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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兵伐谋:西汉对匈奴和西域的经济文化渗透


日期:2008-12-01 16:51:36|0000-00-00 00:00:00 来源:中华网论坛

   西汉初期,西汉王朝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直接统治周边各少数民族,便采取了册封周边一些少数民族为外臣的政策。册封为外臣,并不是简单的封周边各族首领为王,更重要的是,通过册封建立一种政治上的联系,即臣属关系。在此前提下,周边各族要向汉王朝“朝贡”,以此体现汉朝对其的统治权。有朝贡,便必有回赐, 并且回赐的物品价值通常都要超过贡品的价值。通过这种策略,汉朝与周边各族之间不仅建立了一种政治联系,而且也建立了一种经济联系。西汉王朝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来实现对对方经济文化渗透。因此,西汉王朝对周边各族的册封并不仅仅因为自己没有力量去直接统治对方,更重要的是通过册封建立起政治、经济上的联系,来对册封的对象进行经济文化渗透,从经济、文化、思想三方面逐步渗透对方,达到同化的目的,使对方臣服于汉朝。汉朝册封的对象很多,现以西域、匈奴为例进行阐述。      一、对西域诸国的经济文化渗透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后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汇报了西域的情况之后,“汉武帝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遗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疆,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张骞认为西域的一些国家“贵汉财物”,“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以义属之”达到“(汉朝)威德遍于四海”的目的。换句话讲,张骞对付西域有两种方法其一,“ 以义属之”即礼仪教化;其二,因为西域各国“贵汉财物”,所以“可以赂遗设利朝也”。      通过这两种方式达到“威德遍于四海”的目的,即向西域各国宣扬汉朝的生产生活方式、封建礼仪习俗等。这是张骞对西域进行经济文化渗透的设想,但还没有进行实施。张骞对汉武帝说“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来,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汉武帝就派张赛去实施其方略,于是“拜赛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齐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骞既至乌孙,乌孙王昆莫见汉使如单于礼,骞大怒,知蛮夷贪,乃曰‘天子致赐,王不拜则还赐’。昆莫起拜赐,其他如故”。对乌孙的经济文化渗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后,“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填及诸旁国”。为了更好地经营西域各国,“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 少者百余人,人所齐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矣”。从这些使者的来往活动中,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程度是不难想象的。直到“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国益庞汉币,不贵其物”。      虽然,西域诸国对西汉的文化渗透也进行了抵制,但这不能阻止西汉的文化渗透。“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灌溉、大益、宛东、姑师、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又说“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对国客,……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觳抵,出奇铁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 ”。这显然也是在向外国使者“宣以汉威德”。汉朝的冶铸和凿井技术也传到了西域。《史记.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其他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汉征大宛时,“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遗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但是,“(汉朝)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而“许宛之约,……而立宛贵人之故待遇汉使善者名昧蔡以为宛王,与盟而罢兵”。由此看来,西汉王朝是有意识地利用汉的经济文化优势对西域诸国进行渗透。      二、对匈奴的经济文化渗透      西汉王朝通过大规模用兵匈奴,先后占据和控制了河北、河西、西域等战略要地,有效摧毁了匈奴的军事力量,严重削弱了匈奴的经济实力,动摇了匈奴的统治基础。西汉中期,西汉王朝主要从经济援助、礼仪教化两方面对匈奴进行经济文化渗透。西汉王朝在呼韩邪单于奉藩称臣之后,就不断给予匈奴大量的经济扶持和援助,对匈奴进行经济文化渗透,以加强汉匈之间的君臣关系。《汉书?匈奴传》载宣帝甘露三年正月,呼韩邪单于“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雪、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锈绮、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 ”。呼韩邪单于留居光禄塞下后,汉“又转边谷米 ,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 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    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2>。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加赐锦乡,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它如竟宁时”<2>。