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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 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 1998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倒计时一周年，一群纯真的澳门小朋友在大三巴牌坊前的台阶上动情高唱《七子之歌》。这首歌的歌词是70多年前闻一多著名组诗中的第一篇《七子之歌·澳门》。七子是指：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即旅顺-大连，闻一多将当时我国被列强掠去的这七处“失地”比作远离母亲的七个孩子。稚嫩的歌声将其化作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唤：“母亲，我要回来，母亲！”这一天终于等到了。 新中国在50周年的时刻，迎来了澳门回归。 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澳门 葡萄牙殖民者霸占澳门始于明朝，比英国殖民者霸占香港早了近300年。如果从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通过收买明朝广东地方官，借口晾晒货物而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算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葡人据澳竟逾396年！ 葡人据澳后，明朝延续91年而亡，清朝延续275年又亡。至于民国，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页也翻过去了。但是葡萄牙殖民者居然还在统治澳门。原因何在？ 葡萄牙殖民者于16世纪进入中国时，正值他们执掌世界海上霸权的强盛时代。当时明朝的强盛时期虽已过去，但国势依然不弱。葡萄牙殖民者几次武力侵华均遭失败，最后变换招数，以行贿欺骗的方式侵占了澳门。他们承认明朝朝廷对澳门的主权和行政管理，搞所谓“自治”，每年向中国交纳租银。1588年西葡无敌舰队败给英国，葡萄牙开始衰落。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西方列强在全球的扩张，为了保住澳门，葡萄牙殖民者从顺从中国的主权管理，逐步转向借助列强的力量来维护他们对澳门的统治，进而谋取更大利益，乃至觊觎澳门主权。 1661年，葡萄牙与英国签署军事互助同盟条约，攀上英国这位大哥。 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夺取香港。葡人不免有些眼红，忿忿不平，于是也向中国清朝政府提出，停交一切赋税，割让澳门给葡萄牙。理由是，他们也要像英国那样，成为天朝面前的“平等国家”。有了英国的撑腰，1887年，葡萄牙与清政府签署了第一个不平等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取得澳门的“永驻管理权”，从此免去了清政府在澳门的命官和税赋。但是条约并没有割让澳门，仍难平葡萄牙殖民者的心头之愤。他们在澳门那么长时间了，为什么就不能取得澳门主权？英国人才来几天？这也太不公平了！ 葡萄牙殖民者很快得到了安慰。他们没有参加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但这不妨碍葡国事后从中国人那里拿到一笔庚子赔款，尽管这只占全部庚款的0.025％，但数量还是可观的，大约为92250两关银。 更重要的是，葡萄牙殖民者得出一条经验，无需多少付出，只要与强国保持一致，就能分享战利品。他们要求清政府平等待人，给别国的好处我也要有一份儿。这也造成了葡国对华外交事事攀比英国的特点。 1928年，10年修订一次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再次到期。中国国民政府与葡国签订了新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新约不废旧约，只作了修订，保留了有关澳门地位的条款。但是1930年，葡国政府颁布《殖民地法案》，竟单方面把澳门划为葡萄牙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7年1月中葡通过换文达成协议，葡方放弃治外法权，中方保留重谈澳门问题的权利。当时国民党正在大举进攻解放区，无暇顾及港澳。葡萄牙殖民者继续霸占澳门。 