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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南县厂窖镇位于洞庭湖西北滨，三面临水，形如半岛。小镇扼洞庭湖西北水路要冲，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62年前，鱼米之乡的厂窖一度成为人间地狱。1943年5月9日至12日，日军在这座小镇疯狂屠杀无辜百姓，制造了侵华第二大惨案，同时也是太平洋战争的最大惨案，仅三天共杀害我国同胞3万多人，每天杀1万多人，为二战时法西斯一天杀人数量之最。 厂窖惨案发生后，震惊中外，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的血泪记忆。 惨案幸存者全伯安：“几个日本兵双脚猛踩孕妇的肚皮，‘扑哧’一声，血淋淋的胎儿从下身滑了出来，日本兵用刺刀挑起胎儿取乐。” 79岁的全伯安刚从花园里摘了10朵栀子花，清幽的香味弥漫着整个房间。老人身材清瘦，满脸皱纹，眼睛深陷，穿着一双白色的跑鞋，热情地招呼记者坐下，很清晰地回忆起62年前的惨案。 “1943年春天，厂窖的土地上种满了庄稼，有蚕豆、油菜、水稻、麦子……水稻秧苗刚好长到手掌那么长，乡亲们都在忙着扯秧。我喜欢秧苗在手中细嫩的感觉，喜欢嫩绿的秧苗从田里扯出来时的泥土气味，好香。” 全伯安最初的回忆是诗意的，他沉醉在一个农民的朴素喜悦中。“我当时17岁，有一个很傻的梦想，梦想自己种田年年丰收，主人多给我一些粮食，家里的粮食积攒多了，再去买几亩地，娶个老婆，不给富人做牛做马了。” 全伯安5岁开始讨米，不满10岁就做长工，没进过学堂。他说，“厂窖惨案”发生前，他根本不知道帝国主义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日本鬼子喜欢杀人取乐。 5月9日清晨，天空阴沉沉地，气温反常地低，正在田里扯秧的全伯安抬起头来，看见一幅可怕的图景：厂窖街上火光冲天，燃烧的灰烬不停地落到他的脸上，田坎上跑来一群又一群失魂落魄的乡亲。 乡亲们大声喊道：“全伯安，你怎么还不跑啊，日本鬼子来了，到处杀人放火。” “我赶忙放下农活，跟在乡亲们后面，加入了逃命的队伍，身上只穿了一件又烂又脏的棉衣。” 此刻，全伯安的梦想破碎了，就像一个五光十色的肥皂泡在空中迸裂。 “跑的时候，子弹时不时贴着耳朵飞过，落在水塘中，溅起很大的水花。我就象丢了魂魄一样，一边跑一边发抖。路边的池塘漂满了尸体。” 一连4天，全伯安就在惊恐中度过，逃命成了他生活的唯一内容。“我没命的四处躲藏，苎麻地、草垛、水沟、灶台，全部都成了我的藏身之处，饿了，就麻着胆子摸到人家屋里寻找食物，吃几口冷饭就跑；困了，就躺在潮湿的苎麻地里歇一会儿。我连续4天没有合眼，有一晚在牛棚里睡，棉衣全是泥水，晚上冷得发抖。” 作为一个农民，全伯安在屠杀最疯狂的时候依然惦记着耕种的土地和庄稼。“屠杀第二天，我悄悄回到种的秧田附近，一看，全是尸体，尸体就象空中抛落的秧苗，横七竖八，有的仰天，有的蜷曲，有的倒插。“ 4天的逃命生涯中，全伯安目睹了一幕幕人间惨剧。 “和我们一起逃命的有个孕妇，她后来跑不动，被日本鬼子抓了起来，几个日本兵把他踢翻，双脚猛踩孕妇的肚皮，‘扑哧’一声，血淋淋的胎儿从下身滑了出来，日本兵用刺刀挑起胎儿取乐。” “我躲在藕池河边的野地里，天上的飞机就象鸟群一样密，藕池河连绵400多米的船只被飞机炸得粉碎，碎片到处乱飞。藕池河水变成乌黑色，尸臭难闻，乌烟满天。” “日本兵把抓来的人用绳子系在汽艇后面，然后发动引擎，将人拖晕后，活活溺死。” “日军走后，我和幸存的乡亲们回到厂窖，天上没有鸟飞，街上的狗都不敢叫，尾巴夹得紧紧的，人们在街上相见，都是一副哭相，不说话，每家每户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亲人被杀害。我不敢走进那块流过血的秧田，甚至不敢再看一眼。我连续做了10多天的恶梦，总是梦见日本鬼子把我劈死在秧田里……” “日本鬼子投降那天，我们几个人正在田里给棉花松土，听到路过的人拍巴掌，兴奋地说：‘小日本投降了。’我们心想，日本鬼子也有这一天！镇上的老百姓纷纷唱山歌，拉二胡，欢庆中国的胜利，那一幕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中。” 全伯安如今有一个幸福安宁的晚年，他每天都要去练剑和打太极拳，浇灌花园的花草。解放后，老人成了厂窖第一批共产党员，后来又当上了厂窖公社的党支部书记。1979年，全伯安光荣退休。 