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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刘洪副武官前往正在发生骚乱的奥什市区，在华人市场组织侨民集结，等待吉军车辆到来，武装护送侨民前往机场。 一颗子弹“砰”的击中了刘洪的头盔，滚烫的弹头落下掉进他的靴子里，烧伤了他的脚。 一切都好像是电影中的镜头，但刘洪心里清楚，这不是在演戏，子弹是真的，骚乱也是真的。 自2010年6月1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民族冲突。短短两三天，骚乱造成上千人死伤，并形成难民潮，危及我千余名华商和留学生的生命安全。6月13日，中国政府决定派出撤侨小组，实施中国40年来最大规模的撤侨行动。 5天5夜，惊心动魄，生死瞬间。这让出任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武官处副武官的刘洪注定毕生难忘。 刘洪不仅精通俄文，而且还有在部队任职的经历。他多次在中国的陆军、海军、空军等中级指挥学院学习过，在国外特种部队受过训。也正因为如此，当骚乱如同暴雨一般不期而至时，刘洪挺身而出，展示了一名中国军事外交官应有的军人素质。 刘洪说：“那几天使馆的电话就不断，大批华商和留学生请求给予领事保护和回国避难。”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在吉中国公民的安全，果断做出了撤侨的决定。 刘洪把妻子和刚刚满两岁的儿子托付给使馆的工作人员，和撤侨小组的同事，还有雇佣的4名保镖一起，踏上了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前往南部骚乱地区的包机。 此时的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已经进入失控状态。“下了飞机就感觉到，事态比想象的更严重。”刘洪说，光着上身，穿着拖鞋的当地年轻人提着冲锋枪四处游荡，还不时地扣动扳机，没有目的地射击。 “我们当时就在机场到处喊：有华人吗？有华人吗？”刘洪回忆，几个华人惊慌地跑过来，问：“是中国政府派来救我们的吗？”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几个人都高兴得紧紧握住工作人员的手。 但是，几名同胞也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由于机场通往市区的道路被骚乱分子封锁，每天都有试图通行的人被打死，还有1000多名华人集中在市区内出不来，需要援助。尤其是集中在北京饭店的230多名华人，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同胞有难，刘洪主动请缨，带着大使馆三秘刘新宇和几名聘请来的保镖登上大巴，踏上了从机场到市区的“死亡之路”：刚开出机场1.5公里，一阵扫射就迎面而来。大巴车体多处中弹，玻璃被打碎。危急时刻，刘洪果断指挥雇佣的司机加大油门，全速冲出伏击圈。 道路两边的枪手一拨接着一拨，看见有车经过就开枪。几名骚乱分子埋伏在麦田里冲着大巴扫射，子弹击中了刘洪的头盔，玻璃碎片又划伤了他的右臂。几名保镖也受了伤，轮胎被打爆。 刘洪回头一看大使馆同事，三秘刘新宇没有戴头盔，又把替自己挡了子弹的头盔揭了下来，扣到刘新宇的头上。 “这样下去是要吃亏，必须向吉边防军求援。”刘洪说。凭着中吉两国两军友好关系的良好基础和平日与吉尔吉斯斯坦边防军良好的顺畅沟通，在紧急联系后，吉边防军迅速派出了几辆装甲车和坦克，把陷入困境的刘洪和同事解救出来。 当刘洪一行成功到达市区时，国内派来接侨民的飞机已经抵达骚乱地区的奥什机场。由于机场异常繁忙，飞机不能长时间停留--也就是说，如果刘洪和他的同事不能迅速地把侨民送到机场，飞机只能空机返回。 所有的人都心急如焚。而由吉尔吉斯斯坦移民局主持的撤侨多边会议上，来自各国的外交使节们正在大声的争论着，却毫无结果。 “我不能在那里等了。”刘洪说。他再次找到了曾为其提供帮助的吉尔吉斯斯坦边防军，诚恳地请求他们能派出兵力，保护中国侨民顺利前往机场。 吉边防部队请示上级同意后，马上派出了4辆加装装甲的运兵卡车和3辆装甲车，前往华人侨民聚集地协助撤侨。 人太多了，老人、儿童和妇女首先登上了装甲车。刘洪大声对留下的人说：“祖国不会忘记你们，我保证我一定会再回来接你们！”一辆装甲车开路，一辆居中掩护，一辆断后，首批210名侨民挤满了运兵车，向机场驶去。 15日2时30分，历经艰难，第一架包机腾空而起，飞向祖国。而刘洪又再次返回市区，去实践他“一个都不能少”的诺言。 在随后的三天中，刘洪数次往返在“死亡之路”上，依托吉边防部队，把提出领事保护和回国要求的1000多名侨民成功护送到机场，送回祖国的怀抱。 6月17日1时30分，当最后一批中国侨民搭乘第9架次民航包机回到祖国，刘洪与他的同事们，已经连续工作了45个小时。在这45个小时里，撤侨工作组没有吃一顿饭，有的是与死神一次又一次的擦肩而过。 中国成功的撤侨行动，以及中国大使馆和撤侨工作组在撤侨行动中的卓越表现，让其他撤侨国家刮目相看。 “我在国内的部队，经历过很多次演训，没想到当了军事外交官才真正上了战场。”刘洪说。 5天5夜惊心动魄的撤侨，规模之大、效率之高彰显了伟大祖国的母爱。而作为军人，如何在撤侨护侨、维护我海外利益等逐渐多样化的任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也需要刘洪去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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