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中国如何因应？ 接着让我们看一下中国，作为能耗仅次于美国的第一人口大国，何以因应如此能源大变局？ 中国是个能源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人均石油、天然气、煤炭的可采储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1％、4.3％和55.4％，石油资源仅占世界总量的3％。 相对而言，中国的煤炭资源远较石油和天然气丰富。中国一次能源消费历来以煤为主。七十年代以前，发电燃料几乎全部用煤；政策要求火电厂发挥技术特长，尽量燃用劣质煤，把好煤让给冶金、交通等行业；那时石油产量微不足道，为此要求努力限制和节约用油以减少进口。 2004年中国火力发电18，073亿千瓦时，占全国总发电量21，870亿千瓦时的82.6％，其中近95％为燃煤发电。 中国一贯重视开发廉价的水电，长江三峡电站启用后，2004年水力发电量达3，280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5％。 中国核电事业的起点，可说从1970年2月8日周恩来提出任务，并按此日期命名728工程为始。起初关门搞“自力更生”，进展缓慢，后来通过国际合作、技术引进，至九十年代初有了零的突破。2004年核能发电501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2.3%；计划到2020年耗资600亿美元建造至少30个核电厂，届时核电比重可望提高到4％。 中国于六十年代初开发大庆油田和胜利油田，石油生产有了很大发展，1963年实现原油基本自给。1974年西方石油危机爆发时，中国尚未进入世界市场体系，石油无须仰赖进口，不仅未受冲击，却开始对日本等国出口原油。中国石油产量1978年突破1亿吨。1985年达1.25亿吨，为世界第六位，原油输出成为创收宝贵外汇的重要来源。 六、七十年代之交，由于文革的破坏作用，发电厂燃煤来源动辄中断，为了维持电力供应，有条件的地方纷纷突破传统燃料政策，将燃煤设备改造成为燃油运行，以后又新建了许多燃油机组，到1975年，每年烧油达三千万吨以上。换言之，在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因应石油危机，大力推行“油改煤”之际，中国却因自身的特殊国情，出现了“煤改油”的反向趋势。 中国进入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迫切需要利用石油资源换取急需的外汇，于是规定了燃油电厂厉行“油改煤”的政策。以后又决定将“油改煤”产生的外汇收入，专项用于进口发电设备，以缓解严重缺电的局面，并相应成立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HIPDC）专司其事。 “油改煤”政策雷厉风行未久，就发生了政策制订者想不到的逆向运动。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中国对石油的需求不断增加，1993年中国从石油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2003年中国原油净进口近一亿吨，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对境外石油的依存度达36.5％。现在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能源消耗国。 这个巨大变化的原因，首先是许多紧缺电力，煤炭供应又困难的地方，以发展生产为优先，再度冲破“油改煤”政策禁区，兴建了一批批快速上马的燃油发电机组；一些工业企业也装用以柴油为动力的自备发电机组。其后，在气势如虹，保持7％至10％的增长的经济起飞中，中国很快发展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各行各业对石油的需求日益扩大，但是真正使得中国石油消费量激升的还是方兴未艾的汽车家庭化的热潮。 作者在1986年见到当时的交通部长钱永昌，据告按照中国国情，国家政策无意效法西方发展私人汽车业和高速公路，中国要着重发展公共交通事业。没有多久，这个政策就一风吹，吹到九霄云外了。 