1949：葡萄牙的愚蠢选择 面对新中国的成立和人民解放军进军全国的步伐，葡萄牙当局同英国当局一样惴惴不安，甚至惶惶不可终日。 1949年1月，即解放军渡江前三个月，葡驻华公使丰赛嘉在提交葡外长马塔的一份长篇报告中，分析了葡萄牙在中国的殖民势力面临的严峻局势，认为共产党执政后的中国很可能会结束葡萄牙对澳门的统治。他提出一个典型的葡萄牙式的问题：一旦中共对澳门采取行动，“列强又会持什么态度？” 丰赛嘉说：“综观各方面情况，我们只能从以下两种立场中做出选择：一、美国立场，即如果新中国政府不对前政府签订的条约和承担的义务以及对\‘民主\‘做出各种保证，则对新政权不予承认；二、英国立场，即设法尽早承认，以此对新政权表示欢迎和好感。” 葡国政府最初考虑追随英国。这不仅因为英国是葡萄牙的传统盟友，更重要的是英国也有一个与葡萄牙类似的香港问题。1949年1月葡外长马塔致电葡驻英大使贝克，说澳门兵力只够镇压共产党在澳门的挑衅，但不足以反击可能的所谓“入侵”。因此建议英国必须与葡萄牙一起协防共军进攻。 英国接到建议后犹豫了几个月。期间发生了英国紫石英号军舰与我渡江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的事件。英国不想把事件闹大而殃及香港，况且他们知道葡萄牙善于渔利，又不会完全听命于英国政府。两国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几经考虑，英国决定拒绝葡萄牙的建议。6月15日，英国政府告诉葡国政府，他们决定守卫香港，但是不能许诺在澳门受到攻击时给予军事上的援助。 葡国政府恼羞成怒，强烈抗议英国政府违反1661年两国签订的军事互助同盟条约。无奈之下，葡萄牙当局把目光投向了美国，并很快得到回应。9月13日，美国第七舰队访问澳门，舰队指挥向澳督许诺，一旦澳门有难，他将率队前来协防。原来，美军第七舰队正在执行美国政府的一项使命，游说亚洲各国，孤立新中国，为盟友撑腰。这样，葡萄牙当局又攀上美国这位新的老大。 11月1日，英国政府向各国发出承认新中国的备忘录。葡国外交部回复，说他们不能不关注中国新政权对澳门的态度；目前还应考虑同西方国家采取相同态度的必要性。也就是说，葡国是否承认新中国，一是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澳门立场，二是美国承认新中国，它才承认。 这样，新中国成立后，葡萄牙政府的对华政策一开始就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的港澳政策不取决于英葡两国的港澳立场，而是着眼于新中国的长远利益。1949年2月初，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斯大林特使米高扬时指出：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没有多大意义；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有利。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决定。 这次谈话是新中国政府对港澳地区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的由来。新中国政府宣布港澳是英葡占领的中国领土，但没有把接受这一观点作为英葡两国与中国建交的条件。新中国开出的建交条件适用于一切国家。这就是承认新中国，与台湾断交。 葡萄牙一味追随美国，完全不考虑中国立场，反而狂妄地把中国对澳门的态度作为与中国建交的前提。他们还愚蠢地认为，这一招儿颇见实效，使中国不敢轻易回收澳门。 1952：澳葡当局登门致歉 实际上，这种愚蠢常常导致葡国和澳葡当局自取其辱。试想在中国领土上，弹丸之地的澳门与广东不过一墙之隔，经济生活样样离不开祖国。葡国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中国。一旦澳门有事，中国方面并无大碍，而澳葡当局可就惨了。他们一般只能同广东交涉，要找中国政府，非求助第三方不可。 关闸是澳门连接内地的口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葡方在关闸北中方一侧不远处偷设了一个岗亭，企图蚕食中方土地。到了1952年，这个岗亭仍在。7月25日，驻守岗亭的葡国士兵与我边防军士兵发生武装冲突。葡军首先开枪，我方进行自卫。双方交火长达两天，互有死伤。中方派人入澳交涉，提出葡方不但闯入中国地界，还首先开火，须负全部责任，遭葡方拒绝。8月2日，中方宣布封闭关闸通道，暂时断绝了澳门的生活资料来源。仅20天，澳葡当局便撑不住了，只能妥协，答应中方条件。