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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李登辉卸任 “总统”后出版的 《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披露的信息显示，在香港哲学大师南怀瑾居间安排沟通之后，李登辉办公室主任苏志诚与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曾庆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担任 “两岸密使”期间，至少曾在中国南方城市见面三次，这是两岸最高当局指派 “亲信代表”进行密谈首次较为正式的文字记录。根据比对得知，三次 “苏曾会晤”的时间都是在1993年4月新加坡 “辜汪会谈”之后，1995年4月8日李登辉发表 “李六条”之前，显示双方在这段期间的互动频率已进入另一个高峰期。 三次“苏曾会晤” 第一次 “苏曾会晤”：1994年4月4日。苏志诚与郑淑敏，先于4月3日从台北飞抵香港，夜宿港岛某五星级酒店，次日再搭乘港澳飞船，从澳门直接驱车经过珠海拱北海关，进入广东珠海的某别墅会见曾庆红。双方各自代表李江互赠礼物，并商谈彼此关切的两岸相关问题，但并未取得具体结论。 第二次 “苏曾会晤”：1994年11月25日。苏志诚与郑淑敏两度抵达珠海会晤曾庆红。苏志诚重提两岸应签署 “和平协议”的构想；曾庆红认为 “和平协议”是国与国之间的条约行为，双方并未取得结论。苏志诚并倡议两岸与新加坡合组国际航运公司，两岸各投资45%，新加坡投资10%，透过国际航运结盟，解决两岸直航问题，曾庆红未予明确响应。江泽民随后在1995年1月底就对台政策发表 “江八点”。 第三次 “苏曾会晤”：1995年3月间。苏志诚与郑淑敏三度会见曾庆红，地点则是在澳门某招待所。双方晤谈重点是江泽民提出的 “江八点”，以及4月8日李登辉即将提出的 “李六条”。苏志诚并在晤谈时告知曾庆红，李登辉即将于近期访问中东与美国，希望寻求北京的理解，但曾庆红当场并未表示看法。 苏志诚与曾庆红，是两岸密使联系的 “核心枢纽”，但实际执行秘密沟通任务者，则是由两岸最高层指定的秘密小组负责。台湾方面由曾永贤、张荣丰全盘主导，大陆方面则由当时担任中共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长的叶选宁 （叶剑英之子）负责协调联系。 两岸密使小组的沟通形态，是在两岸最高当局授权与认可的情况下进行秘密沟通接触，有台面上与台面下的多重运作模式，有正式的闭门会谈与非正式的交流互访，并非为了单一事件或议题才会面。双方都可主动约定会面的时间与地点，并进行特定议题的沟通对话。 由于两岸长期政治对峙、军事对立，派遣密使进行秘密沟通，事涉敏感，双方以极机密方式进行，相互约束绝对不得曝光或公开透露沟通内容。工作层级的秘密沟通，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持续运作到1999年7月李登辉提出 “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才告结束。在为期近十年的秘密沟通过程中,两岸秘密小组曾分别在香港、澳门、日本、越南、泰国、新加坡进行秘密沟通对话，台方参与人员除了曾永贤、张荣丰，后期还增加了张荣恭；中方参与秘密沟通任务者，则有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长叶选宁、解放军大校常燕生等人。其中常燕生还曾以总政联络部所属 “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身份与辛旗、沈卫平等军方策士赴台进行学术交流访问。 “相互摸底”的对话 在两岸秘密小组组成之际，李登辉即派遣曾永贤、张荣丰等人密访北京，并秘密会晤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由于1992年9月2日，美国总统布什即将批准出售150架F-16战斗机给台湾；稍早前，法国政府也同意出售60架幻象2000战斗机给台湾，这是台湾当局最具突破性的重大军事采购案，双方晤谈过程因涉及两岸军事对峙议题，曾永贤即当面询问北京对台湾即将获得重大军机采购案的可能反应。据说，杨尚昆一派镇定地答称： “批评还是会批评的！”不过，中国外交部事后召见美国大使表达“最强烈的抗议”；同时，中国外交部也曾两度召见法国大使表达抗议，并要求关闭驻广州的法国总领事馆。 两岸最高当局所授权的秘密沟通工作，对两岸的相互了解与政策认识，即双方俗称 “相互摸底”的沟通对话，对后续政策的规划与拟订，确实曾发挥相当程度的正面效应。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台湾“国安”团队核心幕僚所组成的 “安阳项目”小组 （成员包括参与两岸秘密沟通任务人员、 “国安会咨询委员”与相关幕僚），即曾就两岸互动情势的最新演变发展，定期向李登辉提出短程、中程与长程的两岸情势研判与解析，提供给李登辉作为制订重大政策或发表两岸政策谈话的背景参考。 据透露，1992年11月16日，“安阳项目”小组成员在向李登辉汇报有关 《1995年至1997年两岸中长程发展情势研析报告》时，即曾研判北京当局可能会在这段期间提出“两岸终止敌对状态的谈判”、 “两岸高层互访”、 “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与活动”等政治谈判议题。事后证实，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江八点”主张时，几乎有半数的政策研判都在该小组的预测范畴。 