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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危机 尽管“技术归口”单位意兴阑珊，296工程在各部协作单位通力合作下，还是步上了轨道。我们从云南密林中调来了可供改造利用的压力气化炉本体，开展系统整体和气化、净化部分技术设计，进行燃气轮机选型、余热锅炉研制、调节系统设计，筹建高温煤气净化试验台和低热值煤气燃烧试验台，并提出一系列有所创见的专业论文…… 苏州项目和美国Cool Water 的首座IGCC试验电站的起步时间差不多，可望在1984年左右同时试运。我们的规模和水准要差很多，但原理概念验证和攻关主题异曲同工，一样为未来国际合作开发，更上一层楼打下必要的基础。 致命的第三次打击很快降临了。中央清算华国锋“洋跃进”，实行“调整”政策，削减投资项目，同时对陈旧企业 “关、停、并、转”。江苏省电力局随即发下了打算关闭的老厂名单，苏州电厂赫然榜上有名，只是附注因承担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如何处置，有请电力部裁定。 球踢到了部里。这就是说，电力部如果要苏州电厂把项目搞下去，得出钱把这个本该关门大吉的企业养起来；否则，我局恕不奉陪。 苏州项目面临“皮之不存，毛兮焉附”的困境。 此时国际油价回稳，美国原先一拥而上的许多IGCC项目纷纷下马，消息传来，益见时运不济，风雨飘摇。 电力部主流派这关最难过。部科技委员会本当是苏州项目的守护神，可是我们的坚定支持者齐明主任，这时忽告离休，从此不再涉足此一是非。后继者竟是一位颟顸焦躁近乎衰竭的老者，同他说明白一件事也难，几位付主任则打起了太极拳。此时部里实际上只有计划处的王继樵在四面楚歌中勉力招架。国家科委二局着了急，曾专门讨论将苏州试验基地收为直属单位的设想，但既无先例，又不合体制，看来行不通。 欲求保全，莫非唯有自力更生，自己养活自己？我们提出了一个利用电厂锅炉设备为苏州市集中供热的方案，既提高能源效率，又可改善大批小型工业锅炉排放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市政当局和有关企业热烈欢迎，并获国家计委综合局支持出资安排设计单位做可行性研究，结果证明经济收益足以维持电厂生存。 然而，省局徐副局长他们，轻易地击中了集中供热方案的“阿基勒斯之踵”（The Heel of Achilles，致命要害）。省局发了话：你们搞集中供热，就不再隶属省电力系统，改归苏州地方政府去吧。这意味着电厂职工从此失去傲人的“中央企业”待遇，工资、福利降级，住房分配机会大减。与此同时，省局又许了愿：关厂后，职工一律在当地电业单位安置，既不必去外地，又保留电业部门待遇。 电厂职工闻讯后，争相表态效忠省局，服从关厂安排。我辈风尘仆仆，四处游说活动，欲求“置之死地而后生”，力谋挽回残局之际，后院传来了一片挞伐声。电厂职工代表大会上，众人慷慨陈词，指责296项目几个要名要利的知识分子，出卖广大职工的利益。我们当不成电厂重睹芳华的功臣，不幸已沦为坑害职工切身利益的罪人。 电力部首长们日理万机，对这等无关紧要却又不大不小的麻烦事，一时也难打理，就来个拖字诀。一拖不觉大半年，296工程完全停摆，全班专业人马在广大职工冷眼下夹着尾巴混日子，越来越不是滋味。于是296工程全体技术人员联名上书当时的电力部部长李鹏，敦请迅速作出决断。 李鹏接信后很快作出反应，他召集部里一些人开了个会，在296工程班子无人参加、无人知情的情况下，下结论为“可搞可不搞的边缘项目”，根据调整政策，决予停办，苏州电厂相应关撤。他亲自给国家科委的留苏老同学林汉雄打电话，告知这个“不干了”的决定，据说气得林汉雄不亦乐乎。 苏州IGCC项目完蛋后，犹有余音袅袅。一机部上海成套所从国家科委那儿保留了一个燃烧室试验子目，由燃气轮机研究室主任李建业主持，与美国GE等合作完成。 1983年6月，我以访问学者身份，来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南楼的EBASCO公司总部报到。 六. “不知其不可而为之”及其他 我曾在美国《燃烧工程》（Combustion Engineering）杂志拜读过EBASCO公司副总裁率专家组向国会游说IGCC联产技术的精彩全文报导，我冀望在那里找得到同好知音，共商东山再起大计。 由于油价回归低位，IGCC近期不会展现经济竞争力，市场导向的美国，当时也收缩有关项目，但坚持Cool Water示范电站试点不懈，依然确认IGCC的明日之星地位。