由于两国没有邦交，中国边防军不承认葡方官员的身份，澳葡当局只好派澳门华人商会主席何贤（何厚铧之父）出面交涉。 8月23日，澳葡经济局长罗保在何贤等人陪同下，带着他签署的“道歉书”，通过关闸向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安厅边防局第五分局司令致歉。葡方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把岗位撤至关闸外葡方一侧，答应赔偿中方人民币4.4万元。 1955：四百年庆典偃旗息鼓 1955年葡国政府在澳门搞了一系列宣誓主权的活动：1月14日，批准成立纪念澳门400周年活动组织委员会；7月5日，颁布《澳门省章程》，把澳门划为葡萄牙的海外省；8月25日，授意澳葡总督史伯泰任命何贤为澳门政务委员会委员，制造华人参政的假相；10月12日，400年组委会决定11月份在澳门举行声势浩大的庆典、揭幕纪念碑、发行纪念邮票等，葡萄牙将派一名部长出席。这些活动带有向中国政府和人民示威的性质，同时也是想造成国际舆论的压力，迫使中国政府承认澳门属葡萄牙领土。 中国政府虽然不想马上收回澳门，但是对挑衅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非常愤怒。10月8日，周恩来总理宴请来访的港英总督葛量洪，请他带话给葡方。周恩来严肃指出，听说澳门的葡萄牙当局要庆祝澳门殖民地成立400周年。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喜欢这种典礼，澳门和香港的中国人也不喜欢。两个殖民地的共产党人也会有所行动，后果很严重。葛量洪建议，如果典礼只限一天，也许不会有什么问题。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整个典礼要取消！ 10月12日，葛量洪总督回到香港后向澳葡总督史伯泰转告了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史伯泰很明智，表示不再搞庆典活动。但是这个意见被葡国政府否定了。第二天，澳葡当局还是公布了庆典计划。直到葡国政府接到英国转来周恩来关于庆典活动的备忘录，才感到必须下令取消庆典。他们对外宣布的理由是“缺乏足够的经费”。葡国政府仍不死心，认为澳门400周年总要留点什么。于是，庆典活动虽然取消了，纪念碑工程却照旧进行，结果又遭到澳门同胞的抗议，被限令48小时内拆除在建工程。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澳葡当局被迫炸毁纪念碑，并悄悄取消了原定的小型纪念活动。 1966：澳葡总督签下认罪书 葡当局以落后的殖民主义方式治理澳门。澳葡当局的公职岗位几乎都由葡人或澳生葡人占据。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受到排斥。其结果不仅统治者不懂中文，被统治者也不懂葡文，而且整个教育水平不高，难出人才。中华民族是重视教育的民族，澳门同胞也不例外。官方不办学，他们就坚持自办，不畏强暴。 1966年7月，澳门氹仔岛的居民自筹经费修建小学。申请提交了三个月，仍未得到澳葡当局的任何答复。居民们决定在业已承租的地段先行开工。11月15日，澳葡当局以非法建筑为由派出警队拆除工程，与工人发生冲突，结果，40人被打伤，64人被捕，其中包括两名《澳门日报》记者。次日，氹仔街坊总会向澳葡当局提出惩处肇事者、谢罪、赔偿、释放被捕者等五项要求。18日，氹仔居民小学筹委会又进一步提出不得阻止建校、确保居民权利等五项要求。但是澳葡当局不是拖延敷衍便是一口回绝。这就激怒了澳门社会各界，使抗议和冲突不断发生。12月3日，澳葡当局在总督府前开枪扫射前来示威的中国师生，造成8人死亡、212人受伤、62人被捕的严重后果，史称澳门“一二·三”惨案。 这一事件震惊了全中国，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当时中国正处在“文革”的高潮中，除《人民日报》和文革小报发文谴责和声讨外，广东和各地红卫兵还云集拱北，试图冲破解放军的阻拦，进入澳门解救阶级兄弟和骨肉同胞。国际社会也反响巨大。12月5日，联合国托管理事会通过了亚非组提交的一份因美英阻挠而没有实施的议案，建议安理会敦促各国与葡断交，并对其实行经济制裁。 由于问题严重，葡国政府不得不通过驻法大使联系中国政府以平息事态。中国政府答复得十分巧妙：澳门所发生的事情是地方问题，应与广东当局磋商解决。澳葡当局被迫吞下无邦交的苦果，屈尊去找广东地方政府联系。12月9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派了一位外事处处长，直截了当地要求澳葡当局无条件接受澳门居民及群众团体的全部要求，并清除国民党在澳势力。