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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的主要精力在军事上是用于肃清国民党反动残余、解放台湾、西藏；在经济上是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恢复国民经济，在外交上是主动向苏联“一边倒”，实行“开国外交”。由于美国仍然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拒绝承认新中国，企图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实行封锁，在军事上实行包围，因此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把“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作为“我们当前的总方针”之一。而他的美国观，则是制定这种斗争方针的认识论依据。 如前所述，新中国与美国的较量，本来是围绕着美国是否承认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和是否出兵干涉台湾这样两个问题而展开的。然而一场不期而来的朝鲜战争，改变了双方试探性的斗争态势，使对抗迅速上升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历史的发展往往就是这样，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 正当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有条不紊地逐步展开的时候，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显然，这个消息是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所不希望听到的。因为两个月前，毛泽东已经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军队复员工作的指示；6月24日，周恩来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在召开会议，按照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问题。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最关心的是美国的态度。就在战争爆发的当天，美国政府即公开指责北朝鲜对南朝鲜发动武装进攻，并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策划下共产党人向全世界进攻的信号，是“对美国在自由世界领导地位”的一种明白无误的挑战，是“柏林事件更大规模的重演”。 正是根据这一判断，美国开始部署在朝鲜乃至整个亚洲进行反扑。美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此作出三项决定：第一，美国海空军向南朝鲜军队提供全面援助；第二，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并封锁台湾海峡；第三，大力支援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和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队。 6月27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包含上述内容的声明，并宣称：“台湾未来地位之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与对日和平条约的缔结，或联合国的考虑。” 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并派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这无疑是美国人对两极对抗的过度反应，是对新中国内政和统一大业的粗暴干涉。它不仅打乱了中共解放台湾的计划，而且与杜鲁门此前关于对台湾采取“撒手”政策的声明大不相同。如前所述，这年1月5日，杜鲁门曾经信誓旦旦地宣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目前，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 半年尚未过去，当初的声明言犹在耳，杜鲁门就自食其言，决定把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对此，毛泽东的直接反应是：杜鲁门亲自证明了“他的声明是虚伪的”。6月28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他号召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同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台湾属于中国“这不仅是历史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投降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这些话语充分表明，随着美军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美国对新中国的武装干涉已经从幕后走到台前，既然美国人公开把自己摆在与新中国为敌的地位，那它必然要遭到新中国领导人的强烈反对，因此“打倒美帝国主义”很快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也成为这一时期毛泽东美国观的主题词。 毛泽东在强烈抨击美国对台湾政策转向的同时，还注意到了美国人在亚洲的其他一系列动作。他根据亚洲事务的广泛内容来评价美国的举动，指责美国不仅干涉中国“内政”，而且还干涉“朝鲜、菲律宾、越南及其他国家”；断言“美国在亚洲的侵略只会激起亚洲各国人民的广泛的和坚决的抵抗”；认为美帝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它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号召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做好“充分的准备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行为”。这些言论表明，毛泽东不仅看到了美国人在台湾海峡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而且看到了“美帝国主义”对亚洲人民的“新的、有预谋的侵略”。站在整个亚洲形势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和评价美国的所作所为，初步显示了这一时期毛泽东美国观的国际眼光。 应该指出，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两个星期里，尽管美国已经扬言出兵干涉，但由于当时朝鲜人民军在战场上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毛泽东关注更多的是由此带来的对中国解放台湾进程的影响。他认为，由于美军在台湾海峡挡着，结果只能是把“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 事实也是如此，由于美国军队的粗暴干涉，致使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至今仍处于分裂状态。 但是，形势的发展很快转移了毛泽东的注意力。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8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很快，“联合国军”源源不断地开进南朝鲜。毛泽东相当敏锐地意识到人民军将失去兵力优势，开始高度警惕来自朝鲜半岛的美国军事威胁。受毛泽东的委托，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7月7日和10日连续两次召集国防会议，研究关于成立东北边防军的问题。