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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既“在战略上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又“在战术上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在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发出和苏联不一样的声音，加剧了中苏的紧张形势，扩大了彼此间的裂痕。在苏联操纵下，东、西欧各国共产党纷纷对中国发出指责。《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一九六二年冬，一些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又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首先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由此拉开了在一些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序幕。随后召开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调门越来越高，卷入的兄弟党也越来越多。”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写道，“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进行反击。第一篇答辩文章，是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这篇社论原先的标题是‘坚持真理，弄清是非，团结对敌’。毛泽东看了，觉得不够响亮，便重新拟了这个标题。毛泽东是十二月十四日凌晨修改这篇社论的，当时他正在杭州。他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从这篇社论起，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团结的旗帜，对各种攻击进行有节制的反击。” 在这篇毛泽东“已阅，认为写得很好”、完全能够代表他本人思想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文章中，一开始就提出： “在这里，我们要说一说捷共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捷共一些同志和某些兄弟党的同志，攻击中国共产党犯了所谓‘冒险主义’的错误。他们指责中国在古巴问题上反对‘明智的妥协’，要把全世界‘拖入热核战争’。事情果真是像他们所指责的那样吗？” 文章首先重申了中国政府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原则立场：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要维护世界和平，要实现和平共处，要和缓国际紧张局势，首先必须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必须发动人民群众同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相信，正如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力量、民族解放力量、民主力量以及一切和平力量的联合斗争，能够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计划，阻止世界大战的爆发。” 接着，文章对于一些人无理指责中国支持卡斯特罗对美国提出的五个条件是“冒险主义”、 要把全世界“拖入热核战争”，作出了激愤的辩解： “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和古巴政府的正确路线，支持古巴人民的五项正义要求和他们的英勇斗争。这是中国履行自己的不容推卸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如果说中国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正义斗争就是什么‘冒险主义’，那么，我们要问，是不是要中国人民不尽自己的可能支持古巴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才不叫做冒险主义呢？是不是硬要古巴放弃主权、放弃独立、放弃五项正义要求，才不叫做冒险主义，也不叫做投降主义呢？全世界都看到，我们既没有要求把核武器运进古巴，也没有阻挠把所谓‘进攻性’武器撤出古巴，所以对我们来说，根本说不上什么‘冒险主义’，更说不上什么要把全世界‘拖入热核战争’。” 接着，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赫鲁晓夫在这一危机中的“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即“在战略上不敢藐视敌人，而在战术上又轻率、鲁莽，那就既会在战略上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又会在战术上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在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在战略上要藐视它，在战术上要重视它。这就是说，一方面，从战略上看，从长远的整体的观点来看，归根到底，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一定要失败的，人民群众是一定要胜利的。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不能鼓励人民群众信心百倍地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另一方面，从战术上看，在当前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又必须认真对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必须严肃谨慎，讲究斗争艺术。没有这种认识，就不能进行胜利的革命斗争，就有遭受挫折和失败的危险，也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观点，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这完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我们既反对投降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一切要革命和要胜利的人，对待敌人只能采取这种态度，而不能采取别种态度。