10天后，我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又限期澳葡当局携具体方案前来谈判。22日，双方会谈的结果是，葡方接受中方的全部要求。最后，中方拿出一份拟就的澳葡当局“认罪书”，令葡方人员带回去，请他们的总督在上面签字。 这份由中方起草的澳葡当局“认罪书”，葡文译为“投降书”，由两份文件构成：《澳葡当局对澳门中国居民各界代表所提出抗议书的答复》和《澳葡当局对于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处长声明所提四项条件的实施条款》。这两份文件在里斯本引起了巨大的惊恐和激烈的争论，被葡方视为奇耻大辱。争论双方都认为，这是让他们在遭受耻辱和放弃澳门之间进行选择。 1967年1月29日，澳葡总督嘉乐庇在国内争论不休的情况下签署了“认罪书”，他负不起放弃澳门的责任。“认罪书”后来发表在1967年2月2日的《参考消息》上，成为中葡关系史上由双方地方政府议定的一份独特的外交文件。 1979：神秘的中葡建交 从1966年氹仔居民办学事件中，葡萄牙政府似乎终于搞明白了，澳门并不是他们的领土。葡外长诺格拉在一次内阁会议中指出：“我们从未真正拥有澳门的主权，我们的生存，全赖中国的善意，并一直与其分享权威。”葡总理萨查拉也认为，“我们早已不是主权的拥有者，而是在他人的监督之下，经营这块共管地。” 1974年4月，葡萄牙发生军事政变，推翻了独裁体制。新政府决定放弃海外殖民主义制度，在澳门问题上向中国立场靠拢。新外长苏亚雷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葡萄牙希望同中国探讨澳门的未来，并且希望同北京建立关系；澳门并不是一块殖民地，而是葡萄牙行使主权的一个商业中心。 与中国建交最主要的条件之一是与台湾当局断交。1975年1月，葡外交部照会台湾当局，宣布断交，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个转变顺应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早在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就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了蒋介石集团的代表。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会见毛泽东主席，中美关系向正常化方向迈出重要一步。6月，联合国非殖特委会根据中国的提议，从非殖民化地区名单中删除香港澳门，以支持中国对它们的主权要求。 随着葡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中葡两国关系越来越密切，双方的往来交流也不断加深和拓展。1978年1月9日，两国建交及澳门问题的正式谈判在巴黎展开。双方代表分别是中国驻法大使韩克华和葡萄牙驻法大使马尔丁斯。谈判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建交谈判，另一部分是秘密的澳门问题谈判。整个谈判进行得十分顺利，但一直到中美建交之后才落下帷幕。这也体现了葡萄牙要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外交传统政策。 1979年2月8日，韩克华和马尔丁斯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巴黎签署《联合公报》，从即日起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双方同时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谈话纪要》。这份文件当时没有公布，为中葡建交谈判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国际社会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这份文件。正与中国交涉香港问题的英国当局颇感奇怪，又抱有期待：为什么中葡建交不提澳门前途？也许中国允许葡人继续控制澳门？ 这份文件以双方各自声明的形式确认澳门是中国领土，将归还中国。至于何时归还，以及以何种形式归还，将来由两国政府在适当时候通过谈判方式解决。 1986：回收澳门的谈判 中国政府把回收澳门的中葡谈判安排在1986年。双方几经商议，决定从6月30日正式开始，地点选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中方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周南，葡方代表团团长为葡驻联合国大使梅迪纳。