离开全伯安老人家时，老人执意要送给我一盆栀子花，记者笑着拒绝了，但不知什么时候，老人将两朵白色的栀子花放进记者的上衣口袋，至今还有淡淡的香味。 惨案幸存者秦长庚：“我当时还抱着一丝幻想，对日本鬼子说，先生，我们是老百姓，打不得呀！可恶的日本兵根本不理会我们的话，像疯狗一样，端着机枪扫射。” 秦长庚今年89岁，瘦小的个子，发白的头发，耳朵有些背。他说，“那场惨案过去已经有60多年了，但我还记忆很清楚。那天是民国32年农历四月初六，我当年27岁。” 老人似乎又重新回到血腥的屠杀现场，他的回忆如门前的洞庭湖水，滔滔不绝。 “那天上午8点钟，日本鬼子杀到厂窖，天上飞机扔炸弹，河上有小火轮封堵。国民党的军队，被围在对河动弹不得。日本鬼子是从华容县那边打过来的。国民党的军队为了逃出包围圈，就划着木桶游到了厂窖。但是他们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上司要他们向‘游港’撤退，但是错误地听成了‘酉港’，这样就必须经过厂窖。一时间，军队和老百姓混在一起，分不清了。” “我那一天在插田，我父亲在田里忙碌了一阵后，急忙赶回去做早饭。我插田到9点多钟，只看见日本飞机在天上盘旋扫射，我没有理会，以为不会杀我们，径直走回家吃饭。走进家门，令我惊讶的是，父亲竟然弄了一床被子包着自己，蜷缩地躲在灶屋里。他说，是防止炮弹炸到人。” 秦长庚这时没有想到，最后一次见到勤劳善良的父亲竟然是如此一幅场景。一个小时后，年仅59岁的父亲，被残忍的日本兵杀害。 “当时，我父亲看到我回来，小声对我说，你还是去插田，别管我。我吃了点爆花米，就出去了。走出房门的时候，看到屋后有20多人在躲子弹。我也有点害怕，就躲到一条沟里。沟里全是人，我身上就有几个人躺着。这时突然窜出5个日本鬼子，端着枪准备向沟里开枪。” “我当时还抱着一丝幻想，对日本鬼子说，先生，我们是老百姓，打不得呀！可恶的日本兵根本不理会我们的话，像疯狗一样，端着机枪扫射。睡在我身上的几个人都被打死了，血流成河。这群日本鬼子走了后，过了20分钟，又来了一伙兵。我当时正准备爬起来逃生。一个日本鬼子就一把拽住我脖子后的衣领，让另一个鬼子拿一个铁锤朝我的脑袋砸。我吓得要死，使出吃奶的劲躲了过去，拿铁锤的日本兵因为用力过大，被铁锤的惯性带着向前摔到了。我就趁机跨过这名日本兵，一把抓住大堤上的一棵树，爬上堤。我在抓树的时候，一个日本兵猛地用刺刀狠狠地刺进我的腰间，我感觉肚子里都是刀子的冰凉和疼痛，感觉伤口不停地在喷血、冒气。突然间，我的眼睛就没有亮光了，我就这样昏死了过去。” 老人提起上衣，露出了他手上、胸前、腹部的累累刀伤。他说，现在依然饱受旧伤的煎熬和折磨。 “我是上午9点多钟被杀的，到下午6点钟，我大难不死，自然醒过来了。我看到处处都是尸体，我就很木然地回到屋里，感觉肚子里像火在烧一样，就舀了两瓢冷水喝，并随便在伤口敷了点草药，这样才感觉好一点。过了两个多月，伤口愈合了。直到现在，我的腰部和手还不时隐隐作痛。” “回到家后，我才知道我的老婆带着一岁多的儿子住在罗保宁家里。罗保宁家四面环水，在岛中央，而他的屋四周又有很多树，所以不容易被发现。但是我的父亲不见了，后来是舅舅告诉我说，他在屋前的大堤上发现我父亲死了，身上还有几个弹孔。舅舅就赶紧把父亲的遗体掩埋了。” 秦长庚哽咽地告诉我们，他恍惚中依稀记得，59岁的父亲被鬼子拖出门的时候，还喊了一声“长庚！” “62年过去了，我现在还时常怀念我的父亲，怀念和他一起下田插秧、上街卖米的情景。我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庄稼汉，打过鱼，织过花篮，他的一生就这样被日本鬼子毁了。解放后，我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1年入党，曾担任农会副主任、大队长。1962年，在党的号召下，我又回村务农，搞社教工作，一直到今天。” 惨案幸存者郭鹿萍：“刺刀穿透我的腹部，从我的后背穿了出来，鬼子怕我不死，连忙在我前胸又补刺了3刀。篡改侵略历史的人，你们看看我身上的5个刀眼！” 和全伯安一样，郭鹿萍今年也是79岁。 郭鹿萍说，他的命运就是在1943年5月9日改变的。 大屠杀过去62年了，郭鹿萍老人始终忘不了他家的小药店，忘不了一味叫“田三七”的药，因为来药店的顾客买这味药的很多，看着服药后病人身体好转，抓药的郭鹿萍内心无比舒畅。 “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医生，经常走村窜户给乡亲们看病。我17岁的时候，在父亲的药铺里帮忙，最大的愿望就是象父亲一样救死扶伤。” 老人头发稀疏，背有点驮，但举手投足仍很敏捷，记忆依旧清晰。 “5月7日，我在河边玩耍，看见好多飞机和汽艇，回到村里，发现逃来了很多衣冠不整的军人和逃难群众，感觉很不对劲，就和父亲商量，连夜把母亲和几个弟弟妹妹送到了益阳。” “5月9日清晨，家里就剩下父亲和我，街上一片混乱的景象。我们早早关了店门，跑到住在乡下的李枝生家里去避难。到李枝生家时，他家已经挤满了人，粗略一数，竟有100多个。我们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日本鬼子会杀人，只是害怕飞机扔的炸弹会炸伤我们。上午10点左右，一小队日本兵包围了李枝生家，然后冲进来几个鬼子，把人全部赶了出去，我躲在床下的水沟里，没有被发现。” “过了一会，我听见外面哭喊声一片，害怕鬼子要放火烧屋，便探出头看，不想头部被木棒猛击了两下，眼冒金星，被打晕了。” 郭鹿萍老人指着左眼眼角，那一块微隆的紫黑色皮肤记录下了日军的暴行。 “两个日军把我拖了出去，场子上已有100多个群众，我父亲和表哥也在其中，他们上身全部被扒光，只有我一个穿着烂棉衣。有一个骑白马的军官腰佩指挥刀，指挥手下的士兵把我们分为几组，然后绑在一起。我听不懂日本话，以为抓我们去做苦力，心里慌乱极了。” “这队日本兵把我们赶到德伏小学操坪，命令我们跪在一面墙下，然后抽出雪亮的刺刀。曹云开是第一个被杀的，当日本兵举起刺刀，在他上身乱刺时，他猛地喊了一句：‘你们真的杀人啊！！’接着头一扭，血就喷了出来。” 据老人回忆，那个刽子手不到一米七高，身体粗壮，头戴军帽，眼冒凶光。 一个接一个，刺刀刺进郭鹿萍的身体时，已有10多个乡亲惨死在这名刽子手的刺刀之下。 “我穿了件厚厚的烂棉衣，第一刀没刺进多深，鬼子见状拼命向前一桶，刺刀穿透我的腹部，从我的后背穿了出来。我就侧身倒了下去。有一个鬼子怕我不死，连忙在我前胸又补刺了4刀。我痛得晕死过去，飞溅的鲜血把棉衣染红了。” 说到这里，郭鹿萍老人把白色衬衣向上卷起，露出伤痕累累的皮肤。这哪里是一个正常人的皮肤？背部、腹部、胸部布满了伤疤，几乎找不到一块平滑的肌肤，5个刀眼如同5个补丁，永远残害着老人的身体。 “那天下午3点，我渐渐恢复了知觉，睁开双眼一看，鬼子已经走了。旁边死去的乡亲有的肠子都露在外面，有的脑袋被砍掉，惨不忍睹。我便挣扎着爬到40米之外的一块蚕豆地里，和两具尸体睡了3天，鬼子一来，我就装死。那些天一直在下着小雨，我身上的烂棉衣全湿了，又冷又饿。渴了，就喝蚕豆叶子滴下来的水珠，肚子饿了，就吃小蚕豆，连喊话的力气都没有。” 5月12日，日军在血洗厂窖后，离开了。厂窖街上慢慢有人回来，一阵阵脚步声惊醒了半睡半醒的郭鹿萍老人。 “‘是聂老三！’聂老三是我的街坊，他路过蚕豆地的时候，说了几句话，被我分辨出来了。我便使劲呻吟，幸好聂老三听见了。当他和乡亲们把我再一次抬到李枝生家的时候，我已经气若游丝，李枝生被砍了8刀，还有一口气，父亲和表兄的尸体也摆在那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以为自己活不长了。” 奇迹又一次降临到郭鹿萍的身上，李枝生的女儿用草药治好了他的刀伤。一个星期后，郭鹿萍急不可耐地奔回家，看到被鬼子砸得粉碎的药铺，他父亲毕生的经营毁于一旦。 “又过了一个月，我把母亲和弟弟妹妹接回厂窖，父亲死了，药铺是开不成了，只好开了一家南杂店。” 郭鹿萍老人是随和的，当他诉说起62年前的烽火，总是那么平心静气；老人同时又是愤怒的，当他得知有人否认62年前的屠杀，他每每将衬衫解开，露出如山的铁证。 历史学专家肖栋梁：疯狂的日军妄图用厂窖惨案来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日锐气，扭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被动局面，结果是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义愤，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 谈到厂窖惨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肖栋梁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1943年5月，形势已开始出现根本的转变，日本帝国主义已经陷入严重的危机。 在太平洋战场，日军采取突袭方式取得的初期优势已不复存在，美军已经进行逐岛反攻，日军连连败北。