中国GDP大幅增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有车代表身份”，显然无法克制对轿车的强烈向往；从发迹了的田舍翁到中央政治局，谁也挡不住这种心醉神迷的力量。没有人出来告诉大家，随着能源大变局的到来，就历史的观点看，燃用石油制品的形形色色常规汽车，无论多么美仑美奂，其实只能算是“尾巴工业”或“夕阳工业”。当时幸而没有成为传统型汽车大国的中国，应该像往年发展电子工业那样，跳越没落中的电子管，抓住前途无量的半导体，赶上世界最新潮流；在汽车行业致力发展混合燃料、替代燃料、电力驱动、燃料电池等革新车型，而不是高举“拿来主义”旗帜，赶在“石油时代的黄昏”，拜倒在罂粟花般传统香车魅力之下。 中国汽车年产量1992年突破100万辆。2003年产量达到444万辆，一举成为世界第四大生产国；其中轿车产量202.0万辆，增长85.0%。2004年总产量达507万辆。今后五年在汽车整车方面的规划投资达2000亿元左右，新增长生产能力600万辆。中国的汽车化进程显然已经驶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美国调查公司CSMWorldwide的报告显示，到2006年中国汽车产量将超过德国居全球第三位，到2015年超过日本居全球第二位。多项预测指出，到2020年，中国汽车销量将膨胀到1500－2000万辆，很可能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 在上海和一些大城市，政府當局一面號召市民節省能源，一面卻反其道而嚴格实行起了自行车让道汽车，甚至主要道路禁止通行自行车的规定。上海市政府已经制定了在2010年市中心不再有自行车进出的计划。依靠自行车讨生活的弱势群体，从此行路有如过街老鼠。 作为对照，在西方发达国家，汽车无疑是主要交通工具，但那种把骑自行车或乘坐公车看成是降低自己身份的观念早已过时。在某种意义上，良好的自行车或公车基础设施是民主政治的反映：它表明一个骑自行车或坐公车上的公民与另一个坐在豪华轿车里的公民是同等重要的；这就是交通所体现的公平性。 慕尼黑是欧洲最富有的城市，60％的人每天都乘坐公交车，20％的人每天都骑自行车。纽约市中心的曼哈顿，或许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90％以上的居民没有小汽车，都乘坐公交，如果周末去海滩或乡村等地度假，就会租车。曼哈顿150万居民中，30万人拥有自行车，街道不专为骑自行车的人设非机动车道，原则上骑车人与开车人共享道路，并允许在城区工作而距家较远的公民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现任市长彭博常乘4号地铁上班，2002年12月11日，纽约公交工人拟议大罢工，彭博看得开：“不行，我就骑自行车！” 近年来，中国交通运输领域消耗的石油超过了全国石油消耗总量的40％，预期这一比例在2020年可能达60％以上。 事实上，能源短缺，石油资源尤其短缺的的中国，正在全球石油资源面临末日之际，加速争当石油消费超级大国。 与持续膨胀的石油需求相比，中国原油自给能力几乎达到了极限。如今中国剩余可采储量只占全球的2％左右，约为24亿吨，按目前年产油1.8亿吨到2020年达到2.0亿吨估计，中国将在14年后出现石油枯竭局面。历史正在轮回，中国很快就要回到“贫油时代”。 2004年中国原油消费量为2.9亿吨，其中进口1.2万吨，已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的石油进口国。目前，中国对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跨越了国际警戒线。与快速增长的需求相对应的却是本国的石油生产停滞不前，国产石油的增长率仅在2％以下，远远根不上这种急剧发展的形势。根据官方统计，中国主要石油产地大庆油田目前的年产油量正以7％的速度下降，这还是保守的估计。中国今后新增的石油需求实际上将全部依赖进口。为了填补缺口，中国只好竞相与海湾国家、中亚尤其是哈萨克、俄罗斯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签订各种能源协定。“石油依赖”已成中国最大噩梦。 中国尽管已经成为世界第二能源消费大国，但人均能耗还很低。按每人每年耗用标准油量计，目前全球平均1.7吨，发达国家约5吨，其中美国高达8吨，中国只有0.85吨，但急起直追，势不可挡。