谈判共进行了四轮，历时九个月。 此前，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一波三折，最终于1984年12月签署了《联合声明》。中英谈判的障碍在香港主权的归属。在中葡之间，这样的原则问题已由两国在建交时解决，双方都认为澳门是中国领土。加上中方决定对澳门也实行“一国两制”的方针，中葡谈判不仅应当比中英谈判来得容易，而且可以结合澳门的具体情况仿照中英谈判的议程和已达成的协议。 但是葡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却与中方有些不同。在他们看来，借鉴香港的经验意味着攀比英国，也就是说，葡萄牙得到的待遇和好处，只能比英国多，不能比英国少。哪怕仅仅是面子，它也要争。葡方曾提议谈判地点应在北京和里斯本两地轮流进行，目的是尽可能地拉长谈判时间。英国人谈了两年多，葡萄牙人至少也要谈一年，以便让外界看来他们不是简单地接受中国的立场，否则太没面子。这种攀比人为地拉长了谈判时间。 第一轮谈判确定议程，共两天。葡方接受了中方建议的三大议题，即澳门回归的时间，过渡时期的安排，中国对澳门的政策。 第二轮谈判，9月1－2日，进入实质问题。中方提交了解决澳门问题的全部协议文件草案，包括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及其附件《中国政府对澳门问题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和《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还有关于国籍问题的中方备忘录。葡方没有拿出任何文件的草案，只说要对中方的草案进行认真研究。 葡方看了中方备忘录后对国籍问题提出异议。中国实行单一国籍制。中国血统的人侨居国外，可以选择居住国的国籍，那将自动失去中国国籍；如果居住国内，他们不能选择外国国籍。相反，居于中国的外国血统居民，包括澳门“土生”葡人，如果不选择中国国籍，中国政府可以承认他们的外国国籍，把他们当作侨民。但是他们的参政权要受到一些限制。葡国承认双重国籍，把国籍归属等同于所持护照。澳门居民无论什么血统只要持有葡萄牙政府护照，包括澳葡当局护照，就会被视为葡萄牙公民。至于他们是否也算中国公民，葡国政府不管。持葡国护照的澳门人大约占澳门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华人又占绝大多数。如果把他们都划为葡萄牙公民，未来澳门特区将难以管理。 这种分歧是由两国不同法律造成的，似乎不好解决。但是在第三轮谈判时（10月21－22日）还是解决了。中方采取了灵活的作法，澳门回归后，持葡国护照的华人仍然可以在国外使用原有护照，但是他们都属中国公民。葡方也有回应，规定澳门回归后任何人不得由于同澳门的关系而取得葡萄牙公民的资格。原来关于国籍问题的备忘录后来改变了提法，变成了关于部分澳门居民旅行证件问题互致备忘录。至于“土生”葡人，后来的《联合声明》加了一句：“在澳门的葡萄牙后裔居民的利益将依法得到保护。” 这次谈判还议定依照香港回归模式成立“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以及在过渡时期解决澳门公务员和法律本地化以及中文的官方地位三大问题等。 三轮谈判按期完成。11月17－22日，周南副外长应邀访问葡萄牙。但其间又出现了问题。周南刚下飞机的当天，葡萄牙总统苏亚雷斯就向他提出，本世纪内交还澳门不合适，时间太早，应该考虑在下一个世纪来解决澳门问题。 回收澳门的时间本是中国主权内决定的事情。邓小平早在1984年10月就提出了澳门回归的时间问题。他着眼于对香港是否有利，并曾考虑澳门比香港回归早些、晚些、或同时几种方案。后来香港问题比较顺利，为了争取葡方的合作，中国政府决定把早或晚的问题拿到谈判中解决，但前提是在本世纪内中国必须回收澳门。 谈判时，中方从策略出发提议，1997年回收香港的同时也回收澳门。葡方的立场是，在澳门多呆一天是一天，尽可能地向后拖。他们认为，中国给英国1 2年的过渡期，给葡萄牙的过渡期也不应少于这个数，这关乎国家的尊严。还提出一个非常可笑的说法，说我们不争主权，中国则应该让澳葡历史凑个整儿。2003年交还澳门，澳葡历史就是450周年；2017年交还，就是465周年。最好凑足500周年，把澳门回归推迟到2053年。后经中国代表团的坚持，在第三轮谈判中，葡方团长梅迪纳和葡萄牙驻华大使瓦莱里奥口头表示，不再反对葡萄牙本世纪内把澳门交还中国。 可葡总统又提出21世纪再交还澳门，不仅带有反悔的性质，而且是对中方的好意得寸进尺。