我在今已灰飞烟灭的世贸中心二号楼86层，向EBASCO公司闲了下来纷纷转行的IGCC迷们（NUTS），以及国际商务开发部的先生们大言不惭：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能够运用国家力量支持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长远发展计划，不易为市场波动左右；如有美国技术和资金协助，中国IGCC大有可为，甚至可以发展得更快些，将先进成果反馈美国！诸君何不共赴一试？ GE公司的IGCC部门负责人邀我去Schenectady总部访问，小住一周，大长见识。在芝加哥的煤气研究所（GTI），主人让我详细了解他们开发的新型气化装置。EBASCO国际部派员陪我去华盛顿，向世界银行游说投资中国IGCC事业；要求国务院贸易发展署（TDP）出资支持中国IGCC项目可行性研究。 电力部已贴了封条，没有人指示我东山再起。美国同好们知道这些都是我的个人行为，但在这个肯定“个人本位”的国家，这一切算正常。 我在EBASCO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实际上是美中合作在华开发IGCC技术的建议书，赢得了正面的反响。1984年8月起，经毛遂自荐，我开始了大洋两岸穿梭之行。我的国内原单位准予“留职停薪”，借调EBASCO，于是我作为兼具美国公司代表身份的中国访问学者，为中国IGCC另起炉灶，以及电站引进等合作课题，扮起了挟洋自重、假洋鬼子式的桥梁角色。 我向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朱宗葆、市科委主任魏瑚等推介IGCC，获得正面的积极的反应，促成EBASCO同上海吴泾化工厂合作进行予可行性研究，并EBASCO支持下为上海争取到了一笔美国国务院贸易发展署（Trade Development Program，TDP）开发新科技项目的启动资金援款。 我有机会向前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张珍（2004年去世）和北方工业公司罗总经理等宣传IGCC，被接受为“军转民”工程的特别选题。在前河北省人大副主任刘斌彦（曾任叁机部、七机部、八机部副部长、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代省长，1998年去世）协同下，北方工业公司同河北省邯郸市合作，与EBASCO公司共同研究开发IGCC联产技术的可行性。 张珍时任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该委下设顾问组，成员包括号称核霸王的姜圣阶等一流实力专家权威，我应邀出席该顾问组会议作IGCC专题介绍。其中燕山石化总公司的吴总，敏锐地发现了借以改造该公司庞大燃油动力供应系统的可用性，为此请来EBASCO专家，实地考察研究IGCC热电联产方案。 我同另一位IGCC迷，国防科工委领导人赖坚（现任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名誉理事长）共商开拓之道。我等筹划中国新技术开发公司（董事长谷羽，中国科学院顾问、前新技术局局长，胡乔木夫人）与EBASCO公司建立一家专司开发IGCC技术的合资经营公司。在EBASCO公司董事长华莱士先生赞同下，该建议进入了正式评估与编制计划阶段。 我受邀参加国务院煤炭综合利用领导小组和国家科委在京丰宾馆联合召开的研讨会，见到了许多熟人，大都是来发牢骚的。看来不光电力部，其他部门的类似项目基本上都落到了“可搞可不搞的边缘项目”的下场，多年来乏善可陈。我在会上联系自身实践体验，提出了抛开“条条”，改就“块块”的新路线，主张同地方政府和大型企业中的积极力量合作，结合当地生产建设的实际需要，直接展开工作。这个意见得到会议主持人，国务院煤炭综合利用领导小组副组长，一位前石油部副部长（名字忘了。这个领导小组的组长是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击节激赏，特地找我单独促膝长谈，并把这一意见写进了会议纪要。 按照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原理，我无意再找电力部门重提IGCC。那里有一扇无形的自闭之门，在那扇门上，我已撞破头颅，血迹斑斑。 然而，这是一件戏剧性的邂逅。1985年末，我有幸在北京西苑饭店同以后担任水电部、能源部副部长和电力部部长的史大桢及夫人，共进晚餐并纵论IGCC。当时他刚从东北调京，由电力部规划院长转任部总工程师。史总其实不是我的游说对象，只是作为技术人员之间关于新科技动向兴之所至的自由谈，他可真是听进去的。 部科技委计划处王继樵告诉我，他们讨论年度项目时，新来的史总特地向众人介绍了我们的谈话，并探问IGCC立项的可能性，顿令王兄等不胜意外，惊而难喜，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我们觉得史总非常可爱，但此时的他还不了解情况，或者说还没有来得及进入那扇无形的自闭之门。