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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是安徽巢湖人，被誉为“中共谍战王”。他在情报战线上功勋卓著，却鲜为人知。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李克农诞辰110周年。笔者特意选取李克农在1949年这一新中国开国之年所经历的非凡片断和演绎的传奇故事，以飨读者。 领导指挥情报战 有力促使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初，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顺利进行，平津战役即将开始。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了解中央的意图，致电几个地区，要求注意搜集国民党方面的有关军事战略情报。早在1948年6月，华北局社会部就来电报告：“内线情报人员获悉，傅作义称，对华北局势，将来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察绥与青宁会合。”为进一步查明情况，李克农专门约见负责与傅作义身边的内线情报人员阎又文（中共秘密党员，傅作义私人秘书）密切联系的王玉，指派他去北平，通过阎又文尽快摸清傅作义的政治动向、军事力量与作战计划以及同蒋介石的关系等重要情况，并及时报告给毛泽东、周恩来，为平津战役提供决策参考。 北平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古城。开战在即，为让这座古城免遭战火毁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研究决定：采取军事围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继续与傅作义谈判，力争以和平方式解决北平问题；同时做好战斗准备，以充分备战来逼和。于是，李克农领导的情报部门，便积极围绕这两方面展开了紧张的工作。 1949年1月，中央情报部获悉傅作义守卫北平的方针，又获得《北平城防方案》、《北平城垣作战计划》及详细地图等重要情报，他们分析认为，傅作义尽管加紧军事部署，实际上动摇于和战之间。于是，中共中央决定，一面加强军事围困、打消傅作义的幻想，一面大力争取傅作义接受和平解决的方案。中央情报部把北平守军的军事情报，及时提供给平津前线司令部，使我军加紧了对北平的包围，傅作义的十余万守军，根本无法出逃。同时，李克农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指挥几个地区的情报组织，多头并进，密切合作，劝说傅作义接受和平解决方案。 此时，中共中央认为傅作义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很大，遂组建了接管北平的领导班子。彭真任中共北平市委第一书记，叶剑英任市长兼军管会主任，谭政文兼任北平市公安局长。李克农提出再派王玉去北平一次，以更清楚地摸准傅作义的动向。 王玉到达北平西郊海淀时，发现只有西直门每日开放半天，让各大报社记者进出，其他城门一律紧闭，沿路岗哨林立，盘查很严。王玉进城受盘查时，自称是《平民日报》记者。两个士兵对他搜查全身后，仍旧纠缠不休。王玉干脆摆起架子，厉声地说：“老实告诉你们，我是‘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的谍报人员。”他随手拿起岗哨电话，直接给阎又文通话，很快，阎又文就派汽车把他接走，并安排住在北京饭店。阎又文向王玉介绍说：“这些天来，傅作义的日子很不好过。惶惶不可终日，思想处于极度矛盾之中。”接下来，阎又文几乎每天提供一份书面报告，叙述傅作义的思想动向与具体表现。傅想只身逃跑，但又担心蒋介石不肯轻饶他。他想放下武器投降，又顾及面子。他想突围西进，但北平被围得水泄不通，已是死路一条。他想继续抵抗，但怕最后自己粉身碎骨，古城严重毁坏，必遭国人唾骂，遗臭万年。阎又文根据党的指示，每天与他形影不离，并针对其思想顾虑，不断提出劝告。当傅作义听到中共权威人士声明，把他列为第四十三名战争罪犯时，立刻感觉紧张。阎又文便趁热打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向傅指出：只要放下武器，不仅不会受害，还可以立功受奖。这些举动，对傅作义减轻思想疑虑，起了重要作用。 经多方努力，傅作义派了一个和平代表团到西郊颐和园青龙桥与解放军会谈。团长是副总司令邓宝珊，团员有何思源、阎又文等人。