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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胡志明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说:“高平七溪战役(指边界战役)我们已获全胜。这胜利之最大原因是因为中共、苏共之尽量援助。滇、桂、粤之同志们忘我地、热诚地、不辞劳苦地执行你们的指示而给予我们以直接的援助。我应该指出陈赓、任穷、云逸、天佑、剑英、方方、国清及顾问同志们在战役中之特别功劳。总之,我认为这胜利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毛泽东路线的胜利。我不说‘谢谢你们’的客套话,而说‘今后我们同志们和人民将更加努力地争取最大的最后的胜利,以报答中共、苏共兄弟的深切希望与伟大的帮助’。” 11月1日,陈赓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返回中国。虽然陈赓在边界战役上与武元甲有着一些分歧,但这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反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5年武元甲到北京办事。陈赓同中国国防部的领导同志一起到机场迎接。陈赓穿着军装,佩戴着首批授予的大将军衔。他陪武元甲参观了故宫,还邀请武元甲到他家做客。1957年,武元甲再次来到中国,陈赓带着他参观了陈赓任院长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观看了基层训练。陈赓还建议越南方面派遣军事干部到该学院学习,培养正规军队的重要专业人才。之后,陈赓带着他观看了哈尔滨的冰上表演。每次到中国,武元甲都去探望陈赓及其家人。武元甲说:“他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他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军,一位富有国际主义精神和意志坚强的革命战士,一位忠实、亲切、重情谊、充满乐观和热爱生活的人。他是越南人民军的伟大朋友。”1961年3月16日,陈赓心脏病突发病逝,武元甲感到十分悲痛。在2003年陈赓诞辰100周年之际,武元甲专门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帮助表示真诚的感谢,向曾在越南民族解放斗争中帮助过越南人民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表示慰问和感谢,并向陈赓的家属表示最亲切的问候!这是后话。 边界战役后,韦国清深感越南人民军素质亟待提高,于是加强了越南人民军的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统一了部队的编制和装备。经过一年的工作,使人民军在部队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加以此时韦国清的身体欠佳,便回国休养。回国后,韦国清被任命为公安军副司令员。 1951年冬,朝鲜战场的局势已趋于平稳,毛泽东得以有较大的精力关注越南的战局。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先开辟越南西北战场,夺取西北和上寮地区,尔后向中南部发展,夺取红河三角洲。且西北地区法军只有8个营又41个连的兵力,守卫着144个据点,兵力薄弱。毛泽东与刘少奇商议后,把向越南党中央提出此建议的使命交给了罗贵波,并由罗贵波兼管军事顾问团的工作。 1951年9月下旬,胡志明秘密访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当面向他提出关于越南抗法战争总战略的建议。胡志明表示完全赞同。胡志明认为,即将开始的西北战役事关重大,最好请韦国清同志再去越南,帮助打好这一仗。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 1951年12月10日,西北战役结束,越南人民军取得了丰硕的战果,共歼敌1.38万人,解放了2.8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25万人口。西北战役的胜利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关心下取得的,正如韦国清在12月17日就西北作战情况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时所说的“从义路到安州作战,全根据毛(泽东)、彭(德怀)指示原则,集中优势兵力火力,主动发起攻击作战……” 在西北战役过程中,越南人民军一度攻坚不下。胡志明、武元甲等人几次找到罗贵波,希望中国能出兵援助。罗贵波建议云南部队出兵直接配合作战。毛泽东坚决反对,复电指出:“不出兵这是早已确定的一个重要原则,现在再出兵,就会把整个部署打乱,对全局不利。”胡志明表示理解。 在中国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越南人民军的浴血奋战下,法军在西北和上寮接连遭到残败,法国驻印支远征军总司令沙朗被撤职,亨利·纳瓦尔将军接替了沙朗的职务。纳瓦尔推出其所谓的“纳瓦尔计划”,企图在两三年内扭转战局。法国政府也抽调了12个步、炮兵营增援,使法军在印支共集中了84个营的兵力。美国政府也投入4亿美元,组建越南伪军,支持法军。 中共中央于1951年8月下旬两次提出战略方针:“首先消灭莱州地区之敌,解放寮国北部地区和中部,然后逐步将战场推向寮南部出高棉,威胁西贡。缩小伪兵源、财源,分散法军兵力,使之陷于被动;同时扩大人民军本身,主动地各个歼灭敌人和逐步地削弱敌人。这是夺取越北平原的先决条件。”越共中央政治局和胡志明完全赞同。 中共中央再次派已回国的韦国清为军事总顾问赴越。10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书房中再次接见了韦国清,彭德怀陪同接见。