我们原是铁了心的，丝毫没有升起幻想。电力部门在史大桢领导下的十来年，创造了中国和世界电力建设的奇迹，但始终同IGCC形同陌路。 我的游说活动看来有声有色，但是每当完成可行性论证之后，在计委立项这个关口上统统给卡住了。燕山吴总发现，即便自建铁路专用线也弄不到煤。张珍说不动计委，扬言要找赵紫阳。上海吴泾对发电为主不感兴趣，……看来没有电力部门归口牵头，改就“块块”的新路线步步荆棘，关山重重。 我不找水电部，寄希望于新兴的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我一面同华能接洽引进电站业务，一面向他们宣传IGCC。公司创始人，首任总经理汪德方，曾任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德高望重，头脑清晰。他的计划部主任被我拉去参加了我和燕山的IGCC会谈。我希望华能同地方政府或大企业合作，突破中国IGCC的缺口。华能回应可以，但是必须首先引进几座常规电站，亦即在贯彻国家交下的本来任务初见成效之后，方可顾及其他。换言之，这是要若干年以后再说的事。 我尊敬的著名美籍华人学者赵浩生先生，同我在纽约耶鲁俱乐部有过一番关于IGCC的畅叙，他成了我游说活动的热情支持者，给予很大鼓励，为我介绍了许多高人，记得曾以“传教士”形容我奔走呼号之状。我传播福音几乎无往而不利，我和信众总是兴致勃勃，以为神圣的事业必胜；但我们总是无法逾越宿命般的客观极限，其实我只是一个不合时宜的“雨中打伞的孤独行者”。孔圣人“知其不可而为之”；我的下愚当在“不知其不可”而为之了。 我自比走钢丝。作为华籍华人，“借调”身份，自告奋勇的进修人员，“上窜下跳”的个人行为的可行性，必须仰仗中美有关双方一致认可，容不得哪怕些许麻烦。我的脚跟如此不稳，稍有差池，失去平衡，就会摔将下来。 看不惯我充当“假洋鬼子”的人们，渐渐失去了耐心。特别是水电部外事司一位原先包揽EBASCO事务的处级干部，曾经为我初来EBASCO提供过可贵的帮助，可是情况在不断地变化，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我的意外“崛起”，无形中取代了他视为禁脔的“热线”，阻断了他和合伙人的“生财之道”，起先他们从背后放冷箭，或正面恶意阻击，终至运用特有的优势地位，变着法儿直接要胁EBASCO公司国际部，非把我从钢丝上折腾下来不可。 这是一个简单、干净，甚至用不着费心为我编造罪名的绝招。他们物色了一位适当的传话人，向EBASCO主管国际事务的副总裁口头转告据说是水电部外事司负责人的话：水电部及其下属单位拒不接待我这个人。不说明任何理由，也不留任何文字材料，一切瞒着我这个当事人暗中进行；显然希望在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让EBASCO方面知难而退，不事声张地把我打发掉。 美国同仁很快从惊诧中明白了过来，是他们曾经常打交道的水电部某员设计排除我。EBASCO公司不会介入这种敏感的东方特色权谋游戏，却落落大方，给予无辜受害者充分时间自己回应、澄清。 可是我没有神力即时破解这个小小“国际阴谋”的魔咒。我不能奢求EBASCO冒着风险继续借重一个必须旷日持久地同中国最大客户――水电部里面某知名人士较劲的人。事实上我已从人们一时竞相争取结识的“Power Man”，变成了烫手山芋。 事态到了无可作为的地步，我尽力做好善后工作，让手边未了事宜多少有所交待。我挨不到做出一丁点预期的成绩，不得不结束那吉柯德战风车的奋斗。我的IGCC戏谢幕了，电力工业生涯也画下了句号。 我花费大量精力写信告状，要求水电部对这起暧昧的“国际阴谋”做出交待和查处。我的所有信件，包括寄到邓小平和赵紫阳那里的，都会回笼到水电部外事司，然后有人用鸡同鸭讲的方式，偶尔给我一封不着边际、局外人绝对看不懂我们在玩什么哑谜的回信。这种情形持续了一年多，似乎除了寻求法律援助，打跨国官司以外，已无可指望。此时中国忽然撤了水电部，新成立能源部，我试给黄毅诚部长和史大桢副部长发信，居然有了差强人意的结果。部长委托对外合作司司长谭艾辛回函，满足了我的最低要求，对于我指称的“国际阴谋”，申明组织上并不知情，只能是个别人非组织的、非法的活动，因此全然无效；来信表示了亲切的善意，但未涉追究肇事人。 那位“国际阴谋”主谋，没有因为加害于我而有损一根毫毛，不久还升了官，只是2001年，此君和谭艾辛、副部长查克明等电力部门一众官员因招标受贿等罪纷纷落水，啷当入狱，迄今犹有八年以上刑期未了。 我跳下钢丝，所幸没有粉身碎骨。我改了行。什么IGCC、发电厂、能源工程，恍如隔世，风马牛不相及了。 1998年冬，偶尔从GE公司燃气轮机部负责人陶德先生那儿听说，中国当局已决定在山东省烟台兴建首座40万千瓦级IGCC示范电站。