叶剑英接见代表团时，指明傅作义应该认清形势，放下武器，才有出路。接着，共产党方面也派代表团进北平谈判。团长是中共北平秘密组织负责人、新任北平市副市长徐冰，王玉也参加了代表团的工作。傅作义、徐冰会谈时，阎又文、王玉两人皆以不同身份，在场旁听。几个回合的谈判后，傅作义终于下定决心。1949年1月21日，双方终于达成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市人民的热烈欢呼中，从前门大街开进北平。北平和平解放，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新的阶段，李克农为此立下了历史功绩。 果断铲除潜伏特务 确保党中央进入安全 北平和平解放后，城内仅国民党特务组织就有114个，职业特务多达8500多人，同时还潜伏着国民党遗留下的5万多名散兵游勇。学校、医院和天主教堂等场所，也隐藏着美国、日本等国大批训练有素的间谍……按计划，5月党中央就要正式进入北平。在当时情况复杂、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若不采取断然措施彻底铲除这些特务和间谍组织，就不能保证党中央、毛主席进入北平时的安全。 面对复杂混乱的北平城，李克农立即安排有关同志对全市社会治安状况进行摸底调查，连续写出《北平西郊概况调查》、《香山概况》、《颐和园工作报告》等材料，对社会情况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数。李克农认为，眼下敌特的情况虽然复杂，但面对浩浩荡荡的人民解放军，已如惊弓之鸟。他决定争取敌人主动自首，以此为突破口，查找线索，将暗藏的敌人一网打尽。于是，李克农下令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立即开展对国民党各系统特务分子的秘密自首登记工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一传十，十传百，前来自首登记的特务达到了2000多人。随后，北平公安机关根据自首人员提供的情况，对一些顽固分子进行了大搜捕，很快使北平混乱状况有了明显好转。 1949年3月23日，由于李克农的决策和北平公安局的出色工作，党中央、毛泽东决定提前进入北平。这天，载有中央五大书记的车队离开西柏坡，沿着山间公路向东北方向疾驶。当夜，毛泽东等人在唐县住了一宿。24日赶到河北省会保定，在听取河北省委的工作汇报后，傍晚进入涿县。稍事休息后，毛泽东便改乘叶剑英安排的专列，在刘亚楼的陪同下，于25日清晨，顺利抵达北平清华园车站。按照原计划，毛泽东的专列应停在前门车站。由于李克农布置的便衣在前门一带发现异常情况和可疑人员活动，为确保安全，李克农建议中央临时改变了停车地点。毛泽东等在清华园下车后，守候在车站的李克农向周恩来作了简短的情况汇报。随后，毛泽东改坐小车前往颐和园小憩。下午2点，毛泽东检阅了当地驻军。晚饭后，他又与李济深等十几位著名民主人士商谈召开政协会议事宜，直到深夜12点。 这一天，毛泽东的日程安排格外紧凑，而担任安全保卫工作的李克农等人，精神更是处于高度紧张中。当时，尽管肃特工作成效显著，但因北平历史背景较复杂，仍有不少敌特人员潜伏在城内。为确保万无一失，李克农向中央建议迁北平后暂时不进城，住在香山。在征得中央同意后，李克农随即叫来北平市公安局秘书长刘进中，让他负责毛泽东的随卫工作，接着就赶往香山，亲自检查毛泽东的住所。 为迎接毛泽东的到来，凌晨2点,李克农在香山双清别墅指挥警卫战士进行了最后一次彻底清查。获悉毛泽东已出发前来的消息后，李克农立刻派便衣队队长高富友速到毛泽东下车处进行保卫工作，自己准备清查完后再去迎接。就在这时，李克农接到警卫战士的惊人报告：在预备给毛泽东居住的房间一角，发现一枚炸弹！按说，双清别墅有哨兵日夜看守，事先又多次进行排查，可以说滴水不漏。可现在居然出现了问题。面对炸弹，在场所有的人不禁惊呆了。李克农见势吼了声“愣着干吗”，大家才转过神来，又忙着对中央首长的所有住处进行全面、彻底检查。45分钟后，在确信“有惊无险”、没有其他隐患的情况下，毛泽东等领导才进入各自房间居住。 那时，毛泽东对香山“情有独钟”，拒绝住进中南海，进城后他白天在中南海办公，夜里仍回双清别墅或玉泉山休息。对于那枚炸弹的来历，直到后来，李克农才从被抓获的一个特务口中，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原来，香山上有个老尼姑是国民党特务，炸弹就是她搞的鬼。 亲自组织策动国民党“两航”人员起义 1949年下半年，为了断绝国民党的空中军事运输，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决定策动国民党“两航”起义。