱，怕人死了没法还，好多战士卖手/表。 衣服没时间洗，长期汗水不干，的确良布成了个硬壳壳，又臭又易碎裂，抓痒能抓住虱子，补衣服只能补“关/键”部位，没有布，只好扯帽子里的衬布。 老鼠很多，晚上在睡死了的人身上游/行，白天钻被子，咬干粮袋，咬得一塌糊涂。 有战士说：“指导员，其它都好克服，没烟抽受不了。”还有人说：“让我在死前把烟抽够吧！”我叫事务长把我们连结余的几千元拿出来，给抽烟的发几烟。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作到的是尽力“丰富”一下战士们的文化生活，组织歌咏比赛，学跳集体舞，开晚会，组织诗歌朗诵。我们把书籍画报录音机都带到了临战训练地。许多牺牲的同志在录音带上留下了诗，没有人听了不感动，家属更是如此。 但我们不能说战前的工作多好，有许多教训值得我们吸取！ “左”的影响很深！ 人的因素，精神力量决定一切，战胜一切。在当时根深蒂固，我看今天也远远没有肃清。 战前几天，我们还搞过一次长途拉练，天热，走起来渴得要命，不到一两小时把一壶水喝光。为了接受实战要求，一天一夜不停地走，干部战士都不吃不喝。有的人受不了啦，趴在稻田里就喝，一公尺外就是粪水。 有一些人累躺下了，一个干部抓起他们就踢，还鸣枪威胁，这个干部责任心很强，后来打仗也很勇敢，但战士们就是不为他说话。还有个干部，本质也不错，就是爱对战士发火吼叫，一次行军他接过一个新战士扛的一箱弹药，扛过去就再没人接，他身体不行，终于也累趴下了。一个班长讽刺他：“你现在也道了吧，觉悟不等于力气呵！” 笑话多了！ 一位首长来，要听听我的决心，我表什么态例子都摇头：“不行，不行，不够劲！”教导员见我抓瞎了，给我递了个条子，三个字：“喊口号！”我恍然，站起来高呼：“首长，拿不下阵地你就到突击排找我的尸体的！”他满意了：“我要的就是这个！” 我们嘴上喊实事求是，实际上不懂也不去作，给下面带来很坏的影响和压力。开进时，明知自己体力不行，还生怕比人家少带了东西，拼命争抢着加码，结果沿途都扔满了器材：爆破筒、手榴弹、圆锹、十字镐、防毒面具，还有饭包水壶…… 路太难走。本来高涨的士气被汗水浇灭了，被困倦压垮了，一停步就有人倒下，倒下就鼾声如雷。 拉肚子的很多。吃罐头，喝生水，拉起来就象开了水闸门。你不能叫他不拉，又不能走远。怕有地雷，只能拉在路边。 干部心里急，很想抽烟，但不能抽，只好嚼辣椒。 我们二连在最后，前面没跟上，把我们堵在一个苍天大林子里，憋了好一阵，我一看，快到总攻时间，只好按方位往我们预定的位置去。 我那时身体很好，每天冷水浴，但那晚上也很感到很吃力，不咬牙就得往下倒。新战士杨中武十七岁，还未长成人，一米六不到，父早死，靠要饭长大，入伍后表现很好。他倒下了，我拉起他，他一把抓住我：“指导员，别丢下我，别丢下我。”我只好半拉半抱着他走。他边走边哭，还打自己，战士们后来说，那晚上是淌着汗水，流着泪水，踩着泥水，拉着稀水走的。 我们没走到地方我方炮击就开始了，一片惊雷在我们头上排山倒海般飞过，敌人阵地上转眼就是一片火海，天都红了，大家都兴奋起来，正吃干粮，敌人的炮火来了。 后来从缴获敌人一份作战图证明，我们的穿插路线正在敌人预料中，也许是敌人观察到我们的行军路线， 人家的炮打得很准，很密，一来就造成我们很大伤亡。因为正走到一条狭谷里，没法躲。原来我们什么情况都想象过，就是没想过在这样的地形突然遭敌炮击怎么办。战士们一下子傻了，很自然地往一堆挤，以为靠得越近越好。本来大家都学过如何识别远炮近炮，如何防炮，这时候却反应不过来了。 干部没有慌，很快制止了一堆挤的现象。并指示了前进方向，带领大家拼命往前赶。 敌炮追着我们打，沿途又有人倒下了，为了尽快赶到目标，完成任务。我们顾不了伤员了，只有等后面的军工来救护。 伤员们大哭大叫大骂，给部队心理压力很大，有个别人抱住大树喊妈呀，妈呀，神经错乱了。 我们大部份人还是冲出了炮火封锁区，但找不到前面的一、三连的去向。我看到前面一个山头上有敌人，看得非常清楚，动员连长攻击。连长不同意。他说：“上级没叫我们打这里，也搞不清这是哪，上头多少人。”我和他争：“现在还顾得了这些？只要有敌人的地方就是目标。”他说：“打好了上级或许不追究，打坏了，脱不了责任。”我说：“我负责！”他说：“等一等”，再不吭气。 