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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的指示和推动下，备战随即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军委系统提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军委办事组随后召开座谈会，制订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解放军开始大量增编新部队，各地方也加强民兵武装，国民经济实际上开始转入临战状态，许多企业转向生产军品，大批工厂迁往内地。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东北、华北和西北的解放军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至此中国战备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高层领导并未在战争的紧迫性和苏联威胁等战略问题上达成共识。其突出的表现是由周恩来推动并精心安排的陈毅等四人小组，在同一时期得出了与毛泽东不一致的结论。由四人小组讨论国际形势最初是毛泽东本人的建议。该小组于5月开始讨论国际问题，则是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进行的。周恩来不可能不了解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但四人小组的研究结果却与毛泽东的看法有同有异。相同者是他们也认为，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国大““；相异者是他们断定，““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根据熊向晖的回忆，四人小组的报告于7月20日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央负责人。6月3日，瑞典驻华大使曾问周恩来，美国和苏联哪一个国家对世界和平和中国的安全威胁更大，周的回答是有保留的，他认为““现在还在发展，还要看。““ 9月初，很可能是为了缓和紧张局势，中共中央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如不允许地方报刊再宣传““要准备打仗““和““一切为了打仗““等口号。11日，周恩来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了会谈。周恩来在会谈前曾指出，苏联挑起边界冲突是为了转移苏联人民的视线为其国内困难找出路。他在与柯西金会谈后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中苏政这种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中国应争取缓和边界局势，促进边界谈判。四人小组显然赞成周恩来的主张，也认为柯西金访问北京的主要原因是想同中国““缓和一下““，““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估计苏修可能同我谈判““. 9月14日，周恩来着手准备中苏谈判。两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致柯西金的信，该信提出了缓和中苏边界紧张局势和举行边界谈判的具体措施。所有这些安排肯定是经毛泽东同意后进行的，问题在于他即使同意周恩来的安排，也未必相信形势在趋向缓和。意味深长的是，9月17日，就在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决定的当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庆祝国庆20周年口号。毛泽东亲自加上了一条，即：““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此后中国的战备宣传再次升温。9月22日，周恩来在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准备打仗是新的战略部署，要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国庆节期间，中国领导人相继发表措词强硬的讲话，历来反映中共中央重要决策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国庆社论也突出强调了要战备。随着宣传的白热化，中国的战备达到了第二个高潮，其标志是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命令崐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作为战备措施的一部分，中共高级领导人也从北京向各地疏散。同时各大中城市也有数以千万计的城市居民疏散到农村。 上述情况表明，从9月20日前后开始，中国决策层占支配地位的看法是要防止苏联利用谈判做掩护，发动突然袭击。这种担忧最初很可能来自毛泽东，而且领导人疏散也很可能是毛泽东想法，对此周恩来也未提出疑义。至于四人小组，据熊向晖回忆，他们在被疏散前曾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战备措施，以后他们也没有机会再讨论国际问题了。至此可以说中国高层决策者基本形成了共识，即苏联是中国的主要威胁，而且目前存在着苏联军事入侵的可能性。 如上所述，中国决策层对中苏边界军事冲突的看法存在一个变化过程，即从一开始认为是偶发事件，到后来断定苏联有可能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并因此而进行全面备战。这种变化产生于两个原因。其一是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将边界东段的冲突向西段扩散，不断制造流血事件，其中8月13日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有计划地进攻中国边防部队，造成严重的流血冲突。同时苏联领导人和舆论工具不断进行战争威胁，并对中国发出核战争恫吓。 苏联的行动在中国领导人中引起极度的警惕和紧张在情理之中。 其次，中国决策层对战争的判断与毛泽东1968年秋冬以来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有直接的关系。自6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即认为世界形势进入一个““大动荡““的时期，存在着发生世界战争的爆发世界革命的两种可能性。1968年8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毛泽东的特别关注，是否会爆发世界战争和什么时候会爆发世界战争，成了毛泽东关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 他认为美国和苏联都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而且它们也都在准备扩大战争，因此““似乎要打仗了““，““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很久了。““此外他还认为，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间隔22年的历史经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4年后，也该有大战争了。正是在这种看法的影响下，一旦中苏边界发生军事冲突，毛泽东便自然将其与侵华战争和可能爆发世界大战联系起来。