这当然不是他的个人意见，而是反映了葡萄牙人的一种情绪。当时，葡萄牙政界和媒体都大肆鼓吹难以接受中国在2000年之前回收澳门。原来葡方邀请周南副外长访问，是为了把在北京解决不了的问题拿到里斯本来，利用东道主的地位压中方妥协。 周南严词拒绝了葡方的无理要求。葡萄牙人所谓的面子不过是想继续其殖民者的风光，而中国坚持本世纪回收澳门则在于维护中国主权的尊严。离葡前，周南在机场指出：“在本世纪末，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10亿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中国政府的决心”。 可笑的是，葡萄牙政府准备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澳门问题时，竟发现1979年中葡建交时达成的秘密文件《谈话纪要》丢失了。先是总理站出来表示，他根本不知道这份文件；接着总统府发言人又说，中葡建交时从来没有过什么秘密协议。但是前任总统和外交部长却肯定这份文件的存在，说该文件不在总理办公室的档案处，就在外交部的保险柜里。 这份文件终于被找到了。1987年1月6日，葡总理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公布了文件，与会者才没有什么话说。会议决定接受中国政府的决定，就在本世纪内解决澳门归还中国的问题，时间定在最后一天，1999年12月31日交还澳门。当葡方代表把结果告知中方时，周南表示，12月25日，你们不是要过圣诞节吗？接着是放新年长假。长假期间搞回归庆典，合适吗？他建议是不是稍微提前一点？几天后，葡萄牙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把澳门回归时间最终定在12月20日。 3月18－23日，中葡举行第四轮谈判，对协议文本进行最后审定。4月13日，中葡两国总理在北京正式签署《联合声明》，包括附件《中国政府对澳门的基本政策的具体说明》和《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1988年1月15日，中葡双方交换批准文件，《联合声明》生效，澳门过渡期由此时正式开始。 1999：葡萄牙在澳的最后一幕 同英国当局留恋香港一样，葡萄牙也非常留恋澳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政治资本不大，过渡期头几年，澳葡当局专注于捞取经济和文化上的好处。他们广招葡人公务员来澳“掘金”，在大学和中小学迫不及待地推广他们以往垄断的葡语教育，利用《联合声明》生效之前的几个月突击批地，独吞其所得等，对所承诺的三大问题采取拖延和抵制的态度。这种情况直到末届澳督韦奇立于1991年4月就任后才有所收敛。 1993年3月31日中国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并正式颁布了《澳门基本法》。1998年5月5日，澳门特区筹委会正式成立，天安门广场启动了澳门回归倒计时电子牌。 1999年5月20日，国务院任命何厚铧为澳门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 随着澳门回归日的临近，葡萄牙人开始打点行李，准备回国了。12月14日，澳督韦奇立参加了最后一次立法会。16日，他又主持了最后一次政务会议。18日中午，葡葡牙总统在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主持“时间囊”封盖仪式，把澳门回归文件埋在地下，待50年后再打开；下午，葡萄牙驻澳门总领馆举行开馆仪式。19日上午，澳葡《政府公报》出版了它的最后期；中午，韦奇立告别竹仔室官邸，主持降下总督府前的葡萄牙国旗；23点42分，澳门交接仪式在文化中心花园馆开始。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及葡萄牙桑帕约总统、古特雷斯总理、韦奇立总督等出席了仪式。葡萄牙国旗和澳葡市政厅旗缓缓降下。24点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澳门特区区旗在激昂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葡萄牙殖民者走了。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为这一页，中国人民等待了整整44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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