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乌珠留单于入朝“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乡、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它如河平时”<2>。由上可知,西汉王朝对匈奴的经济援助,主要以衣被缯絮和粮食的馈赠为大宗,且多伴随单于来朝而行,每次馈赠的数额都不在少数。这样大批量的衣被缯絮和粮食援助,不仅使匈奴上层获得好处,而且还惠及匈奴一般民众,争取了民心。      由于匈奴单于每次来朝都要耗费西汉王朝的大量财物,故至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乌珠留单于请求来朝明年正月时,朝臣或以“匈奴从上游来厌人”为辞,或以“虚费府帑”为由,竟建议哀帝不允其请。时黄万侍郎扬雄上书力谏说“(匈奴)难化以善,易隶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故来服之时,劳师远攻, 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谇府仰,如此之备也。……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旁其庭,阵见于前, 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曰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失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在扬雄的力谏之下,哀帝终于允其来朝。      西汉王朝之所以给予匈奴大量的经济扶持和援助,除了要利用呼韩邪单于来防制郅支单于外,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给予匈奴经济上的好处来加强汉匈之间的君臣关系,亦即扬雄所说“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必府仰,如此之备也”<2>。呼韩邪单于附汉后,因郅支单于尚在漠北,西汉王朝还给予其适当的军事扶持,使其成为西汉王朝北部边防的藩篱,并助其重新统一了匈奴。《汉书?匈奴传》载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入朝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塑方鸡鹿塞。诏忠等留守单于,助诛不服”。郅支单于最初“ 以为呼韩邪降汉,兵弱,不能复自还”<2>,即引兵西收右地,但在闻汉出兵,谷助呼韩邪后,“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先后降服了乌描、丁令、坚昆、并索要侍子,杀害汉使谷吉,与汉为敌。      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呼韩邪单于在得到汉朝同意后北归单于庭,“人众稍稍归之,国中遂定”。而“郅支既杀使者,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恐见袭击”,遂西奔康居,继续与汉为敌,结果于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为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阵汤所杀。郅支的覆灭,既标志着匈奴内部自握衍朐单于以来20余年来变乱局面的结束,又标志着汉匈之间长达百余年的对立局面的终结。呼韩邪单于奉藩称臣后,西汉王朝就把匈奴进行礼仪教化纳入了整个对匈奴政策之中,并通过单于来朝、遣子入侍、派遣汉使等途径加以推行。要求匈奴单于朝政,遣侍子是西汉王朝对匈奴拥有统治权的具体表现,故从呼韩邪单于至乌珠留单于的五代单于中,除搜谐单于来朝途中病死、车牙单于在位时间较短未曾来朝外,其余三代单于都曾来朝过正月。而呼韩邪单于来朝正月竟达三次之多, 至于遣子入侍,则每代单于自然,从未中断。      西汉王朝要求单于朝正月,遣侍子的目的固然是为了体现对匈奴拥有的统治权,但也是为了利用此举对匈奴上层进行礼义教化。如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正月,由于郅支单于被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故再次来朝,表示“愿胥汉氏以自亲”,并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为此元帝特意下诏说“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仪,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显然,元帝在下诏表彰呼韩邪单于能“乡慕礼仪,复修朝贺之礼”(这本身就是对其进行礼仪教化的结果)并以王嫱为其阏氏的同时,也是在借郅支被诛之事晓谕呼韩邪单于如果背叛礼仪,郅支便是其下场。西汉王朝在每次单于来朝之时,都要给予匈奴大量的馈赠,其目的除了通过施惠于匈奴以巩固汉匈君臣关系外,还有要用汉族的冠带衣被,饮食器物去改变匈奴上层原来的生活习惯的用意,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礼仪教化。      西汉王朝时匈奴进行礼仪教化的另一途径是派遣汉使。如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复株累单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来朝正月。事毕,因诈降于汉,朝臣多以为应受其降,而先禄大夫谷永、议郎杜钦则认为“汉兴,匈奴数为边塞,故设金爵之赏以待降者。今单于诎体称臣,列为北藩,遣使朝贡,无有二心,汉家接之,直异于往时。今既享单于聘贡之质,而更受其逋巡之臣,是贪一夫之得而失一国之心,拥有罪之臣绝慕,义之君也。假令单于初立,欲委身中国,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诈降以卜吉凶,受之专德沮善,令单于自疏,不亲也吏;或者设为反间,欲因而生隙,受之,适合其策,使得归曲而直责。此诚边竟安危之原,师旅动静之首,不可不详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诈谖之谋,怀附亲之心”<2>。成帝最终采纳了谷永、杜饮的建议,未受其降。而诈降未遂的伊邪莫演归国后, 复株累单于虽让他官位如故,但却始终“不肯令见汉使”,这不仅说明西汉王朝通过不受匈奴降臣来晓以诚信之义的做法在匈奴中引起了反响,而且也说明汉使是负有对匈奴进行礼仪教化的职责的。由上可知,自呼韩邪单于奉藩称臣以来,西汉王朝就把对匈奴进行礼义教化纳入了整个对匈奴政策之中,并通过单于来朝、遣子入侍、派遣使者等途径加以推行。由于西汉王朝不断对匈奴进行礼义教化,匈奴深受影响,以致“自呼韩邪后,与汉亲密,见汉谥帝为‘孝’,慕之,故皆为‘ 若革是’”(匈奴谓“孝”为“若革是”)。即在“单于”称号之上又加“若靼”二字。呼韩邪单于临死留下遗言说“有从中国来降者,勿受,辄送至塞,以报天子厚恩”。乌珠留单于也说“先单于受汉宣帝恩,不可负也”。可见,西汉王朝对匈奴的文化渗透已取得了很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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