毛泽东问韦国清:“你对纳瓦尔计划有什么看法?”韦国清简要地谈了自己的看法。韦国清分析道:“去年西北战役前,越南军队高中级干部中,可以说多数人不愿意去西北作战。主要是怕艰苦,怕困难,缺乏战略眼光,认为西北地广人稀,是个穷地方,就是解放了,也没有多大意义。越南军队总后勤部主要负责人竟说,顾问团积极主张解放西北,是因为对中国有利,可以剿灭那里的国民党残匪,不再骚扰云南边境。真是奇谈怪论。”毛泽东说:“他们想走直路,可是这条路恐怕走不通。目前就解放红河三角洲,条件还不成熟。还是要走一条迂回曲折的路,才能到达目的地。这是中国几十年的革命经历所证明了的。我看越南革命也没有直路可走。你回去后,还要对人民军的高级干部多做些解释说服工作。”毛泽东接着还详细谈了今后应向中南部作战的计划。这实际上就是以后奠边府战役的蓝图。彭德怀还要求韦国清将总参谋部截获的纳瓦尔军事计划的法文文本带回去给越南的同志看看。 10月27日,胡志明接见了韦国清。胡志明很高兴地对韦国清说:“感谢你从北京给我们带来的两件很好的礼物。一是毛主席对今后作战的建议,对我们帮助很大。我和政治局的同志都认为中共中央的意见是正确的。实行这些方针和措施,一定能够粉碎纳瓦尔计划。我已经发电报给毛泽东同志,表明我们的态度,坚决照办。再是纳瓦尔军事计划法文本,这对我们也很有帮助,使我们在全局上更了解敌人。武元甲同志看过纳瓦尔计划后,受到不小的震动,表示他思想搞通了,完全拥护先解放西北、上寮并逐步向南推进的战略方针。”接着,韦国清、梅嘉生、茹夫一等中国军事顾问会同武元甲等越方将领,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韦国清与武元甲议定,调整作战计划,整个西北战役作战分两步走。先打莱州,再战奠边府。在进攻奠边府时,需要增调步兵和重炮兵、高射炮兵以及工兵。 为了实现冬季作战计划,越南军队总军委于11月19日到24日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这也是越南抗法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会议。12月6日,在胡志明主持下,越共(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罗贵波、韦国清列席了会议,对越军总军委的作战方案进行了审议,决定发动奠边府战役,并决定成立了以武元甲为书记和总指挥的奠边府前线党委和指挥部,成立以政府副总理范文同为主席的“中央前线供给委员会”,以保障战役后勤。中共中央军委也答应提供进攻奠边府所需要的物资供应。根据韦国清、梅嘉生的要求,在广西边境,为越军运送弹药的卡车日夜不绝。在云南南部,由中国援助的大批粮食集中起来,运往与莱州、奠边府最近的金平县境内囤积。 在越南抗法战争中,中国是惟一向越南无偿大量提供援助的国家,从枪炮子弹到瓷杯毛巾是倾其所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援助越南人民军枪支15.5万余支(挺),枪弹5785万颗,炮3692门,炮弹108万多发,手榴弹84万多颗,汽车1231辆,军服140多万套,粮食及副食品1.5万吨,油料2.6万吨,以及大量的医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但越方对我援助物资保存状况很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1951年5月2日,刘少奇致电罗贵波、韦国清并转告胡志明:“我方汽车团参谋长去越南查看运输情况回来报告称:我方运交越南物资保管甚差,在公路两旁遗置很多弹药,无人看守,经开箱检查,均已生锈,如不修理,不能使用,现已运回三百余吨废弹药。又如去年送给越南X光及电台机器,至今仍存放高平山洞中,山缝渗水,流及机器,亦无人过问。以上事项,望注意并采取可能的办法加以改善。” 从1953年12月起,越南人民军集中4个主力步兵师共4万多人,长途奔袭,将法军精锐部队1万余人包围在奠边府。随后,越军惟一的工兵炮兵师也赶到前线,并将中国援助的重型榴弹炮拉到奠边府战场。中国顾问团团长韦国清、副团长梅嘉生和越军作战局中国顾问茹夫都在奠边府前线协助指挥。中国军事顾问于步血、董仁、徐成功分别担任越军主力师308、312、316师顾问,协助师长指挥。中国顾问马达卫(后为原野)是越军炮兵顾问。中国高炮顾问甚至配属到了连一级单位。 越军于1954年3月13日发起进攻。法军采用“添油战术”,不断向奠边府战场空投伞兵，补充战场损失。5月7日,奠边府法军司令卡斯特里率部投降。此役共歼灭法军1.6万人,击落击毁飞机62架,使法军在印度支那的精锐兵力几乎全部丧尽,从根本上动摇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奠边府战役的胜利，推动了正在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使会议最终达成了实现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7月22日,越法双方下令停火,历时8年多的越南抗法战争胜利结束,印度支那和平得到恢复。 1954年8日,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共中央正式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9月1日,首任大使罗贵波向胡志明递交了国书。中共中央向越共中央提出逐步撤销中国军事和政治顾问团的建议。越共中央表示同意。根据越方的建议,1955年1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外交部联合发出了《关于撤销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和改派军事专家的决定》,中国赴越南顾问团的使命,到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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