因为，如果在战略上不敢藐视敌人，那就必然会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如果在战术上，在具体斗争中轻率、鲁莽，那就必然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如果在战略上不敢藐视敌人，而在战术上又轻率、鲁莽，那就既会在战略上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又会在战术上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文章又以赞扬古巴人民的方式，无情地嘲弄了赫鲁晓夫既“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也“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我们认为，英勇的古巴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中，既没有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也没有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五、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嬉笑怒骂，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火上浇油 经毛泽东圈阅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一文在批判“唯核武器论”的同时，还对苏联不知会中国就“拿核武器作赌注”进行了讽刺： “在对待核武器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核武器，一贯反对帝国主义的罪恶的核战争政策，并且一贯认为，在社会主义阵营拥有强大优势的条件下，通过谈判，通过对美帝国主义的不断揭露和斗争，达成禁止核武器的协议，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各国革命人民，从来没有被帝国主义手里的核武器所吓倒，而放弃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是唯武器论者，也不是唯核武器论者。我们从来不认为核武器能够决定人类命运。我们深信，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只有人民群众才能够决定人类历史的命运。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我们也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需要拿核武器作赌注，也不需要拿它来吓唬人。如果那样做，就会真正地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如果迷信核武器，看不到也不信任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仓皇失措，那就有可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就可能犯投降主义的错误。” 对于苏联对美国、中国一“和”一“狠”，文章学尽毛泽东嬉笑怒骂之长：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一个起码的要求应该是分清敌我，应该是对敌狠，对己和。可是，有一些人恰恰颠倒过来了。他们同帝国主义就那样‘迎合’、‘彼此让步’；而对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却是这样誓不两立。他们对张牙舞爪的敌人可以采取‘明智的妥协’、‘克制’的态度；而对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却不愿意采取和解的态度。对敌人是那样‘和’，对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却是这样‘狠’，这显然完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应该采取的立场。” 就在1962年12月初，意大利共产党也举行了第十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参加。12月2日，意共总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题为《劳动阶级团结起来，争取在民主和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总报告里，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印边境冲突上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谈到刚刚过去的加勒比海危机，他充分肯定苏联的做法： “在最尖锐的决定性关头，当似乎肯定美国极端分子输了一局，原子冲突就要爆发的时候，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苏联又一次善于采取行动，避免战争，建议并接受一种体面的妥协，那就是：用撤走导弹武器来换取帝国主义放弃侵略古巴，因而也就是换取对古巴独立的保证。” 在谈到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时，他含沙射影地挖苦了中国： “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在那些最极端的准备犯一场罪行的集团同其他那些动摇不定的、归根结底还愿意避免那种可能引起原子战争的狂热的集团之间，是存在分歧的。”“看不到客观形势的这些变化，或者肯定说帝国主义是一只简单的纸老虎，用肩膀一推就倒，都同样是错误的。” 谈到关于和平共处问题时，他极力维护苏联，指责中国有不满：“在古巴冲突中，苏联领导人在最严重关头建议合理妥协，以求拯救和平，这是他们的功绩，而不是他们的罪过。为了这种负责行为，所有人都应当感谢苏联领导人。说什么这种负责行为是出自恐惧，出自抛弃各国人民独立的事业，是不可容忍的、荒唐的、应当毫不犹豫地予以谴责的事。怎么能把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执行的政策同慕尼黑会议上对希特勒的投降行为等量齐观呢？”也就是说，他诬蔑中国攻击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执行的政策，类似于英国、法国对希特勒德国妥协的慕尼黑政策。 另外，他在关于核战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趋势、关于争取民主与争取社会主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改革等问题上，都提出了与中国共产党的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史称“欧洲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对中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原则立场的批判，已经上升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策略、路线的论战。 六、中国重申：“有人一再攻击中国为加勒比海局势制造困难，要把世界推入热核战争。这是对中国的最恶毒、最卑鄙的诬蔑。” 看到陶里亚蒂为赫鲁晓夫帮腔，毛泽东决定进行反击。 1962年12月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十二月二日下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一些决定。他在传达中说：‘意共的会，原以为问题不多，现在看问题很多。意大利……指名攻击中国，陶里亚蒂的报告就攻击，……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这就确定，他们公开批评我们，我们就可以批评他。”他在传达中还说：“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12月29日，邓小平把起草好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毛泽东审定，并在附信中说：“经过多次修改，搞成这个样子。