如果中国赶上和超过了现在的全球平均人均能耗，达到2吨，届时人口按14亿计，那么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量就要从现在的11亿吨猛增到28亿吨，大大超越今天美国的水平。 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根据比较温和的中长期能源需求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年耗量将达22亿吨标准油。如按目前的消耗程度和方式，这个数字有可能是35亿吨标准油，即使采取多种措施，也可能达到25亿吨/年标准油。 这时世界和中国的能源组成格局如果没有戏剧性的改变，2020年前后，中國石油消费量可能达到7亿吨左右，石油总进口量可能高达4亿吨，成为世界最大油品进口国。届时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将高达60％以上，不仅要支付难以估量的天价，更严重的问题是，如何在油源不可逆转地日益紧缺的严酷形势下，长期保障可靠供给。一旦世界风云突变，中国能源安全将首当其冲受到威胁，成为国家安全的极度薄弱环节。 从上述演变可见中国能源大计反复无常，常常与历史性能源大变局下的要求背道而驰。人们可以辩解说，这是加速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展才是硬道理嘛！但发展要作优化选择，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这是公理或常识。违背了公理或常识，可逞一时之快，却不免客观规律性或局限性的惩罚。 近来，中国能源战略问题已经成为特大热门，许多大块文章有相当全面适切的讨论，总的来说，还是在开源节流上做文章。涉及议题包括：加强节能、以煤为主、以电力为中心、减少石油用量、内外开发并举、保障安全供应、发展替代能源特别是可再生新能源，以及环境保护协调等等，从而以能源的有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支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要求改进管理体制…… 中国做了大量节能工作，但仍然是世界上能源利用效率最差的国家之一，2004年中国消耗了全球8％的石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炭，然而中国GDP总量仅占世界的4％；万元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是发达国家的10倍。中国在发展替代能源方面，有了可喜的成绩，然而在数量级上还是“小打小闹”（不包括水电）。关于可再生未來新能源，中国参加了欧、美、日、中等七方合作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并且正在建造自己的全超导核聚变“人造太阳”实验装置。根据目前世界各国的研究状况，这个终结能源危机的梦想进入商用化试验，最快也是五十年后的事。 四. “四个第一”与中国能源战略 本文意在指手划脚，而非歌功颂德，但无意也无力面面俱到说三道四。在有关能源战略的诸多方面重大问题当中，拟拾林彪“四个第一” 故智牙慧，推论如后。 1. 落实“能源峡谷”时期过渡对策第一 千条万条，这条不落实，青黄不接，挨不到新能源续命重生，岂不呜呼哀哉？证诸中国经济发展现状，许多方面正在不顾一切地反其道而行之。怎奈时不我待，客观上可容自救的来日无多，屈指可数。 2. 煤炭加冕第一 全球能源资源组成格局如此，就中国国情而言更是如此。 现时中国石油消费疯涨，在全球积极寻找可用资源以保障石油供应，固然是当务之急，但若承认落实“能源峡谷”时期过渡对策第一，就一定要清清楚楚确立煤炭加冕第一的战略观念。 本世纪中后期，煤炭势将成为全球和中国能源过渡阶段的主要支柱。 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占65％以上（美国23％），2004年产煤19.56亿吨，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已经探明煤炭可采储量约1900亿吨，但总储量估计可能高达四万亿吨，如果加紧查清资源家底，运用先进科技合理化开发，可望维持供应一百甚至数百年之久。 中国要初步实现现代化，至少需要人均一个千瓦的电力，以15亿人口计，将有15亿千瓦的需求，为现有发电能力的三倍以上。