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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的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发表的有关论著除了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文献外，其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它们沿着两条基本上不同的思路，提出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尽管它们的作者显然无意进行争论。 其中一种观点认为，1969年春中国军队在珍宝岛采取军事行动，是在文化大革命强调反对修正主义的特殊背景下，对苏联不断制造边界事件的一种反应，此后中国寻求改善中美关系是“中苏紧张局势事实上的缓和”带来的“一个有国际意义的副产品”.另一种观点指出，毛泽东是在调整中国外交战略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利用中苏边境争端。 比中国学术界开始讨论稍早一些，当时任苏联驻华公使的A.叶利扎维金的回忆及冈察洛夫和乌索夫所写的前言和评述已经发表，他们在其论著中强调，中国领导人在1969年的边界冲突中“在追求广泛的政治目的”，是利用边界冲突“拉拢同莫斯科对抗的主要西方国家” 认真比较上述不同的观点，便会发现仍然存在一些带有根本性的疑问，它们包括：从中苏关系破裂到1969年两国发生边界军事冲突，中国外交战略及其支配下的对苏政策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开始于何时，以及中苏边界冲突在其中起了何种作用，是因为中国要调整外交战略而利用中苏边界冲突、还是边界冲突促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者们对中苏边界军事冲突的后果是否有某种预见，包括是否预见到苏联会作出何种反应，以及美国将会如何利用这种形势？本文的目的是结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与新公布的历史文献，对上述问题作出解释。需要指出的是，要解释上述疑问，必须参考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否则便很难解释中国决策者们的一些关键性的动机。 （一）中苏关系破裂后的中国外交战略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一边倒”向苏联阵营便是中国外交居首位的原则。在这项原则指导下建立的与苏联的同盟关系，是整个50年代中国外交的基石。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曾有过调整或波动，但其格局基本上是固定的。至50年代末期，中苏同盟开始出现裂痕，但不论其原因是什么，该由哪一方负责任，中国仍然对维持与苏联的同盟关系抱有希望。直到1964年11月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以前，中苏两党间的关系作为维系中苏同盟的重要纽带，虽然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但毕竟还没有彻底断裂。即使是在两党关系彻底破裂以后，共同反对美国在亚洲进行军事干涉的战略需要，仍在维持两国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964年8月中苏边界谈判破裂后，中国总的态度是冻结边界争论，而且在一段时间里并未在此问题上大作文章。1965年2月，毛泽东会见了访问越南途经中国的苏联总理柯西金，周恩来与柯西金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就改善两国关系提出了6点建议。 60年代中期，中国的外交战略实际处于一个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面临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干涉，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外交基石的中苏同盟已经基本瓦解，中国在客观上陷于两个大国的夹击之中。用后来所谓的““两个拳头打人““来形容中苏关系破裂后的中国外交战略，虽有一些道理，却并不很准确。从实际情况看，中国领导人总地说来，还是试图稳住中苏关系，以便集中力量对付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干涉。正如1966年1月周恩来在外交部会议上所说的，国际统一战线的主要矛头是打击美帝，因为发动侵略战争，企图独霸世界，是美国为主，苏联则是美国的帮凶。1965年2月毛泽东会见柯西金及周恩来提出改善中苏关系的6点建议，均反映了中国领导人这一时期处理中苏关系的基本思路。他们在中苏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中措词尖锐激烈，但仍然试图将这场争论届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两党之间的问题，并指望论战不要损害或不要严重损害两个国家间的关系。至少他们主观上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和行的通的。决定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领导人认识世界形势的两个基本的观念。 首先，不论是从世界革命还是从中国国家安全的角度看，美国都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 早在1946年中国内战爆发后，毛泽东便断定，美国的扩张既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也是对世界革命运动的遏制。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最终决心参战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担心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干涉会产生类似““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即如毛泽东所说的：““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了去，朝鲜革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不利。