我们就等在那，还是时刻遭炮击，时刻有伤亡。战士们这一时聪明多了，都就地挖了防炮洞。 可惜，一次可贵的战机，一次使我们连可能脱离危险区域的唯一路就这么着等掉了！ 我卧在地面，一发炮弹打来，听到“噗”地一声，如泼水。接着浑身一震，我知道糟了，想回头看看，但头转不过来，我想挪动双腿，也动不了，我意识到双腿没有了。很快，我感到一阵钻心的疼，好象一支手伸进我的胸腔内在抓挠，我将十指插进地里，让自己不喊叫，指甲都抠没了。 我身上的装具全掀烂了，背包、水壶、还有一部照相机——我带了十几个胶卷，原想凯旋后开个战地影展的。 一个战士扶起我，给我包扎。我才看清，我的腿还在，只是成了烂肉。与我同时负伤的还有步谈机员、通讯员、文书。新战士杨中武满脸血，对我哭喊：“指导员，指导员。”他不哭自己，哭我。 我又听到连长微弱的声音：给我包扎一下…… 伤太多，战士们也不知给我包扎哪儿好。我准备了药片杜冷丁，吃了，我叫战士把连长抬下去，自己包扎了一条腿。 炮弹还在周围炸。这时大家只有拼杀的愿望，生死已置之于度外了。都在喊：“指导员，咋打？你说一句话！”我想调整一下部署，又一炮打来，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我已在四班副背上，我问：“你干什么？”他说：“我背你下去。”“这是哪？”他说：“不知道。” 我一会清醒一会昏迷。到了营救护所，我才知道，我们营大部份都没有到位，全营伤亡很大。我忍不住大声哭喊：“完了，完了！”教导员说：“你现在什么也别管，快下去吧！” 接着，我开始呕吐，这是休克前的征兆。 从营救护所再往下抬的途中，我被颠醒了，看到我连副指导员汪斌，我很吃惊：“你怎么到了这儿？” 他说他来找军工连上去抬伤员，还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我叫他好好组织部队，他满口答应，还给团里写了个条，大意是连队伤亡很大，连长指导员都负重伤，他们表现很好等等。 就是这个汪斌，后来被敌人俘去，并且在广播上发表讲话，说了一些迎合敌人政治需要的话，成为我们连营团师军的奇耻大辱。不管我们在这次攻克老山的战斗中有多大战果，多大牺牲都不能消除它的极恶劣影响，至今也抬不起头，翻不了身！ 我认为，战争中被俘是难免的，我们不是先后也抓了越南成百上千的军人么？各级都有，提供什么情报的都有，不必把这事看得多重。 汪斌战前几个月从别的部队调来，他知识面广，能说会道，但作的不如说的好，我的他的印象总的说不坏。我至今认为，他是中途遭遇敌人被俘，不会是有意投敌。 那次我见了汪斌，继续往下走不了多远，敌炮又来了，八个抬担架的人都跑了，我动不了，眼睁睁看着炮弹炸，看着我们的人在炮火中飞。那是敌人炮火重点封锁的一条狭谷，是死亡狭谷。 我只有等死。这时反倒忘了伤痛，脑子格外冷静清醒。我想起，1979年我们攻进老街后，往在一座大楼里，敌人一个特工抱了炸药包来炸楼，刚要拉火，被我们一个游动哨兵发现，一枪击中对方要害，不然那次我们就完了。 1979年我也在三连，是进攻老街的突击班长，我们冲进敌营房时，收音机还在响，被炮火摇动着的电灯也还亮着。过后我们班在老街城里守护三天。老街相当漂亮，我们的任务就是防止敌人自己烧城，有些屋里还有人，但我们不曾无故忙惊扰价格体系一家老百姓。 一棵大树干被劈断，直直地朝我倒下，我闭上眼睛，但它只是砸在我的伤腿上。我第三次负伤，腿断了，象切豆腐，我当即昏死过去了。 事后我得知，是护送我的号兵潘贵德把我拖出来，他拖起我到另一棵树下包扎，没有救急包，他向本营一个背了很多救急包的事务员借，对方不干，说这是有数的，只能给本连的伤员用，还一再强调他得遵守纪律！ 这说明，我们以往对战士纪律性教育是有片面性的。我的号兵哭了，他也哭了，但就是不给。 我终于被抬到团卫生所，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了。团卫生所长后来对我说，抬来时你的血压脉搏都没有了。 我还是活了下来，真是侥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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