今天下午，将在少奇同志处讨论定稿。少奇同志意见，以在年底(卅一日)以前发表较好。请你看看，是否能用。最好在明(卅)日下午前给予指示。文章题目原想用‘驳陶里亚蒂’。因‘驳’字在外文中有‘反对’的意思，故未采用。”毛泽东收到社论稿，连夜看完，30日凌晨2时写批语给邓小平：“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 1962年12月31日——1962年的最后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的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专门对陶里亚蒂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 “我们愿意坦率地说，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某些领导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我们存在着原则的分歧。”然后，文章对陶里亚蒂的总报告中的错误观点逐条批驳：“那些关于中国共产党低估核武器的破坏力和要把世界拖进核战争的种种说法，都是荒诞无稽的诬蔑。”“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竭力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我们认为，是不是在战略上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作是纸老虎，这是一个如何认识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的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一切革命人民敢不敢于斗争、敢不敢于革命、敢不敢于胜利的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全世界人民斗争前途和历史命运的大问题。在任何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家，都不应该害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横行霸道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的今天，应该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害怕革命力量，而不是革命力量害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那些诬蔑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人，还攻击中国人民支持古巴人民反美斗争的正义立场。当英雄的古巴人民和他们的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坚决拒绝侵犯古巴主权的国际视察，提出五项正义要求的时候，中国人民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贯立场，在全国举行了巨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坚决支持古巴人民维护独立、主权和尊严，这有什么过错呢？但是，有人一再攻击中国为加勒比海局势制造困难，要把世界推入热核战争。这是对中国的最恶毒、最卑鄙的诬蔑。”“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反对国际视察、维护主权的斗争，怎么说得上反对和平共处呢？怎么说得上是我们要把别人推入热核战争呢？难道要中国也去向古巴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接受国际视察，才符合所谓‘和平共处’吗？如果有些人口头上也表示支持古巴五项要求，而实际上却又反对中国人民支持古巴，那末，这岂不正是暴露了他们自己支持古巴五项要求的虚伪性吗？” 针对陶里亚蒂诬蔑中国攻击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执行的是慕尼黑政策，文章义正词严地指出： “我们多次说过，我们从来没有主张过在古巴设立导弹基地，也没有阻挠过从古巴撤出所谓进攻性武器。我们从来不认为，玩弄核武器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我们也从来不认为，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避免热核战争就是‘慕尼黑’。但是，我们过去坚决反对、现在坚决反对、将来也坚决反对用牺牲别国主权的办法，去换取同帝国主义强盗进行妥协，这只能被认为是不折不扣的绥靖主义，不折不扣的‘慕尼黑’。这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毫无共同之点。” 1963年1月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也看过，没有修改，说文章写得很好”)一文，把陶里亚蒂等东、西欧共产党领导人归入现代修正主义一列，并把他们提倡的“欧洲共产主义”大批特批，中共和意共还一度断交。至此，关于中国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原则立场的辩驳，发展到点名批判他国共产党领袖的程度，致使党际关系、国际关系更加恶化，使我国的外交工作陷于被动。另外，关于中国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原则立场的争论，由于苏联、东欧各国的渲染，使世界部分人民把中国同“好战”划上了等号。 尾声 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看来，当时中国政府在加勒比海危机中的立场也有僵化之处，对世界人民恐惧核战争的心理把握得不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过于乐观，对苏共、意共的指责也有不够客观之处，这或许是今天我国政府有意回避提起当年原则的原因所在。1980年4月，时任意共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率意共中央代表团访华。4月17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在会见贝林格时，意味深长地说过一段话：我们党高度赞赏我们两党恢复关系。过去吵架，没关系，统统作废，一起烧掉。有不同意见，不要紧，当然总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双方都把问题讲清楚，有些问题要通过实践加以检验。过去许多争论，并不是我们讲的都是对的，我想你们认为自己讲的也不一定都对。确实，在古巴导弹危机问题上，中共和苏共、意共都说了许多空话。 不过，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的行为，让中国人民认识到：用钱买不来安全，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9年3月，中苏间爆发珍宝岛冲突，面对苏联的核威慑，已经拥有原子弹的中国以成功试爆一颗原子弹为回应，结果双方达成妥协。看来，当时中苏两国都从加勒比海危机中借鉴了核危机处理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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