根据“十六大”提出的到2020年GDP翻两番，达到四万亿美元的经济发展目标估计，届时全国约需发电装机容量为8～9亿千瓦左右。但来自政府部门的信息显示，到2020年，预计水电总容量可达1亿千瓦，核电总容量达3600万千瓦。风能和生物能都只有约2千万千瓦，太阳能仅1百万千瓦，加上其他各种可能资源提供的电力，不到总发电能力的20％。据此，今後整个“能源峡谷”时期中国电力供应必然主要依靠火力发电，由于石油、天然气资源即将见底，除了主要指望煤炭，别无选择。 近年中国煤炭产量上去了，但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相当落后，全国采煤机械化程度仅为45％；为数相当多的小煤矿，技术手段和开采方式尤其落后，难以保障安全经济运行。 中国煤矿事故频繁，矿工死亡率是美国的百倍，已成不可承受之痛。据查全国有安全保障的煤炭生产能力仅为12亿吨，去年约有7.5亿吨是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非法违规生产的煤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现在年产近20亿吨，实际上已经大大超过了安全生产容许的极限。 中国煤矿资源极为浪费严重，目前资源回收率仅在30%左右，小煤矿回收率只有15%左右，可以比拟为“猴子吃苹果”——咬一口就扔。估计1980年到2000年，全国煤炭资源浪费280亿吨，扔掉的煤炭几乎是被利用资源的两倍。长此以往，到2020年，全国将有560亿吨煤炭资源被浪费，实际上相当于每年耗用50亿吨煤炭。在这种极端粗放型暴殄天物的同时，精查储量却一直上不去，不消四十余年，已知可采储量就会消耗殆尽。 煤炭行业现状，显示现行能源战略部署同客观需求大有南辕北辙之势，前景极其堪忧。 3. 煤炭高效、清洁、综合利用第一 煤炭加冕第一，不是简单重复早年粗放、肮脏、低效的利用方式，必须极大地提高能量转化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并转变为可以方便运用的其他能源形态，作为充分合理利用宝贵的煤炭资源，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基本政策。 众所周知，煤炭的最佳和主要用途是转化为清洁、方便的二次能源――电力。在中国电力生产中，火电常占80％以上，其中90％以上为燃煤发电。 中国电力生产能力虽已有了巨大发展，但就人均年度用电量而言，约计1300度，与世界平均2400度相去尚远，仅及美国的十分之一，还处于低水平。预期20年后中国发电量将翻番，相应增建五百多座燃煤发电厂，每年多烧约八亿吨原煤；如果按照现在的排放水平，中国环境污染势将变本加厉，而全球环保目标包括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努力，也将付诸东流。中国燃煤发电效率约33.5％，与IGCC发电系统可望达到的指标相较，每年将多耗原煤3.5亿吨以上，是为“能源峡谷”时期不可承受之奢侈。 4. IGCC第一 IGCC是国内外公认的先进煤炭发电和综合利用应用技术，效率高、最有希望实现零排放，能满足各种严格的环保标准要求，耗水量少、易大型化、利于综合利用煤炭资源，能同时生产甲醇、汽油、尿素、硫磺或硫酸以及灰渣建材等等；并且具有极大发展潜力。 在美国和一些国家，IGCC正由商用化示范进入实用推广阶段。 对于一个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大国来说，为了贯彻“煤炭高效、清洁、综合利用第一”，IGCC是别无他择、不可推诿的必然首选。 五. 回眸IGCC二十五年 中国开始认识和研发IGCC，一点也不晚，但是始乱终弃，至今梭巡徘徊，不知所从，成为能源战略失落或根本没有能源战略的佐证。 “往事并不如烟”。第一个IGCC项目兴亡旧事，何尝不是今日中国IGCC难产的一面镜鉴。议论至此，不便藏拙，下面提供一份“电影说明书”式故事梗概，立此存照。就事论事，真人真事，实名制，不掺假。 1977年冬，刚刚重建的国家科委，紧鼓密锣编制国家重点科技项目计划，迎接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11月的一天，国家科委二局（能源局）负责人林华（1981年调任国家计委任副主任，1997年去世。）在北京友谊宾馆工字楼会议室召开有关部委代表会议，讨论煤的气化、液化和综合利用等方面选题。