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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喜讯传来，苏北根据地内一片欢腾，广大抗日军民沉浸在喜悦之中。新四军第三师原计划先打两淮(淮阴、淮安)，再歼其他之敌，使苏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后奉军部命令，全师主力向津浦路西机动，准备协同新四军第二师在津浦路两侧组织路西战役。等待半个多月，情况有变，又奉命返回苏北，组织实施两淮战役。 此时，驻守淮阴、淮安的日军已逃往海州(今属连云港市)，只留下伪军第二十八师和吴漱泉(绰号“吴独膀子”)部。这两支伪军部队已被蒋介石加委改编为国民党军第六路军第二十八师和淮安独立旅。这些伪军，是地地道道的汉奸、二鬼子，他们伙同日军无恶不作，人民群众恨之入骨，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了什么“国军”，不歼灭之，何以平民愤！ 9月6日，由第十旅、师特务团及地方武装担负攻击淮阴的作战任务。13时55分发起总攻，不到两个小时，全歼伪二十八师9000余人，师长潘干臣被击毙。9月22日，由第七、第八旅及地方武装担负攻击淮安的作战任务。此战共歼吴部5000多人，吴漱泉被击毙。两淮战役打得干脆利落，当地百姓无不兴高采烈，周围几十里的城镇乡村都派代表赶来祝捷慰问。 两淮战役后，按上级部署，我们一边休整，一边做好长途行军的思想、物质准备。9月28日，新四军第三师(第七、第八、第十旅和独立旅及3个特务团)35000多子弟兵，在黄克诚师长兼政委的率领下，从淮安地区出发，开赴东北。我们第七旅是前卫，途经王集、宿迁，在牛庄车站西侧跨越陇海铁路，进入山东根据地。 10月2日到达临沂以东约10公里的相公庄地区。3日上午在相公庄旅部驻地，听取了陈毅军长的动员报告。陈军长首先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他说：我离开延安前，毛主席问我“那个井冈山时期的老二十八团(新四军三师七旅前身)现在在哪里?”并说“请你代我向他们问好!”话音刚落，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接着，陈军长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大意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要下山“摘桃子”，抢夺胜利果实。 我们的对策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寸权不让。在高举和平、民主、团结旗帜的同时，保持高度警惕，集中力量迫使日伪军投降，从日伪军手里夺占城镇和交通要道。要扩大解放区，特别是要争取和发展东北，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陈军长还说，现在毛主席正在重庆跟国民党当局谈判，对他的安全大家都很担心，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家打的胜仗越多越大，毛主席的安全就越有保证。最后，陈军长还幽默地说，下一步你们要到哪里去?具体执行什么任务?我也不知道，估计不会到苏联去吧！ 10月5日，我们从相公庄出发，经临沂、莱芜、惠民和河北省的任丘、固安、玉田、迁安等地，向山海关方向急进。部队行军速度一天天加快，由常行军变为急行军。每日行程由35-40公里增至60多公里。在沿途根据地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全体指战员情绪高涨，精神饱满，不畏艰苦，不怕困难，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斗志。 同年8月初，我淮北三分区为粉碎敌人割裂我根据地的阴谋，决定以围点打援的战法，拔掉叶场伪据点。赵汇川司令员指挥三分区主力一部和4000名民兵游击队，于8月12日向叶场伪据点发起猛攻，予敌重创后把据点团团围住。民兵联防队第一个战斗动作就是割断电线、摸掉哨兵，让敌人变成瞎子聋子；同时制造迷魂阵，威慑瓦解敌人。在叶场圩外，由主力一个骑兵班引导，民兵们扛着刀枪棍棒跟进，赶着10多辆用牲口拉着的伪装炮围绕据点转，顿时尘土飞扬，战马嘶鸣，给敌人一个下马威。 据点内400多名伪军只使用东圩门外一口水井，敌人特派两个班携两挺机枪守护。我夺井突击队决心毁掉敌活命水源。但要接近水井，必须通过一片开阔地，这是一个难题。突击队召开诸葛亮会，研究夺井方案。决定使用多床用水泡过的棉被，包裹秫杆与麦草，放在拖车上，用人推向水井，立即把事先准备好的多具开膛破肚的腐烂死狗丢进水井。人们把这种拖车叫“土坦克”。结果在行动时敌人虽然打了不少枪，但未动我游击队一根汗毛。大伏天的，死狗生蛆发臭恶心难闻，水井再也不能使用。这一招真够“绝”的，逼得敌人只好杀马取血，并以马血马尿煮马肉吃维持生命，但马全部杀光又怎能救下几百名伪军的狗命?！ 自从我军包围了叶场据点，便日夜不停在其东、西、北三个方向，同时挖掘三条通向敌圩墙的S型战壕。并使用“土坦克”掩护民兵挖战壕。敌人不时地用枪炮向我射击，但阻挡不住战壕逐渐向前延伸，这令困在据点内的伪军日夜不安。 我军围困叶场据点后，睢宁县城之敌便在第3天派出一小队日军和两个连的伪军前来增援。我一个主力连设伏于叶场南3华里的韩坝圩堰，利用有利地形，正面阻击敌人；另以数十名游击队员从左翼包抄迂回，造成敌腹背挨打，不支而退。