根据这两次会议的精神，13日正式形成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提出组建东北边防军，于8月5日前抵达指定地点，完成集结。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照此执行。”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命令华东海军迅速组织力量，打通长江口航道，扫荡江浙沿海残敌；在舟山建立海军基地，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应付“帝国主义可能扩大的战争”。 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谈到朝鲜战局时，与会的很多人表示乐观，甚至认为美国军队的战斗力要弱于当年侵华的日本军队。但是，毛泽东对美国在国内外做了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动员之后，是否会轻易承认失败、放弃朝鲜深表怀疑。他提出美国在朝鲜腹背发动登陆战并扩大战争的可能性问题，指出：美帝是不会甘心失败的，要准备他们大举进攻北朝鲜，“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因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 9月5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九次会议上，毛泽东对上述意见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他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指出，对于朝鲜人民，我们需要给予帮助和鼓励。朝鲜人民对于中国革命是有很大帮助的。中国革命的几个阶段，都有他们的帮助。美国在朝鲜干了起来，也可以在别的地方干起来。我们不准备就不好。我们要准备大打、长打、打原子弹。 同时，他分析了美国军事上的优劣，认为有“一长三短”：长处就是铁多。弱点一是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二是运输线太远，隔着大西洋和太平洋；三是战斗力太弱。这些分析，无疑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美国观的深化。 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轻敌大意。他甚至提到了要警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说：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 “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当然是极而言之的话，表示我们不怕。但也反映出毛泽东此时的美国观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很大变化。那时在他的思想观念里，是要极力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中间地带的革命”理论的提出，就是以此为前提的。现在提出“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表明他在“两个阵营”的革命理念影响下，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准备好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要同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军事强国直接较量。当然，中国出不出兵，毛泽东是有个底线的，那就是美军不能越过三八线。“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 不出毛泽东所料，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28日占领汉城。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实行战略退却。 随着战场形势的逆转，美国迅速调整了当初出兵干涉朝鲜的目标。27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训令中说：“你的军事目的是粉碎北朝鲜的武装部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授权你在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境内采取行动。” 朝鲜战争之初，美国决策者确定军事干涉的目标是恢复战前状态。现在这一训令表明，美国已决定凭借武力将整个朝鲜半岛纳入它的势力范围，彻底打破这一地区在二战结束时初步形成的美苏均势格局。显然，帝国主义阵营向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摆出了进攻的态势。 这时，毛泽东已经得到准确情报：美军要越过三八线。在北朝鲜处境十分危急的紧要关头，他决定由周恩来出面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当天，毛泽东几乎同时接到了金日成和斯大林关于出兵朝鲜的请求，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此前，尽管他对出兵已有思想准备，但是要下这个决心与美国这个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国”兵戎相见，需要何等的气魄！为此，他多次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并邀请军队高级将领参加，反复讨论此事。 在10月4日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将更猖獗，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整个世界，都是不利的。显然，毛泽东此时的目光不仅投注于中国、朝鲜，而且投注于整个东方、整个世界。 除了毛泽东以外，多数与会者认为对出兵朝鲜问题要谨慎从事，许多军事领导人表示对同美军作战没有把握，林彪对此尤为悲观。 关于出兵参战的风险究竟有多大，成了会议争论的主要内容。因为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到了这个地步，管，就要冒风险。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仍旧强调，权衡利弊，出兵比不出兵好，在他看来，如果北朝鲜被占领，中国东北将直接处于美国军事威胁之下。大军压境，威胁常在，中国将长期处于防不胜防的被动局面。此次不敢出兵，还将意味着我们缺乏力量和胆魄，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导致最终无法解决台湾问题。不仅如此，北朝鲜被占领的政治后果也同样严重，这将意味着美国消灭了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世界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将因此发生很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显然，在出兵不出兵的问题上，毛泽东考虑的不仅仅是中国和北朝鲜的利益，而且考虑到整个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 对于毛泽东的的意见，中途赴会的彭德怀表示支持。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可是，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彭德怀的发言使得会议的气氛发生了变化。 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毛泽东一方面提议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做入朝作战的周密准备，一方面派周恩来、林彪前往苏联，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并具体落实能否取得苏联空军掩护及武器援助问题。 