煤炭部副部长贺秉章率先发言，提出了一个将山西煤高压气化后，经管道输送北京的宏伟规划(没有实现)。 我受水电部科技司（不久改为科技委员会）代表委托，紧随其后，举手发言，介绍了我们酝酿中的IGCC项目纲要。主持人林华当即回应，认可列入选题，安排会後详谈。 接着，第一机械工业部代表，上海发电成套设备研究所科研办公室主任华建敏（1994年任上海市副市长，1998年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现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发言，介绍该部关于同一课题的筹划情况，支持我们关于建立试验基地的设想。会後我们在招待所交换了意见，自此与上海成套所建立了一以贯之的密切合作关系。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開，会后编列了108项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其中第29－6项确定在苏州发电厂建立试验基地，开展煤气化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技术研究，这就是我们现在称为IGCC的项目。经磋商协调，该项目由水电部为主，会同一机部、化工部和煤炭部共同负责。1979年初，四个部在苏州阊门饭店联合召开该项目启动大会，有关干部、权威专家，群贤毕至。我受托作主题报告，会议通过了一份指导性的纪要。 项目首期拨款人民币二千万元（按汇率和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折合至2004年相当值，为二千六百万美元），另外提供进口物资和国际合作所需外汇。 我们为该项目起了一个代号：296工程。接着，一批决意有所作为的科技和后勤人员，立即展开了辛勤的策划、搜资、求教、计算、研究、筹建工作；包括编制正式的计划任务书，奔波各地建立协作关系，物色可用的器材设备；与此同时，一系列挑战四面八方接踵而来，几乎不容喘息余地。 一种挑战是大体上属于正当性质的学术性竞争。许多单位有心争夺该项目主办权，最强大的对手当推著名科学家吴仲华为首的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有志在必得之势。为发扬科技民主，1980年冬，国家科委由二局局长林汉雄（1988年出任建设部部长）和总工程师金发楠在南京锺山宾馆召开了“能源专家会议”，重新检讨该项目的部署。我作为苏州项目的负责人，有幸与一流水准的竞争者展开了坦率、激烈，但纯然说理的交锋。会议结束前，科委裁定确认苏州项目不变。当晚，我们一度门可罗雀的的房间，高朋满座，群情盎然，一众科研、设计、生产部门，紛至沓來要求参与合作。 然而，在实力派杀手面前，学术研讨的成果，国家科委的权威，紅頭文件的效力，几乎不值一哂。 另一种挑战为非学术性，纯属破坏性，乃至致命性的冲击。这种冲击作用几乎完全来自电力部门（1979年水电部分为水力和电力两部，1982年又合并为水电部。）内部，亦即苏州发电厂的平级或上级单位。这不是偶然乱象，是电力部主流派立场决定所以然。 电力部主流派以为，电力部是个生产部，其有限的科研力量（人员、设备和资金）应该用于改进发供电技术，提高生产安全性和经济性，而不是开发像IGCC这样的新型发电系统。中国国产发电设备系由第一机械工业部提供，他们造得出IGCC，我们就装了用，他们造不出，需要时可从国外引进，又何必电力部自己来牵头研究开发？中国不是已经从自力更生、步步紧跟，一夕之间转上了什么都可以“借鸡下蛋”、全面引进的时代吗？ 这种观念，合乎“条条专政”维护势力范围绝对权威的惯例，看起来颇有蛮理，很像忠于职守的表现，甚至在电力部科技委员会内部，也占相当优势。 IGCC并不是一种“燃料－电力”直接转化装置，它是一个由气化、净化、燃气驱动、余热利用、蒸汽驱动，以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等一系列环节组合而成的复杂系统；其中很多技术与传统常规发电行业素无瓜葛，甚至毫不相干，但早已在其他行业发展和应用。开发IGCC，就要打破历来的行业界限，优化整合有关技术，构成一个新概念发电系统，验证这种发电原理的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改进完善各个环节，进而建立具有竞争力的商用化IGCC电站，发挥“能源峡谷”时期清洁、高效供应电力的中流砥柱作用。 