蓦然记起十几年前，得悉烟台地区富含适于气化的褐煤矿藏，那里交通便捷，人杰地灵，发展迅速，曾经设想为IGCC试点首选之列。消息传来，借用毛泽东名句，宛然 “忽报人间曾伏虎” ，只是心劳日拙，不至于“汨飞顿作倾盆雨”，随即当作耳边风罢了。 又是七年，2005年6月，石油期货价格破了每桶60美元大关。尘心未泯，不免惦记中国烟台IGCC项目，是否早已达成正果，进入了商用化阶段？搜索一下，找来了以下一系列讯息： 1994年3月25日，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联合成立了“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该中心提出了《中国21世纪议程》，其中将IGCC发电技术研究列入中长期电力科技发展规划的重点项目计划，拟议建立大型IGCC示范电站，首套设备将从国外引进，部分研究和制造工作将在国内进行；该项目由电力部、机械部等组织实施；期限为1995年－2000年；认为执行该项目，将为在中国研究、开发和应用推广先进的IGCC发电技术打下基础。 1994年5月，成立了国家科委、电力部任组长、主要由三委三部组成的IGCC示范项目领导小组。同年6月，又成立了由国内十一个单位组成的IGCC课题组，集中了国内众多专家和教授，由西安热工研究院任组长。1994-1995年课题组完成了IGCC示范项目技术可行性论证（国家“八五”科技攻关专题85-20-06），研究结果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1994年开始进行山东烟台IGCC电站的前期准备工作，1994-1995年完成了工程前期的技术可行性研究。 1996－1997年完成了北京IGCC工程与山东烟台IGCC工程的预可行性研究，这两个地区都具备建立IGCC示范工程的条件。 1997年国家计委和电力部决定将整体煤气联合循环（IGCC）示范机组项目定点在烟台电厂。 国家电力公司决定先上山东烟台的IGCC项目，拟以引进方式建设40万千瓦级示范电站，并将项目建议书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1997－1999年对电站系统的选择，主要设备的性能进行了研究和调查，对国外已建成的5座IGCC示范电站进行了考察，重点对Texaco、Destec、Shell和Krupp四种气化炉及GE、SIEMENS的燃气轮机作了深入的调查，为下一步选择技术合作伙伴打下了基础。 《大洋网》2001年1月12日报导：我国第一个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发电项目———山东烟台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示范工程，1月8日在北京签字，它标志着列入国家“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纲要的这一国际最先进燃煤发电方式在我国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2002年12月29日，山东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就烟台IGCC洁净煤发电项目与其他出资方签署项目合资合同和公司章程，公司组建工作正是启动，标志着IGCC项目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中电新闻网》2004年6月18日报导：烟台IGCC电站项目1999年正式立项，2001年成立了筹建处，正式对外发布了合作方案征询书，通过此方式选择国外合作伙伴。该项目由国家电力公司、山东电力集团公司、烟台市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山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合资建设。计划于2003年开工建设，2006年投入试生产。 《中国经济导报》2004年7月5日报导：国家计委考虑到电力体制改革厂网分开后，发电技术进步牵头者的缺位这一因素，为加快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促进电力工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洁净煤示范项目留在了国家电网公司，由其继续负责组织实施。 （注：1997年8月，电力工业部更名为国家电力公司。