周恩来指示中央情报部，组织香港与各地情报系统完成这项任务。所谓“两航”，指原属国民党政府的“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与“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两家公司共有100多架飞机。随着解放战争在大陆的进展，国民党政府为保安全，陆续把“两航”飞机从上海、广州迁至香港。 李克农接受任务后，组织有关部门密切合作，全力策动。上海情报部门与原在上海的“两航”早有联系，工作基础较好。6月，潘汉年派驻香港的负责人张唯一派遣情报干部朱汉明打进“中航”，与“中航”内部的3位中共秘密党员取得联系，组成策动起义的工作小组。 “中航”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和“央航”公司总经理陈卓林都是爱国人士，热心航空事业，他们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对共产党也不了解，起初顾虑较多，对美国抱有幻想。刘敬宜还想利用香港为基地，与“泛美航空公司”合作，发展航空业务。由于上层不好突破，中共秘密党员陈耀寰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说服“央航”飞行员李福迂，于1949年8月，驾驶一架C-47型飞机单独起义，从广州飞到了解放区。此事在“两航”内部引起轰动，面临大陆即将解放的形势，大多数“两航”员工不愿继续跟着国民党走向失败。针对这一情况，李克农派出中央情报部在上海的干部吕明去香港，负责组织这项工作，还请“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与吕明同行配合活动。查夷平与中共关系密切，思想进步。李克农向吕明传达了周恩来的重要指示，停止个别策反，以免打草惊蛇，努力做到两个公司一锅端，动员全部“两航”人员起义。 此时，国民党政府命令“中航”搬去台湾。港英当局以扩充基地为名，征用了“中航”在香港启德机场的仓库与发动机工厂，弄得刘敬宜困难重重。吕明与办事处长何凤元便帮刘敬宜出主意，让会计课长编制一份预算，向国民党政府申请几百万美元迁台经费，对方一时拿不出钱，就可拖延时间。吕明又几次和刘敬宜谈心，讲明中国共产党重视航空事业，但人才缺乏，新中国航空事业有着无限美好的前景，诚挚邀请他参加发展祖国民航事业。刘敬宜深受感动，认识到起义是唯一出路。与此同时，陈耀寰等人又分别在驾驶员、课长、股长，以及工会积极分子中进行争取工作，赢得了绝大多数基层人员的赞同，愿意起义。“央航”方面，总经理陈卓林虽对蒋介石不满意，但害怕国民党特务暗害，且已把个人资产从广州转移到香港，思想包袱较重。经查夷平反复劝说，在“中航”已经决定起义的大形势下，他也同意参加起义。 1949年10月下旬，“两航”起义准备就绪，并成立了起义行动联合指挥部。吕明担任总指挥，利用中共驻香港情报系统的秘密电台，和中央情报部保持联络。指挥部之下，“两航”分别成立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再设若干小组，从事联络、宣传、总务、纠察、航务等事项，监视特务，防止破坏，保护设备安全，应对突发事件。李克农接到电报后，随即报告周恩来，又通过电台向起义指挥部发出了指示。1949年11月9日清晨，“两航”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在启德机场先后登机，托运行李上挂着“飞往台北”标签，两位老总和乘客都打招呼说：“台北见。”这些伪装瞒过了机场工作人员，也瞒过了国民党特务。6点半前后，12架飞机（“中航”10架、“央航”2架），载着100多名进步员工飞离香港，沿途高空飞行，接近石家庄市开始下降高度，修正方向，直飞北京、天津，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两航”起义成功，社会影响很大，引起连锁反应。国民党中国银行驻港办事处、招商局、交通部港九储运处等驻港机构纷纷起义。据史料记载，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到1950年海南岛解放，共产党策动国民党方面起义、改编、投诚事件近500起，这个业绩，在中外军事史上是罕见的。原因来自各个方面，但李克农领导的共产党情报部门在幕后的成功策动，也是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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