不过毛泽东最初对中苏边界形势的判断应该说是就事论事的，否则中共中央也不会批准在珍宝岛采取军事行动，以致于引火烧身。是苏联的军事威胁、特别是核战争的威胁，触动了毛泽东本已经崩得很紧的神经，致使他担心边界冲突会导致苏联大规模的入侵，甚至有可能成为一场世界大战的前奏。可以设想，如果毛泽东没有那种关于可能爆发世界大战的先入为主的看法，他未必不会像周恩来、陈毅等人那样，对形势作出较为现实的估计。而真正的不幸在于，绝大数人认可了毛泽东的观点。 发狂的夜 我注视着你 在月中陨落 过了 过了 你和我的 宿命之缘 开始了 （三）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对美政策的转变 要解释本文开始提出的疑问，必须参考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与中苏边界冲突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是否在有意识地利用中苏边界冲突来为调整中美关系服务？ 现有的资料表明，在尼克松竞选总统前及其当选前后，毛泽东已经注意到美国有可能调整对华政策。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发表就职演说，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在予以批判的同时，应全文转载。有论著暗示，毛泽东这样做是为了在大范围内传播尼克松就对华政策发出的信息。毛泽东还批准中国驻波兰临时代表向美方建议，于1969年2月20日举行中美大使级第135次会谈。后因美国向叛逃的中国驻荷兰外交人员提供政治庇护，中国于2月28日宣布取消会谈。至此中国在尼克松当选后的第一次试探便结束了。 这里需要探讨的是，毛泽东及中国政府作上述试探是否与某种战略考虑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这时毛泽东是否已经有了全面改变中国外交格局的战略考虑，还是像已往一样，这次行动只是中国领导人缓和中美关系的长期愿望的又一次表现？从目前已经披露的资料看，后一种结论更为合理。 从60年代中国领导人的许多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认为，中美关系包含着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是在全球战略层次上，美国要称霸世界，以及与苏联联合对付中国，遏制革命运动。第二是在地区层次上，当时特别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主要是在越南的军事干涉，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1968年间中国领导人已经肯定，美国早晚要从越南撤军，毛泽东甚至估计美国最多再坚持4年。不过估计归估计，在没有清楚地了解美国的政策之前，毛泽东等仍然认为，战争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也就是说，只要美国不从越南撤崐军或明确承诺撤军，要改善中美关系是相当困难的，因为美国在那里的军事干涉一直被认为是遏制中国的一个极端的标志。第三是双边关系的层次，当时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只要美国不表示将改变自朝鲜战争以来的政策，中国领导人就很难根本改变对美国的政策。 在上述三个层次上，直到1969年春夏之交，美国的对华政策都没有表现出什么变化。如果考虑到中美长期对抗的历史，以及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敌意和怀疑，便可以想像，在毛泽东做了最初的试探后，美国不仅没有做出积极的反应，反而在中苏发生边界冲突时，继续做出对华强硬的姿态，这会在中国决策层造成多么严重的心理影响。这种情况有助于说明，为什么1969年夏美国发出一连串改善关系的信息，而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却一直不动声色，尽管他认为，与苏联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 根据熊向晖的回忆，四人小组曾于8、9月间讨论过如何利用美苏矛盾和打开中美关系，但由于受到外交部的劝告，未提出具体建议。在9月17日提交的《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中，他们甚至没有提及调整对美政策。只是陈毅表示，他将向周恩来口头汇报关于改变对美政策的具体建议和设想。至于他如何向周恩来口头建议，以及他的那些建议是否被转达给毛泽东，便不得而知了。现有的资料表明，参预决策研究的有关方面，不论是外交部还是四人研究小组，都不能不顾及建议改变对美政策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的消极的政治后果。当然，如果毛泽东已经对调整外交战略成竹在胸，并多少透露一些，情况就会完全不同。 还有必要指出，自7月起美国政府已经采取行动并频繁发出信息，争取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四人小组应该是了解这些情况的。但如前所述，在9月17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他们并没有提及改变对美政策问题。现有的资料还不足以说明，陈毅是否向周恩来汇报了他关于如何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以及周恩来是否向毛泽东转达了陈毅的建议，或毛泽东是否看了四人小组的报告。此外，外交部当时基于什么原因、在谁的领导下以及如何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远不像四人小组的情况那样清楚。当然林彪系统的情况就更不清楚了。 本文的分析和上述疑问的存在，均说明我们既不能断定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开始阶段就已经决定，从根本上调整中国外交战略，也不能肯定他接受了其他参预决策或决策研究的人的建议。这样当然也就谈不上有意地实施一项明确的战略了。在此提出这样的假设或许有助于将这项研究推向前进，即毛泽东这时更多考虑的是全球性战争与革命问题，对于中国是否、何时与如何调整对美政策，并无认真的思考和结论。很可能是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思维框架允许的范围内，领导和推动中国外交走上了实行战略转变的轨道。 从以上的分析中，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从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到10月20日中苏重开边界谈判，中国决策层还没有形成全面调整外交战略的明确方针，不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利用中苏边界冲突来达到调整对外政策的目的，而是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苏联的反应在中国领导人心中，主要是在毛泽东心中，引起强烈的战争危机感，以致当他们确认美国确实准备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后，便毅然走上了联美抗苏的道路，从而使中国外交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之所以称其为革命性的转变，不仅是因为它彻底改变了以往中国外交的格局，而且还因为此次外交战略转变标志着中国领导人开始将国家利益置于中国外交的中心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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