2002年底，电力体制再度大改革，撤销国家电力公司，成立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五家发电集团公司，以及四家辅业公司，共11家公司。发电厂归发电集团公司管理。） 记者又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国家对发展IGCC发电技术和建设示范电厂十分重视，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明确把IGCC示范项目列为优先项目。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都在采取措施加快IGCC技术的发展。国家相关部门也给予示范工程在税收、贷款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都是要保证并相对提高示范工程的竞争力和经济性，推动IGCC发电技术在中国的前进步伐。 西安热工研究院发电研究新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许世森告诉导报记者，电力改革后，电网公司着眼于跑马圈地，对见不到摸不着的效益一时还不会上心。没有电力公司牵头，许多事情还真不好办。 2004年2月19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电力建设项目公告中，第44项为山东烟台电厂IGCC洁净煤发电机组，规模30万千瓦，已批准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建议书，但没有批准开工的消息。 《中国工业报》2005年7月1日报导，许世森教授告诉记者，早在1999年，国家有关部门就批准了我国第一座IGCC示范电站项目———山东烟台IGCC示范工程项目的立项。这个项目预计建成后装机容量在30－40万千瓦左右，但此项目的进展并不顺利。项目进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是原订的引进国外设备如今有望国产化，目前这个问题正在商讨中。 许世森向记者透露，西安热工研究院与华能集团公司合作，建设10万千瓦的IGCC项目，预计2007年左右可完成建设。这个项目采用我国自主技术，设备也国产化。 西安热工研究院主编的《热工技术讯息》2004年第6期报导：在2004年6月9日由中电联主办、国家电网公司协办的中国洁净煤发电技术研讨会上，来自清华大学、西安热工研究院以及电力系统的各方专家一致呼吁应加快IGCC示范电站建设的步伐，建议我国应在2010年前建成和完成示范电站的运作，在2010年以后开始逐步推广应用，以促进洁净煤发电技术的产业化。 摘引至此，可见GE公司陶德先生的消息准确无误，然而中国的第二个IGCC项目业再度一步步陷入了迷失之海。它的预期建成日期从2000变成了2006、2007，乃至专家座谈中模糊化期盼的2010年前；规模由40万变成了30万以至10万千瓦；设备来源从一再确认了的国外引进变成了一种模糊的国产化设想（中国忽而紧缺外汇？）；主管单位由国家电力公司变成了不管辖发电厂、“着眼跑马圈地”的国家电网公司；无论如何，迄今为止没有批准开工。《中国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IGCC任务、国家计委正式立项了十多年，现在到底还有没有人管？会变出什么玩意儿？恐怕越来越说不明白了。对照之下，25年前苏州项目遭遇的复杂困境，兴许只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我看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焦树建、倪维斗等大声疾呼敦促IGCC上马的文章，他们都是我当年登门求教过的真才实学老一辈一流专家，但除了年复一年，说说而已，又可奈何？ 这些年来，中国能源管理体制越来越呈现极度分散的局面，人称“不见国家、只见部门”，实则“不见部门，只见荷包”。这里不再是电力部的一扇无形的自闭之门。电力部撤销后，特别是国家电力公司撤销后，IGCC已经陷入五花八门的迷魂阵。科技部（1998年国家科委更名为科技部）即便高瞻远瞩，恐怕仍然只能隔靴抓痒。 与IGCC的难产成为对照，中国正出现一片混乱的“煤变油” 替代能源项目上马浪潮。中国目前在建和拟建的“煤变油”项目已达1600万吨（年产能力），计划投入的资金额高达1200亿元（150亿美元）。国务院将实施煤变油战略的主要任务交给了神华集团，今年1月，该集团计划将原先规划的1000万吨“煤变油”项目规模提高到3000万吨甚至更高的规模。 据报道，目前几乎在每个有煤炭规模化生产的地方，都在谋划上马“煤变油”项目，颇有当年大跃进放卫星的架势。