““这种观念也是促使中国领导人决心全力以赴地支持越南抗美斗争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这一时期中国几乎在支持世界任何国家或地区出现的反对美国的斗争，不论其以何种方式进行。 进一步说，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美国的扩张还是对中国的直接威胁。自从朝鲜战争发生后，美国不断在中国周边地区炫耀武力，组织军事同盟，致使中国的周边地区经常出现紧张局势。从近代中国历史上看，任何一个被认为是居心叵测的大国如此接近中国，中国都会做出强烈的反应。因此那时只要美国的军事力量不后撤，中国就一定会保持对抗的立场。 1964年4月，美国政府通过加拿大驻印度支那国际监督委员会新任首席代表布莱克。西博恩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转达，如北越不停止在南方的军事行动，美国将对越南实行海空打击，直至北越就范。美国扩大战争的威胁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开会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提出，要搞三线建设，要准备打仗。7月27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时再次说明，中国要准备打仗，并提出了中国参战的可能性。8月初东京湾事件爆发，美军随后开始轰炸北越境内的目标，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东京湾决议。 显然是受到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的影响，毛泽东在当时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要抓紧时间准备应付侵略战争，他甚至认为要不要搞三线建设，就如同大革命时期要不要到农村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三线建设要抢在战争前面，即使提前一个小时也是好的。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当年制订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汇报提纲》规定，要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来制订三五计划。 这期间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他们并不认为美国有向北越发动军事进攻的计划，因为美国没有做好军事准备，无长远打算。他们甚至希望北越保持谨慎，在此重要时刻不给美国扩大战争的借口。显然，中国领导人将美国对北越的海空攻击视为是一种军事压力，而不是蓄意要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入侵。但是，他们同样也认为，战争有其自己的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美国在如此邻近中国的地方采取军事行动，中国不能不有所准备。根据上述情况大致可以断定，美国在越南扩大军事行动，至少也是促使中国领导人试图利用赫鲁晓夫下台的机会，争取改善中苏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 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第二个重要观念即是“美苏勾结”.在50年代引起中苏两党论战的重要分歧之一，便是苏联应该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不论中近代的历史、还是中共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都使中国领导人对大国之间的妥协抱着高度的警惕。历史留给中国领导人的教训之一便是，大国间的妥协总是以牺牲弱国和小国的利益为代价的，在他们心目中，这几乎是没有例外的。当美国在谋求世界霸权时，苏联要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必定会以牺牲中国的利益和断送各国革命的前途为代价。所以要彻底反对美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 1959年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会谈后大谈““戴维营精神““，便引起毛泽东的反感。10月2日中苏领导人会谈后，毛泽东便决定，拒绝在对美政策上与苏联协调行动。1963年7月25日，中苏在莫斯科举行高层领导人会谈时，苏联在未通知中国的情况下，与美国和英国共同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一事件对中苏关系的破坏是带有根本性的，它被视为不仅是苏联企图与美英国家合谋，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而且表明苏联更重视与西方大国的关系，正在进行的两党高层会谈并没有多少重要意义。中国领导人猛烈抨击苏联的行动，指责它想与美英一起““统治世界，要全世界都听他们的命令““. 1964年夏季，北越领导人为了阻止美国扩大战争，曾表示有意与美国进行谈判。中国领导人当时基于同样的考虑，赞成北越采取包括偿试和谈在内的谨慎措施。大约从1965年春起，中国开始对北越与美国谈判持反对态度。 造成中国态度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主要同美国的政策有关。不过有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对外政策的看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中国领导人多次利用外交场合，反复谈论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如何对美国妥协并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在他们看来，既然美国提出和谈建议是消灭越南革命力量的““阴谋““，那么苏联这时促使北越接受美国的和谈崐建议，就是要使越南人民的解放战争““半途而废““.尽管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对外政策的批评言词激烈，但是从中不难看出，他们仍然认为苏联与美国是有根本区别的，即美国对外扩张是全球性的和直接的威胁，而苏联则起着一种““帮凶““的作用；美国是要独霸世界，苏联则是企图靠与美国勾结来共同统治世界；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错误不是要称霸，而是要用牺牲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来与美国妥协。