因此，开发IGCC第一步，必须建立试验电站；西德Lǔnen这么做，美国Cool Water这样做，中国国家科委相信也该有自己的IGCC试验电站。 发电是由电力部垄断经营的业务。电力是一种瞬间完成“产、供、销”的特殊商品，发电安全性直接关系着大片地区的生产和民生，电厂和主管部门对此承担着重大的经济和政治责任；因此，无论一机部或电力部门的科研单位，都很难说服发电厂主管接受具有相当风险性的新技术研试任务，许多既经批准的项目，也常常由于担心影响运行安全，被迫半途而废，甚至功亏一篑。六十年代初，一机部为求革新电站设备，曾与电力部门协议设定新建的湖北青山热电厂为试验电站，但该厂投产后，由于地区负荷紧张，电力部门就推翻前议，把一机部拒之门外了。 没有试验电站，无论一机部、电力部，或是其他部门，都是无法开发IGCC的；但是要电力部拿出一座发电厂来做IGCC试验，又谈何容易？ 苏州电厂之所以中选，是当时机缘良性组合的结果。该厂始建于1921年，是中国和当世最陈旧的骨董发电厂之一，规模小，性能差，且因地理条件限制，没有扩建可能，虽仍忝列“县团级”单位，实已濒临淘汰边缘。乃有技术人员不甘随波逐流，倡化腐朽为神奇之议，将苏州电厂改造成为新技术试验电站。相信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设备陈旧，原理相同；许多改进项目都可以拿到这里来做，即便发生“全厂停电”事故，因为容量很小，不及邻近大厂的百分之一，在华东大电网中的影响可以略而不计。该倡议得到电厂党委支持，并徵得有关各界热烈赞同。 起先部科技司推介了一个老厂改造课题，苏州电厂的技术班子在旁征博引中发展形成了赶上世界IGCC潮流的构想。后来的情况表明，科技司的专家当中，数来数去，其实只有二人真心实意“爱上了”IGCC，那是主持编制项目计划的王继樵和著名汽轮机专家霍宏先，我们正好一起赶上了上述友谊宾馆工字楼的关键性会议，天缘巧合，恰到好处，一路顺风，催生了“296工程”。 第一座IGCC试验电站的主要任务是原理概念验证，并提供攻克技术关键的研试平台；不要求配备大容量、高参数机组。（容量和参数的影响早为热力学确认，无须再作验证。）因此，苏州电厂作为设备陈旧、行将就木的小厂，“废物利用”、“变废为宝”，恰恰成了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经济合理优化选择。 苏州电厂来自基层的主动性，应是开展这一重大科技项目的非常有利条件，特别是在那个“政治挂帅”失灵，又谈不上有效市场机制的尴尬时刻，国家科委二局对此积极性十分珍视，甚至有过打破常规，直接同苏州电厂订合同的前卫设想；可是在电力部门内部，情况恰恰相反，从顶头上司江苏电力局到电力部的主流派，多视为不务正业、离经叛道的异端，只是碍于来头，虚与委蛇而已。这种暧昧的情势下，三次危机接踵而至。 第一次危机 主要合作单位西安热工研究所首先打出了横炮。 电力部指派所属主要科研机构西安热工所为本项目的技术归口单位。该所前身为电力部的技术改进局，1965年自北京迁来西安，负责火电厂热能动力方面的技术改进业务，对于IGCC全然陌生，既无对口部门，也没有对口专业人员；一旦受命，其优先程序不是从技术零点上起步，却秘密制订了一个“兼并”苏州电厂的计划，立即展开穿梭行动贯彻实施，过程如下。 第一步：热工所负责人下苏州，找电厂党委闭门密商。他们提出：IGCC是超大型科技项目，热工所必须派出大批专业人员长驻苏州工作，旷日持久，困难甚大，因此建议厂所合一；实际上就是迁所来苏，通过“大一统”，鹊巢鸠占，反客为主，从此脱离艰苦落后的大西北、圆了那转进东部沿海发达宝地的的美梦。出奇制胜，在此一举，岂不妙哉！ 电厂党委认为，只要省局同意，亦无不可，唯一的硬条件是：合并后，原电厂职工保留电业企业待遇。这个道理，在于当时企业单位的物质待遇略优于事业单位（研究所是事业单位），如果损害了职工切身利益，就不好办了。两位所长十分理解，信誓旦旦作出了未来“一所两制”的承诺。 第二步：热工所负责人、电厂厂长，加上敝人，再约了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从北京赶来，一起去南京，试图说服苏州电厂的上级主管――江苏省电力局。 省局徐副局长接待我们一行。这位副局长原有腹案：苏州电厂关门后，职工应支援苏北新厂，由于调动苏州宝地个别人员非常困难，最好“一锅端”，厂址则归供电局利用。他根本不赞成搞什么试验电站，即便作为常规发电技术的试验电站，对江苏省局来说，也是个额外负担，谈不上什么实际利益，更何况IGCC？ IGCC项目打乱了他的算盘，但热工所迁苏之议提供了另类补偿机会。 