只是谁也说不清“煤变油”究竟要达到怎么样的战略目标，甚至煤炭工业何以突破安全产能极限的瓶颈以因应如此急速膨胀的“煤变油”事业。 在技术上，煤直接液化项目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工业化的煤直接液化工程，但中国已宣布在内蒙古开建世界上第一套“煤制油”直接液化工业化装置。 在经济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包括十分重视善用煤炭的美国，“煤变油”技术发展水平远高于中国，都没有把“煤变油”当作取代石油的主要对策。中国那么多“煤变油”项目如果真的一拥而上，可能成为一大片难以收拾的鸡肋或赔钱货。其后果将比上海磁悬浮列车那样的拍脑袋项目不知严重多少倍。 中国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煤化工研究分院院长杜铭华等专家指出，在一些地区，对资源的炒作因素已胜过煤化工产业实际发展需要，一些企业明知项目上马可能性极小，却依然以“煤变油”的名义圈占资源，以此为要价，实际目的是采矿。 “煤变油”从另一方面凸显中国能源战略的“乱象”。 中国失落了能源战略，还是根本不存在能源战略？ 中国需要在稳定中发展经济，实现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目标，为此必须形成一个能够让中国人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这个大环境的建成，有赖先进的“心态文化”（思想信仰）和先进的政治体制。 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恰恰欠奉这两条，因此，“中国由草莽初开之世以至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後为一退步时期”。（孙中山《建国方略》） 今天，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发展时期，20多年来，每年经济发展速度一直保持在9％左右，这是有史以来一个大国经历的最快发展速度，但仍然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让国人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中国经济起飞，主要靠的不是焕发自身灵性创造能力，而是抓住了国际环境有利机遇（和平有序的全球化公平竞争环境和现成可用的科技、管理、市场和资金），积极有效地运用“拿来主义”，迅速缩短了巨大的落后差距。这种发展方式成效卓著，但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性，因此无法根本化解日趋激化的对抗性社会矛盾，并且使得种种宏伟的战略发展规划沦为不切实际的空想。 朝野有识之士多已惊觉，没有先进文化建设，没有政治民主化改革，好景不会常在，稳定中持续发展经济的良愿就要落空。然而，等不到先进文化、先进体制建设大见成效，能源战略的失落或无有，可能急升为国家美好前途的头号克星，率先严重破坏社会稳定，威胁可持续发展以至可持续生存，当非危言耸听。 中国核电事业的起点，可说从1970年2月8日周恩来提出任务，并按此日期命名728工程为始。起初关门搞“自力更生”，进展缓慢，后来通过国际合作、技术引进，至九十年代初有了零的突破。2004年核能发电501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2.3%；计划到2020年耗资600亿美元建造至少30个核电厂，届时核电比重可望提高到4％。 中国于六十年代初开发大庆油田和胜利油田，石油生产有了很大发展，1963年实现原油基本自给。1974年西方石油危机爆发时，中国尚未进入世界市场体系，石油无须仰赖进口，不仅未受冲击，却开始对日本等国出口原油。中国石油产量1978年突破1亿吨。1985年达1.25亿吨，为世界第六位，原油输出成为创收宝贵外汇的重要来源。 六、七十年代之交，由于文革的破坏作用，发电厂燃煤来源动辄中断，为了维持电力供应，有条件的地方纷纷突破传统燃料政策，将燃煤设备改造成为燃油运行，以后又新建了许多燃油机组，到1975年，每年烧油达三千万吨以上。换言之，在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因应石油危机，大力推行“油改煤”之际，中国却因自身的特殊国情，出现了“煤改油”的反向趋势。 中国进入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迫切需要利用石油资源换取急需的外汇，于是规定了燃油电厂厉行“油改煤”的政策。