这种基本看法使中国领导人即使是在边界问题上，总地说来是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并没有断定那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 概而言之，直到1969年3月中苏边界冲突发生以前，中国的外交战略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仍将全力以赴地反对美国的扩张政策作为外交的首要任务，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支持越南的抗美战争中。另一方面，中苏同盟破裂后，中国对苏联主要还是口诛笔伐。在行动上，包括处理边界纠纷，则是谨慎和有节制的。用毛泽东的话说，中苏论战不过是““笔墨官司，反正死不了人““. （二）中苏边界军事冲突与中国的反应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一些有关论著揭示，早在196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即指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等单位，加强中苏边界东段的警戒，作好以军事行动配合外交斗争的准备。 中央军委还就处理边界事件的各种办法，做了相当详细具体的规定。这些地文章还指出，由于苏联在七里沁岛和珍宝岛的挑衅日益严重，中国军队于1969年1月25日制订了在珍宝岛作战的方案，2月19日获总参谋部和外交部的批准。这些文章给印象是，该作战方案实际上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批准。 进一步分析中国军事计划产生的背景是有意义的。根据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国的军事行动首先是对苏军日益频繁地挑起边界争端的反应。根据中国当时的报道，从1964年10月到珍宝岛事件爆发，苏军挑起的边界纠纷多达4189起。这一数字可能被夸大了，但即使缩小一些夸大，也是相当可观的。1966年以后，苏军加强了在乌苏里边界一带的行动，其采取的手段之恶劣，的确是令人发指的。叶利扎维金的回忆解释了苏军在边界地区采取行动的动机，即1966年间，苏联驻华使馆便向苏共中央报告说，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未来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1967年还进一步报告说，中国已经决定在一系列江心岛上将苏方挤走的方针，故应对““中国人上岛给予回击““. 其次，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军区于1969年1月下旬制订在珍宝岛反击的计划，并于2月获批准，同1至2月苏军在珍宝岛的行动有直接的关系。从1968年冬季起，珍宝岛成为中苏边界争端的焦点，事态日趋严重。如在1月23日的纠纷中，中国军人有28人被苏军用棍棒殴伤，部分武器被抢。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鸣枪的事件。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才决定进行反击。需要指出的是，在珍宝岛反击的计划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但最近有间接的资料证明，毛泽东等中共高级领导人事先并不知道3月2日会发生军事冲突。 另一方面，不论是从中国军队作战的情况看，还是从中国军队反击的规模看，都很难断定，中国军队在珍宝岛的军事行动包括着战略意图，或是为了““追求广泛的政治目的““.这次冲突对于中国军队来说，很有可能如徐焰所说，是““一次虽预有准备却不由自己掌握的遭遇战““.确切地说，中国军队在珍宝岛进行的是一次目标相当有限的边界战斗，是对苏军不断制造边界事件的一种反应。 当然，不能否认这一行动与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其国内的动力部分地来自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炽热的反苏气氛。 之所以要说明中国军队在珍宝岛采取军事行动的目标是有限的，是因为它与此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中国领导人试图在边界冲突中追求有限的目标，以致于他们对苏联的反应总地说来准备不足。这是导致他们高估战争危险，并进而调整外交战略的重要原因。 珍宝岛事件发生直到中共九大期间，中国决策层并不认为军事冲突会扩大。 从目前可以得到的证据看，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冲突在苏联方面并不是有预谋的。3月14日周恩来在会见外宾时说，现在还不能说中苏军事冲突会扩大，““苏崐联要进攻中国有困难。““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明确表示，他认为珍宝岛事件是突发事件，苏联高层事先并不知情，政治局也没有讨论。他甚至不同意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过多地谈论中苏边界冲突。此后不久，毛泽东实际上已准备采取措施缓和中苏关系，并指示周恩来““准备外交谈判““九大期间，毛泽东曾于4月14日就孙玉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发表谈话，其主要内容不是要备战，而是强调突出政治和精神作用。对于这期间苏军的调动，中国领导人基本上视其为““故意虚张声势““. 九大一结束，中国决策层对中苏军事冲突前景的估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要准备打仗““，并设想了两种战争形式。一种是在边界上““小打““，一种是苏军入侵中国的““大打““，对其中任何一种情况都要有所准备。此后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一度对形势作出了更为严重的估计，认为中国要准备应付苏联的入侵，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是苏修““，中苏有两千多公里的国线，苏联随时可以挑起战争。不仅如此，中国还要准备应付世界大战，因此要在精神上、思想上和物质上准备打仗，准备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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