叶场据点内的敌人听到南面密集枪声，便以为援军前来救命，欢呼雀跃，立即冲出据点妄图与援军会师逃命，但被我围城武装狠狠打回据点。第4天，敌伪大队长夏云桥又率一个营的兵力再次增援叶场据点，同样被我军打得落花流水，逃之夭夭。敌前后增援5次均未得逞。被困之敌突围两三次都未成功，据点内一无水二无粮，又不见援兵到来，敌陷入绝望状态，奄奄一息了！这时我游击队又开展强大政治攻势，轮流喊话劝降，又在掩体上摆放馒头、西瓜，号召“要活命就投降”。围困第6天，饿扁肚子的伪兵们已三三两两跑过来投降了。第7天，我军又使用一门土大炮轰击敌圩子，只打两炮便把圩子西北角打塌了。到了这时，被围困之敌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陷入绝境，只好打开圩门，举起白旗向人民投降了！这一仗我军共缴获长短枪417支，机枪3挺，山炮5门。此战的胜利扭转了邳睢铜根据地的战局，显示了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强大威力。 “叶场围困战”的胜利消息传到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淮北军民胜利进行叶场围困战的报道，称之为“模范战斗”。张震将军在《新四军第四师的战斗历史和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一文中，也赞誉“叶场围困战的胜利，成为我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密切配合，实行人民战争的模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喜讯传来，苏北根据地内一片欢腾，广大抗日军民沉浸在喜悦之中。新四军第三师原计划先打两淮(淮阴、淮安)，再歼其他之敌，使苏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后奉军部命令，全师主力向津浦路西机动，准备协同新四军第二师在津浦路两侧组织路西战役。等待半个多月，情况有变，又奉命返回苏北，组织实施两淮战役。 此时，驻守淮阴、淮安的日军已逃往海州(今属连云港市)，只留下伪军第二十八师和吴漱泉(绰号“吴独膀子”)部。这两支伪军部队已被蒋介石加委改编为国民党军第六路军第二十八师和淮安独立旅。这些伪军，是地地道道的汉奸、二鬼子，他们伙同日军无恶不作，人民群众恨之入骨，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了什么“国军”，不歼灭之，何以平民愤！ 9月6日，由第十旅、师特务团及地方武装担负攻击淮阴的作战任务。13时55分发起总攻，不到两个小时，全歼伪二十八师9000余人，师长潘干臣被击毙。9月22日，由第七、第八旅及地方武装担负攻击淮安的作战任务。此战共歼吴部5000多人，吴漱泉被击毙。两淮战役打得干脆利落，当地百姓无不兴高采烈，周围几十里的城镇乡村都派代表赶来祝捷慰问。 两淮战役后，按上级部署，我们一边休整，一边做好长途行军的思想、物质准备。9月28日，新四军第三师(第七、第八、第十旅和独立旅及3个特务团)35000多子弟兵，在黄克诚师长兼政委的率领下，从淮安地区出发，开赴东北。我们第七旅是前卫，途经王集、宿迁，在牛庄车站西侧跨越陇海铁路，进入山东根据地。 10月2日到达临沂以东约10公里的相公庄地区。3日上午在相公庄旅部驻地，听取了陈毅军长的动员报告。陈军长首先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他说：我离开延安前，毛主席问我“那个井冈山时期的老二十八团(新四军三师七旅前身)现在在哪里?”并说“请你代我向他们问好!”话音刚落，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接着，陈军长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大意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要下山“摘桃子”，抢夺胜利果实。 我们的对策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寸权不让。在高举和平、民主、团结旗帜的同时，保持高度警惕，集中力量迫使日伪军投降，从日伪军手里夺占城镇和交通要道。要扩大解放区，特别是要争取和发展东北，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陈军长还说，现在毛主席正在重庆跟国民党当局谈判，对他的安全大家都很担心，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家打的胜仗越多越大，毛主席的安全就越有保证。最后，陈军长还幽默地说，下一步你们要到哪里去?具体执行什么任务?我也不知道，估计不会到苏联去吧！ 10月5日，我们从相公庄出发，经临沂、莱芜、惠民和河北省的任丘、固安、玉田、迁安等地，向山海关方向急进。部队行军速度一天天加快，由常行军变为急行军。每日行程由35-40公里增至60多公里。在沿途根据地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全体指战员情绪高涨，精神饱满，不畏艰苦，不怕困难，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斗志。 趁八路军、新四军调往东北的多数部队尚在行进途中，蒋介石采取空运、海运的方式，将其第十三、第五十二军先后运抵秦皇岛等地，并旋即攻击由我山东八路军第七师等部防守的山海关。