以后又决定将“油改煤”产生的外汇收入，专项用于进口发电设备，以缓解严重缺电的局面，并相应成立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HIPDC）专司其事。 “油改煤”政策雷厉风行未久，就发生了政策制订者想不到的逆向运动。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中国对石油的需求不断增加，1993年中国从石油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2003年中国原油净进口近一亿吨，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对境外石油的依存度达36.5％。现在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能源消耗国。 这个巨大变化的原因，首先是许多紧缺电力，煤炭供应又困难的地方，以发展生产为优先，再度冲破“油改煤”政策禁区，兴建了一批批快速上马的燃油发电机组；一些工业企业也装用以柴油为动力的自备发电机组。其后，在气势如虹，保持7％至10％的增长的经济起飞中，中国很快发展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各行各业对石油的需求日益扩大，但是真正使得中国石油消费量激升的还是方兴未艾的汽车家庭化的热潮。 作者在1986年见到当时的交通部长钱永昌，据告按照中国国情，国家政策无意效法西方发展私人汽车业和高速公路，中国要着重发展公共交通事业。没有多久，这个政策就一风吹，吹到九霄云外了。 中国GDP大幅增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有车代表身份”，显然无法克制对轿车的强烈向往；从发迹了的田舍翁到中央政治局，谁也挡不住这种心醉神迷的力量。没有人出来告诉大家，随着能源大变局的到来，就历史的观点看，燃用石油制品的形形色色常规汽车，无论多么美仑美奂，其实只能算是“尾巴工业”或“夕阳工业”。当时幸而没有成为传统型汽车大国的中国，应该像往年发展电子工业那样，跳越没落中的电子管，抓住前途无量的半导体，赶上世界最新潮流；在汽车行业致力发展混合燃料、替代燃料、电力驱动、燃料电池等革新车型，而不是高举“拿来主义”旗帜，赶在“石油时代的黄昏”，拜倒在罂粟花般传统香车魅力之下。 中国汽车年产量1992年突破100万辆。2003年产量达到444万辆，一举成为世界第四大生产国；其中轿车产量202.0万辆，增长85.0%。2004年总产量达507万辆。今后五年在汽车整车方面的规划投资达2000亿元左右，新增长生产能力600万辆。中国的汽车化进程显然已经驶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美国调查公司CSMWorldwide的报告显示，到2006年中国汽车产量将超过德国居全球第三位，到2015年超过日本居全球第二位。多项预测指出，到2020年，中国汽车销量将膨胀到1500－2000万辆，很可能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 在上海和一些大城市，政府當局一面號召市民節省能源，一面卻反其道而嚴格实行起了自行车让道汽车，甚至主要道路禁止通行自行车的规定。上海市政府已经制定了在2010年市中心不再有自行车进出的计划。依靠自行车讨生活的弱势群体，从此行路有如过街老鼠。 作为对照，在西方发达国家，汽车无疑是主要交通工具，但那种把骑自行车或乘坐公车看成是降低自己身份的观念早已过时。在某种意义上，良好的自行车或公车基础设施是民主政治的反映：它表明一个骑自行车或坐公车上的公民与另一个坐在豪华轿车里的公民是同等重要的；这就是交通所体现的公平性。 慕尼黑是欧洲最富有的城市，60％的人每天都乘坐公交车，20％的人每天都骑自行车。纽约市中心的曼哈顿，或许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90％以上的居民没有小汽车，都乘坐公交，如果周末去海滩或乡村等地度假，就会租车。曼哈顿150万居民中，30万人拥有自行车，街道不专为骑自行车的人设非机动车道，原则上骑车人与开车人共享道路，并允许在城区工作而距家较远的公民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现任市长彭博常乘4号地铁上班，2002年12月11日，纽约公交工人拟议大罢工，彭博看得开：“不行，我就骑自行车！” 近年来，中国交通运输领域消耗的石油超过了全国石油消耗总量的40％，预期这一比例在2020年可能达60％以上。 事实上，能源短缺，石油资源尤其短缺的的中国，正在全球石油资源面临末日之际，加速争当石油消费超级大国。 