10月7日，美军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 次日，毛泽东发布命令，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与此同时，他电告金日成：“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 10月13日，在获悉苏联空军不能出动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情况下，毛泽东仍然表示要出兵。他请远赴苏联的周恩来转告斯大林：“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反之，“不参战损害极大”，“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 10月19日，就在联合国军占领平壤的同时，由东北边防军改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25日，在清川江上游重创南朝鲜军两个团。至11月6日第一次战役结束，志愿军已将“联合国军”赶回到清川江以南一线，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应该说，毛泽东对于抗美援朝的决策，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在朝鲜战争初期，他的注意力仍然放在解放台湾上，心理上虽然有了准备，但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易卷入朝鲜战争。仁川登陆导致了朝鲜战局逆转，也使得毛泽东最终决定由备战转向出兵。为什么此时毛泽东力主出兵朝鲜？这与其对美国的长期认识和对时局的进一步分析有关。首先，随着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对中国东北边境的威胁成为现实。其次，第七舰队的拦截阻止了第三野战军对台湾迫在眉睫的进攻，美国恢复了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直接影响了新中国的统一大业。再次，杜鲁门政府还承担起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战争的新义务。这一切行动使毛泽东感觉到：“美国决定从三个主要方向来实行对中国的进攻：朝鲜、台湾和越南”，“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目的，主要地不是为了朝鲜本身，而是为了要侵略中国，如像日本帝国主义者过去所做过的那样”。 正是基于对美国的这种认识和判断，毛泽东终于下定了抗美援朝的决心。 对于中国为何参战，美国政府高层也有种种猜测。11月9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Omar N. Bradley）认为，中国参战的意图有三：一是保护边界安全和鸭绿江沿岸的电力设施；二是牵制和削弱美国军事力量，一旦苏联发动世界大战，美国就会失败；三是把“联合国军”完全赶出朝鲜半岛。为此，会议决定，在弄清中国出兵的真实目的之前对麦克阿瑟的指令不加改变，同意他相机行事，但不得轰炸中国东北。华盛顿决策者们的如意算盘是，坚持武力统一朝鲜，同时尝试用政治途径，包括通过联合国和美国的盟国，寻求谈判解决与中国的问题。 根据上述分析，11月15日，艾奇逊和腊斯克（Dean Rusk）发表演说，称美国非但无意入侵中国，还将照顾中国的“适当利益”，即边界不受威胁和获得鸭绿江水电站的电力供应，希望以此换取中国从朝鲜撤军。次日，杜鲁门亲自向新闻界表示不会把战争扩大到中国。 对于美国的两手策略，毛泽东也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特派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阐述中国对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的立场；另一方面，不理会美国的“和平”试探，集中精力争取战场上的主动。11月25日，经他批准，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美军被迫节节后撤。12月16日，将西线之敌全部赶到三八线以南。至24日，除东部沿海的襄阳外，“联合国军”全部被赶到三八线以南，第二次战役宣告结束。志愿军和人民军取得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 就在志愿军把美国人打得节节败退之际，以印度为首的11个中立国于12月5日联名呼吁，要求中国和北朝鲜的军队务必停在“三八线”上，以便终止这场战争。 此时毛泽东认为这场战争会较快结束，但也有拖的可能。只有美国承诺撤出朝鲜，并在实际上撤过了“三八线”，停战谈判才能开始。于是下定决心再打一仗，乘胜追击，越过“三八线”。他于13日致电彭德怀等：“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1950年12月31日开始的第三次战役，中朝军队不仅占领了美军补给基地仁川港和南朝鲜首都汉城，而且把战线向前平均推进了100公里，打到了“三七线”附近。 志愿军的第三波进攻使得华盛顿决策者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美国内的停战呼声也再度高涨起来。本来，此前的 12月29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就通过了一个给麦克阿瑟的秘密指示，指出朝鲜不是打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场所，当此全面战争的威胁不断增长之际，我们不应该把剩余的可供调配的地面部队派到朝鲜去同中共军队作战。指令要求：一旦有了合适的时机，将命令美军撤回日本。志愿军发起的第三次战役似乎证实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的担心，他们不得不指示麦克阿瑟作好撤出朝鲜的一切准备，并希望立即停火，以获得喘息机会。 1951年1月13日，美国方面通过联合国提出先停火后谈判的五步方案，其中包括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召开美、苏、英、中四大国会议讨论远东问题等。对此，中方明确予以反对，认为这是美军采取的拖延时间以争取喘息机会的伎俩。1月17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主席，指出：“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大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电报建议，必须在同意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由有关各国谈判结束朝鲜战争和美国撤出台湾海峡等问题；必须立即在中国召开包括中、苏、英、美、法、印度、埃及七国会议，并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中国政府的主张遭到了美国的坚决反对，驻联合国的美国代表借机大谈中国的“战争狂热”。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谴责中国“侵略”的提案。与此同时，美国加紧扩军备战，利用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向朝鲜大量补给各种物资，并从欧洲等地抽调大批老兵补充朝鲜战场。半个月后，朝鲜美军开始由退却转入进攻，朝鲜战场形势出现拉锯战。志愿军在发起第四次、第五次战役后，战线回到了“三八线”附近。由于战况相对稳定，交战双方都意识到谁也吃不掉谁，朝鲜问题政治解决的条件逐渐成熟。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联大广播节目演说中提出朝鲜停火谈判的建议。两天后，中方予以响应，《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的反侵略战争，其目的就在于求得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这表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适时地选择了以和谈的政治手段争取结束战争的正确方针。