1995年11月8日， “安阳项目”小组再度针对隔年3月台湾举行首次 “总统”直接民选期间，解放军的军事动态，向李登辉提出汇报。该小组幕僚推测，届时解放军可能采取的干扰包括：骚扰金马等外岛、对台进行 “非暴力性的军事压力” （军演）、对台海水域进行导弹试射等，同时，该小组并具体研判，解放军极有可能在1996年3月5日，即台湾大选前两周宣布对台实施军事演习，精确无比地掌握解放军的军事动态。 1996年12月30目， “安阳项目”小组则针对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之后的台海情势，与两岸复谈的时机，再度向李登辉提出未来一年的情势研析，预测1997年底至1998年初，北京极有可能倡议两岸复谈。果然，1997年11月间，在两岸仍处于对峙阶段， “一个中国”的争议也仍未化解，但大陆海协会即主动邀约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焦仁和前往厦门参加学术研讨会，这一趋势发展完全符合 “安阳项目”事前的预测。 “安阳项目”小组对两岸互动情势的精确研判，或对两岸发展趋势的具体掌握，意味着两岸 “国安”与军政部门的秘密沟通对话，对各自发展情势的理解与预测，确有积极助益。不过，据熟悉两岸密使沟通的人士透露， “国安”幕僚对两岸中长程发展情势的研判，与两岸秘密沟通对话并没有直接关系，两岸秘密沟通并不针对个别政策进行讨论，沟通事项也不会限定在特定议题， “国安”幕僚是根据两岸动态情势所做的专业判断，并非来自秘密沟通的信息。 “国安工作必须长期耕耘，但即使耕耘还不见得会有具体收获。” 苏志诚与曾庆红当年的沟通重点在于传递两岸最高当局的管治理念，其角色与功能，可定位为李登辉与江泽民、杨尚昆等国家领导人的 “特使”或 “私人代表”；而以曾永贤、张荣丰为首的密使执行小组所负责的秘密沟通任务，则是与中共中央所指派的幕僚进行政策理念的实质沟通。包括台湾 “修宪”终结 “动员戡乱”体制、调整两岸关系定位的宪政理念、两岸精心规划1993年4月间在新加坡举行 “汪辜会谈”、两岸合组国际运输公司处理航运业务等重大政策规划案，都曾是两岸密使小组预先沟通过的重要议题。 在1992年12月杨尚昆应邀访问新加坡前，李登辉指派曾永贤、张荣丰密访北京，并与中方的秘密小组进行咨商。曾永贤在中南海秘密会晤杨尚昆等中国领导人时，曾转达李登辉的问候。这是两岸当局从事 “秘密交往”的重要进程，也是李江密使 “组织性秘密沟通”的特殊互动阶段。由于当年8月1日李登辉领导的 “国统会”即将做出关于 “一个中国”含义的决议，曾永贤在北京会晤北京党政部门决策幕僚时，也曾针对李登辉即将处理“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与北京高层幕僚进行广泛咨商，并相互说明两岸最高当局的管治理念。 秘密的沟通管道 李江密使虽然起源于南怀瑾在香港所搭建的沟通平台，让李登辉的机要苏志诚与中共中央高层谋士得以取得双边咨商的对话管道，但随后苏志诚与曾庆红所建立的核心对话机制，汇整了两岸当局的密使管道，南怀瑾与敲边鼓的外围人士则陆续退出沟通机制，取而代之的是李登辉指派、苏志诚调度的亲信幕僚曾永贤等人所执行的 “组织性秘密沟通”。由于李登辉执政之初，陆续建构 “国统会／陆委会／海基会”决策机制，并制订统一纲领、两岸关系条例等法令体系，李登辉即不断运用秘密沟通管道，持续向北京领导人传递他的政策理念。 政党轮替后，丧失对话功能的秘密管道更形同废弃，张荣丰获准留任则是特殊的案例。张荣丰任职国安体系，先后受到李登辉与陈水扁的重用。在李登辉授权苏志诚主导的密使小组运作期间，张荣丰曾扮演重要执行角色。20世纪90年代中期，则逐渐转由资深新闻记者出身的张荣恭负责执行第一线的密使角色。曾任中央社大陆新闻中心主任，后来转任国民党陆工会，现任国民党文传会主委的张荣恭，因长期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幕僚，并与苏志诚维系密切私谊，深受倚重与信任，从1994年、1995年期间，即陆续奉命担任密使沟通任务。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在农历除夕发表对台政策的纲领性文件“江八点”，当时并不知道两岸存在密使管道的 “陆委会”发言人高孔廉评说 “重弹旧调，没有新义”。大年初四，李登辉在新春团拜时即纠正这项说法，并指称 “江八点”很重要，要审慎研究并作出响应。大年初六，张荣恭随即接获苏志诚的密令赶赴北京，会晤负责起草 “江八点”的文胆小组核心成员、国台办研究局局长邢魁山，直接探询北京的决策考量与背景。 张荣恭系资深新闻记者，与大陆涉台部门的幕僚、学者原即熟识，国台办决策官员虽曾 “好奇”张荣恭与李登辉的关系，但并不知张荣恭即是 “密使小组成员”。1998年8月间，汪辜上海会晤前两个月，张荣恭也曾奉苏志诚指示前往大陆会晤国台办主任陈云林、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进行 “摸底”；1999年8月间， “两国论”余波荡漾，张荣恭再度奉命密访已转任香港中联办台湾事务部部长的邢魁山，探询北京动向。张荣恭 “单线出访”的报告都是直接透过苏志诚呈给李登辉，只有曾永贤等密使小组得知内情，连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陆委会主委苏起，当时都未获悉这项秘密沟通管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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