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急需一场胜利加强自己的信心，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日锐气，扭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被动局面。”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肖栋梁教授说。 日军此时为了打通宜昌至武汉的长江航线，夺取中国的粮仓，迫使中国政府投降，于5月5日至6月10日发起“江南歼灭战”。“江南歼灭战”共分三期作战，主要是歼灭国民党部队第73军，第44军等部。厂窖惨案就发生在日军第一期作战的5月9日至11日。 日军发动“江南歼灭战”后，分多股兵力由湖北进犯湖南，从藕池附近、石首、华容、岳阳等地，向安乡、南县水陆进犯。同时配合天上飞机轰炸，最后在厂窖形成一个合围圈。当时，驻守华容、南县、安乡的国民党第73军等部主力1万多人奉命撤退准备西渡常德，以摆脱日军的围追堵截。刚到厂窖，便被逼入这个南北长10几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的狭长半岛。被逼入这个半岛的，还有湘鄂两省随军涌来的2万多难民，其中包括一部分公务人员、学校师生等，加上当地居民2万余人，整个厂窖垸被包围的军民共有5万余人。 “日军在厂窖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其中还包括极为丑恶的报复心理。日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损失惨重，一直想找一个机会下手，对中国军民进行疯狂的报复。” 肖栋梁教授从地理上剖析了惨案发生的环境：“厂窖镇三面临水，一马平川，建筑不多。难民成群，多是长沙和武汉两地逃难过来的，有的就睡在蚕豆地里，这很便于集中屠杀，躲都躲不掉。” 5月8日，大批日军从水陆两路进犯厂窖地区。5月9日至12日的3天里，灭绝人性的侵华日军在厂窖残酷杀害中国军民3万多人，摧残致伤3千余人，强奸妇女2千多人，烧毁房屋3千多间，炸沉、烧毁船只2500多艘，震惊中外！ “靠侵略是无法强大的，日军的暴行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义愤，也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肖栋梁说。 手记：远未结束的心灵之战 厂窖镇中央，在贴满大屠杀图片的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幕幕残忍的真实画面令人窒息。在纪念馆，记者见到了身板依旧硬朗的全伯安、秦长庚和郭鹿萍。三位老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厂窖居民。他们亲身经历了那场充满血腥、毫无人性的大屠杀，并在血泊中挣扎着站起，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们愤怒的声讨一直没有停息。 日本右翼分子无耻篡改侵略历史，不到历史现场进行谢罪，这一切都让在惨案中幸存的老人们愤怒和痛恨。 打开回忆之门，老人们缓缓的诉说让我们闻到了62年前飘荡在厂窖上空浓厚的血腥味。郭鹿萍老人回忆起当年的烽火血泪，不听地挥舞握紧的拳头。当谈到日本至今还有人否认厂窖大屠杀时，他突然站起，把衬衫向我们当场解开： “厂窖大屠杀使我家破人亡，日本鬼子根本没有人道可言。62年过去了，没有一个日本兵来厂窖谢罪、忏悔。但这个世界还是有公理存在的。有人否定日本鬼子的侵略历史，说日军没有搞过大屠杀，我绝不答应！篡改历史的人，你们看看我身上的5个刀眼，这就是如山的血证！为侵略翻案，你们还有基本的良心吗？做人说谎，你们还有基本的人格吗？我也欢迎日本青少年来厂窖，看一看‘千人坑‘，听一听幸存者的回忆，了解历史真相。” 62年后的今天，反法西斯战争结束那么多年了，爱好和平的人们依然不断遭到复活的军国主义幽灵的挑战。这种道德之战、心灵之战远没有结束。 临别厂窖时，小镇已是炊烟袅袅，夕阳下的厂窖被镀上一层金黄的色彩，农夫们的屋舍外和田园间，不时有湖鸥飞过。此时此刻，站立在厂窖的土地上沉思62年前的苦难，记者的心里没有丝毫轻松之感，“厂窖惨案”是令每个人都觉得沉重的题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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