同日，杜鲁门在田纳西州发表政策性演说，也表示美国“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开始。此后双方打打谈谈，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局面仍然处于僵持状态。 1953年2月2日，新入主白宫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right D. Eisenhwer）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作出“放蒋出笼”以配合美军在朝鲜军事冒险的姿态。第二天，他又同参加“联合国军”的各国代表会谈，说服他们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对此，毛泽东的反应十分强烈。2月7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发言指出：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显然，美国新总统的言行，更加激起了毛泽东美国观的斗争性。 这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逝世，苏联政府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很大改变，开始趋向让步。毛泽东认真研究了实际情况，从国内局势、中朝两党关系和战略上考虑，同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7月27日，交战双方正式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至此，朝鲜战争终告结束。 应该说，斯大林去世的影响其实远不止于朝鲜战争。作为苏联国家元首和苏共中央领导人，他继承列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领导苏联人民进行卫国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亲手开创了战后与美国抗衡的世界新格局，无疑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旗帜和领袖。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的去世，不仅对苏联人民，而且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都是巨大的损失；对世界革命统一战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民族民主国家反帝、反殖民主义运动，也将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后来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不但印证了毛泽东的这种担心，而且引起了他的极大反感，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美双方在朝鲜进行了首次直接军事对抗，并几乎导致两国间的全面战争。战争的结果，一方面使南北朝鲜以意识形态分治，凸显了世界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另一方面也使中美之间的敌对状态得以强化，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固定下来。 朝鲜战争使得毛泽东的美国观变得更加复杂与多样。首先，3年战争强化了美国在毛泽东心中的帝国主义国家形象。他认为，美国不仅出兵朝鲜，而且阻挠中国解放台湾，支援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在亚洲对新中国形成新月形的包围圈，干涉亚洲和世界人民革命运动。正因为如此，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 美国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是来自帝国主义阵营的头号对手。 其次，朝鲜战争使毛泽东打消了自解放战争以来一直对美军存有的疑虑，不仅从战争中获得了自信，而且更加坚定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必将战胜帝国主义阵营的信心，这是他后来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一个重要依据。他认为中国军队在抗击美帝侵略者的战斗中获得了实际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回事。我们取得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再次，这场战争也进一步激起了毛泽东强烈的反美情绪，强化了他的美国观的斗争色彩。在抗美援朝期间，中国大陆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肃清美帝国主义影响的群众运动，形成强烈仇视美国、鄙视美国、蔑视美国的社会氛围。正如当时的一份宣传提纲中所强调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每个中国人都应该仇视美国，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鄙视美国，因为它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蔑视美国，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 这种反美情绪在很长时间内始终持续着，“美帝”一直被视为新中国的头号敌人和对手。这是毛泽东后来在国内不断发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群众运动的基础。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场战争也使美国政府增加了对新中国的仇视。华盛顿的主要决策者们更倾向于认为：中国政府是苏联的傀儡，“北平政权可能是苏联殖民政府--一个大一点的斯拉夫满洲国” ；中国是侵略者，“一条中共侵略战线从北方的朝鲜延伸到南方的印支”。 但是中国共产党长不了，“我们可以确信强求一致的国际主义统治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是一种过渡的而不是永久的现象”。 他们把新中国视为来自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强硬对手，甚至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安全利益特别是在亚洲的安全利益构成了比苏联还要严重的威胁，因此他们不仅打着朝鲜战争的名义明目张胆干涉新中国解放台湾的进程，而且千方百计地阻挠联合国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此外，朝鲜战争还大大毒化了美国国内的政治空气，极端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的兴起，使得美国国务院内部一批较有影响的“中国通”被扫地出门。在上个世纪50至60年代，美国国务院几乎找不到真正的中国问题专家。 总之，朝鲜战场上的正面对抗，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它使得双方在国际舞台上更加猜忌、敌视，并直接导致两国之间长期的隔阂和对立。在此后的将近20年间，“中国与美国互相对峙、保持疏远，成为死敌”。 在美苏抗衡的世界大格局下，新中国正越来越引人注目，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在亚洲的力量代表和世界革命事业在亚洲的发展支柱。可以说，正是通过朝鲜战争，大大激发了毛泽东的反美意识，突出了他的革命理念，强化了他“反对帝国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的斗争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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