11月16日，我们距山海关仅20余公里时，得悉山海关已被国民党军侵占。17日，我们不得不绕道从界岭口出关，拟从热河东部插向绥中、兴城，堵截国民党军，但还没到达预定地区，国民党军已占领绥中、兴城。26日，国民党军占领锦州。 27日，我军又转移到锦州西南的大小虹螺山地区集结待命。12月1日，在锦州以北的上下齐台打了一仗，由于没有切断敌人退路，只打了一个击溃战，却造成自己伤亡好几百人。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军兵力比较集中，弱点没有暴露；而我军又没有可靠的根据地为依托，当地人民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战斗打下来，连伤员如何运送都成了大问题，没有老百姓的支援，只能靠干部、战士自己抬，大大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 12月上旬，部队进至义县、阜新地区休整，由于离开根据地，进入新区，处境非常艰难。黄克诚师长把这种情况归纳为“七无”，即无党、无政府、无群众、无后方、无粮草、无医药、无御寒衣物。从文字上推敲，“七无”的说法不一定缜密，但反映的问题是符合实际的。12月的东北，天寒地冻，大家仍穿着在苏北发的薄棉衣，没有棉帽、棉鞋和手套。在东北，冬天不戴手套拉枪栓，手就粘到枪栓上去了。有的同志问：国民党军队吃的、穿的和武器装备都是美国人援助的，为什么苏联红军不能援助我们?为什么他们占领的城市还要交给国民党?师、旅首长解释说，苏联政府与国民党当局曾签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按条约规定，苏军要将占领的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移交国民党当局接收，怎么好违约公开援助我们呢!我们只有靠自力更生、发动群众、开创根据地，来摆脱当前的困境。我们要把从关内根据地调入东北的十几万指战员当做革命种子，播向松辽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样才能转弱为强，最后战胜国民党军。当年，我们的部队有一个显著特点：越困难、越艰苦，组织纪律性越强、越团结，对党的领导越坚信不疑。而发动人民群众，开创根据地，正是我党我军的看家本领、拿手好戏。 1945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主席起草的给东北局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这对夺取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按照东北局的部署，出关各部队分赴东满、北满和西满，担负开创根据地的任务。黄克诚师长率第八、第十旅和独立旅及3个特务团进入西满各地；我们七旅和山东八路军第一师作为机动作战部队，由“前总”直接指挥，在辽西康平、法库地区发动群众，并相机打击国民党军的进犯。 开辟和创建根据地，首先要消灭日伪军残余和土匪。抗战胜利后，伪满时期遗留的伪军、警察、宪兵、特务等汉奸走狗残余势力，打着“维持会”、“解放同盟”的招牌，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而东北的土匪也历来猖獗，成分十分复杂。蒋介石一面向东北运兵，一面收编东北的日伪军残余和土匪势力，组织所谓的“先遣军”、“地下军”，并授予各式各样的番号，用以充当别动队，总数约10万人。 到1946年3月，进入东北的我军共进行较大战斗212次，歼灭日伪军残余和土匪7万多人，收复城镇118座。同时，发动群众建立各级政权，为根据地建设打下基础。特别是当年5月之后，实行土地改革，把剿匪、清算汉奸斗争与土改、建立政权、发展地方武装结合起来，彻底铲除了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根据地建设更加巩固。 在“保田保家”口号的感召下，东北人民群众踊跃参军，积极支前，野战军和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壮大。到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发展到46万人，其中野战军25万，地方武装21万。部队越战越勇，越战越强，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和战略反攻。同时，根据地工农业生产包括军工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在“一切为了军事胜利”的口号下，组织数以万计民工、担架、车辆、马匹，组成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跟随部队行动。 到1948年秋，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兵力猛增到103万人，其中野战军70万，地方武装和二线兵团33万。形势发展之好之快，真是奇迹中的奇迹。蒋介石下山“摘桃子”，要独霸东北，结果非但没摘下“桃子”，没能独霸东北，反而在辽沈决战中落得个全军覆灭的可悲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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