与持续膨胀的石油需求相比，中国原油自给能力几乎达到了极限。如今中国剩余可采储量只占全球的2％左右，约为24亿吨，按目前年产油1.8亿吨到2020年达到2.0亿吨估计，中国将在14年后出现石油枯竭局面。历史正在轮回，中国很快就要回到“贫油时代”。 2004年中国原油消费量为2.9亿吨，其中进口1.2万吨，已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的石油进口国。目前，中国对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跨越了国际警戒线。与快速增长的需求相对应的却是本国的石油生产停滞不前，国产石油的增长率仅在2％以下，远远根不上这种急剧发展的形势。根据官方统计，中国主要石油产地大庆油田目前的年产油量正以7％的速度下降，这还是保守的估计。中国今后新增的石油需求实际上将全部依赖进口。为了填补缺口，中国只好竞相与海湾国家、中亚尤其是哈萨克、俄罗斯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签订各种能源协定。“石油依赖”已成中国最大噩梦。 中国尽管已经成为世界第二能源消费大国，但人均能耗还很低。按每人每年耗用标准油量计，目前全球平均1.7吨，发达国家约5吨，其中美国高达8吨，中国只有0.85吨，但急起直追，势不可挡。如果中国赶上和超过了现在的全球平均人均能耗，达到2吨，届时人口按14亿计，那么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量就要从现在的11亿吨猛增到28亿吨，大大超越今天美国的水平。 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根据比较温和的中长期能源需求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年耗量将达22亿吨标准油。如按目前的消耗程度和方式，这个数字有可能是35亿吨标准油，即使采取多种措施，也可能达到25亿吨/年标准油。 这时世界和中国的能源组成格局如果没有戏剧性的改变，2020年前后，中國石油消费量可能达到7亿吨左右，石油总进口量可能高达4亿吨，成为世界最大油品进口国。届时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将高达60％以上，不仅要支付难以估量的天价，更严重的问题是，如何在油源不可逆转地日益紧缺的严酷形势下，长期保障可靠供给。一旦世界风云突变，中国能源安全将首当其冲受到威胁，成为国家安全的极度薄弱环节。 从上述演变可见中国能源大计反复无常，常常与历史性能源大变局下的要求背道而驰。人们可以辩解说，这是加速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展才是硬道理嘛！但发展要作优化选择，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这是公理或常识。违背了公理或常识，可逞一时之快，却不免客观规律性或局限性的惩罚。 近来，中国能源战略问题已经成为特大热门，许多大块文章有相当全面适切的讨论，总的来说，还是在开源节流上做文章。涉及议题包括：加强节能、以煤为主、以电力为中心、减少石油用量、内外开发并举、保障安全供应、发展替代能源特别是可再生新能源，以及环境保护协调等等，从而以能源的有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支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要求改进管理体制…… 中国做了大量节能工作，但仍然是世界上能源利用效率最差的国家之一，2004年中国消耗了全球8％的石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炭，然而中国GDP总量仅占世界的4％；万元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是发达国家的10倍。中国在发展替代能源方面，有了可喜的成绩，然而在数量级上还是“小打小闹”（不包括水电）。关于可再生未來新能源，中国参加了欧、美、日、中等七方合作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并且正在建造自己的全超导核聚变“人造太阳”实验装置。根据目前世界各国的研究状况，这个终结能源危机的梦想进入商用化试验，最快也是五十年后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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