徐副局长早有线报，胸有成竹，当即回应：热工所“兼并”不行，“购并”则可。这就是说，电厂寸金之地，原有利用计划，需要资金补偿，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价。院长和所长们皆无难色，夸下海口，说只要从部里小型基建项下开支就得了。 第三步：院长和所长们去北京，向电力部科技委员会请求批准。科技委主任齐明是位正气凛然的副部级资深老干部，听后勃然大怒，表明绝不容许这种借机谋私的诡计得逞，叫他们死了逃出西安“鸟笼”这条心。 江苏的徐副局长等得不耐烦，派了一位处长到部里要钱；齐明当面痛斥：“要钱没有，要命不给。”轰了出去。 奥林帕斯诸神翻脸之后，热工所所长们退回“鸟笼”，不再出声；徐副局长他们显然觉得被愚弄、被羞辱了，咽不下这口恶气。江苏省电力局接着发下文件，通知苏州电厂296工程暂停活动，冻结经费；同时给电力部打报告，声言苏州电厂没有足够技术力量，厂址今後计划用作培训教育基地，不能承担这一国家重点科技项目云云。于是，一切都停摆了。 可怜一众科技人员，包括刚从外地调来的专家们，满怀抱负，出师未捷，就给莫名其妙放了鸽子，起先连原因都蒙在鼓里。除了干瞪眼，大家还能做什么呢？ “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建议苏州电厂负责人采取主动行动，前往西安，说动那无风起浪惹出事端的热工所所长们一起进京，向部科技委解释、表态、消气、扭转僵局，然后让部里给省局做做工作，给徐副局长他们一个台阶，应有转圜余地。 就这样，一点点，一步步、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平下了诸神漫天肝火，296工程延宕将近半年后重新启动。 第二次危机 热工所讨了没趣，并没有认真干起活来，却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编报项目计划任务书的过程中段，热工所忽而推翻四部会议纪要确定的方案，要求搁置试验电站计划，先从“小型试验”做起。换言之，让他们在西安的所里慢慢玩起来再说。 从“小型试验”做起，似乎是一种合乎科学态度的提法；但IGCC不是一个需要一切从头做起的项目。凡稍有涉猎的内行人士无不明白，建立IGCC试验电站是顺理成章的必要起步，其他国家无不也是如此；当然，建立试验电站，并不否定“小型试验”，恰恰因为有了试验电站，才能为必要的小型试验提供适当的平台。 在一次次讨论会上，来自十几个单位的数十名代表，耐着性子奉陪热工所那种循环往复的空洞辩论，半个年头无所作为。热工所最大的败笔，也许在于根本不知道自己坚持要做什么样的“小型试验”，始终亮不出一份“小型试验”的说明书，越来越难维持其“不同学术观点争论”的表象。最后，除了苏州电厂成员勉力周旋外，一机部、化工部等各方代表都沉不住气，准备宣布退席了。科委二局负责人忍无可忍，终于向电力部科技委提出了不必勉强热工所参与本项目的建议。 电力部科技委明确支持IGCC的人物，除王、霍两位外，这时又加上了齐明主任。“第一次危机”使他无形中加深了对IGCC项目的了解。他的访美之行，亲眼看到了美国IGCC事业的盛况。 齐明来苏州，正遇山东省电力局梁玉山局长劝说我去济南工作，他当着我的面告知梁局长，无论如何不能让我离开IGCC项目。我相信他是认真的。 国家科委和各部合作单位的反应，加上齐明立场明朗化，终令“小型试验”游戏难以为继，没有闹腾到试验电站告吹或同热工所散伙的地步。 两度发难，总是书生闹事，未成气候，好歹对付过去了。危机过后，计划任务书终告出炉，热工所派来了常驻代表，尽管只是应景的“观察员”。 热工研究所于1994年改名“热工研究院”，英文简称TRPI。2004年更名为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2001年在苏州开设了分院。 2004年3月该院几位专家联名发表题为 《研究和开发清洁能源发电技术促进我国电力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论文，其中如是说：“我国在1979年曾由国家科委立项，由TPRI牵头在苏州电厂筹建一座10MW级的IGCC试验电站。此后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工程中止建设，但仍然进行了不少前期工作。” |
|
ICP备案号:豫ICP备0501579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