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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是他的贴身“影子”，后来多次回忆说，在中南海颐年堂，中央书记处曾谈过粟裕的军衔。元帅、大将人选按规定只能由中央书记处决定，当时的书记处相当于1956年9月八大后的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分别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 周恩来、陈云。 1955年的军衔制，特别是将军以上级别的授衔，的确有些令毛泽东为难。 张爱萍之子张胜说，当过一把手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最复杂的莫过于人事问题了。“许多重要的人事安排，并不是简单地看功劳和能力的，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人际关系以及各个方面平衡的需要。这也许会是个令人尴尬的话题。” 张胜似乎说出了1955年毛泽东的心里话。 由于不仅仅是出于军队正规化的需要，还是对开国将领们有史以来一次总授衔，多少带点“梁山好汉英雄排座次”的味道。而且，从西汉宣帝“麒麟阁十一功臣”、东汉光武“云台二十八将”，到唐太宗开国“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国似乎早就有“排座次”的传统。 因此，最高统帅部极为慎重，酝酿、筹备几乎达五年之久。“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一介书生杜甫当年尚有如此霸气的一问，授衔的将领们也大多把军衔看成是对自己过去战功、对革命贡献大小的一种肯定，而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专业技术职称。 授衔的方案几易其稿，结果终于出来后，一位老红军听说自己只授少将军衔，大失所望，说了一句贻笑大方的名言：“我要把那个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还有人因此闹情绪，两三天不吃饭，甚至哭起了鼻子。 共产党人虽然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但到底是人不是神，也食人间烟火，也吃喝拉撒，有七情六欲，存在这些“不和谐”音符当然一点也不奇怪。 历史上，老祖宗们这一现象也屡见不鲜。 刘邦当年就要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一次和张良看见将领们都在窃窃私语。 刘邦很不解，问张良他们在干什么。 张良一语惊人，说他们在商量造反。 刘邦惊得差点跌下龙椅，忙问他们为什么要造反。 张良说您最近封了许多王侯，而没有奖励他们，他们心中不服。刘邦这才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急出了一身冷汗，最后在张良的锦囊妙计之下才得以摆平。 毛泽东面临的问题还不至于严重到这种地步，毕竟都是共产党人，“风格不高”的仅仅是极少数。 他也很清楚，出于各种考虑与需要，授衔的确未必能做到绝对一碗水端平。1956年9月，他曾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元帅、大将人选按规定只能由中央书记处决定，当时的书记处相当于1956年9月八大后的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分别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 周恩来、陈云。 皮定均本来准备授衔少将，按规定与其他书记处成员一样，只负责元帅与大将提名的毛泽东，忽然间“意兴遄飞”，“越级指挥”，来了一句“皮有功，少晋中”，皮将军因此得以官升一级。 这虽然被传为佳话，但皮将军的老上级刘少卿因此易位，反而只授衔少将。 这种不按规定出牌，未按条文行事的特例，自然难免个别人会有想法。 还有东北野战军八纵的司令员段苏权，红军时期就是师级干部，只授少将衔，而他的政委邱会作并无此等经历，却是中将。 元帅授衔公开的标准只有两条，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规定：“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通俗一点说，就是资历或者战功两个标准。 这里的“或”字(并非“和”字)十分关键，就是说，“资历”或“战功”两个条件中任意一条即可。 按这一标准，粟裕一生征战以及指挥华东野战军(即战役军团)创造的辉煌战绩，就完全符合“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一条。 针对个别抱怨的将领，毛泽东亲自出面，严肃地批评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最高统帅发话，金口玉言，一言九鼎，当然就没人敢公开发牢骚了，不过腹诽的不免也有。玉皇大帝尚且有人心里嘀咕，鲁迅就说过：“我对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诽的非常多。” 好在罗荣桓这个总政治部主任提出辞帅，及时做出了表率。总参谋长粟裕也主动请求降衔，不做元帅，又树立了一个高风亮节的标杆。 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是他的贴身“影子”，后来多次回忆说，在中南海颐年堂，中央书记处曾谈过粟裕的军衔。 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 周恩来说粟裕已请求辞帅。毛泽东当然也知道，又感慨地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 李银桥的回忆，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见证。 粟裕的秘书鞠开曾带着疑问，两次登门小心求证，第二次还有专门人士进行了录像。 李银桥每次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并解释说：“这是没有错的，我是毛主席的贴身卫士长，和他是形影不离，他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他不开会时我可以随便进去，他开会的时候我也可以随时进去。” 虽然鞠开也是高级别的首长粟裕的秘书，知道一些警卫的常识，李银桥还是担心他不能理解，说：“这也是毛主席对我提出的要求，要我做到随叫随到，不能等毛主席叫我时找不到。” 当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要见毛泽东，还得要事先请示、报告，经同意后才能去。而李银桥因毛泽东有这一规定，却不需要这样。 因此，他有着得天独厚接近“皇上”的便利，知道一些不便见诸文字的绝密内幕，也就顺理成章了。正如他所说：“毛、刘、周、朱在一块开会，讨论一些问题，很自然地会了解到不少问题。” 粟裕与罗荣桓这一对邻居，辞帅的结果虽然因各种考虑与需要而不同，但出发点却是相似的，都表现出了一种谦逊的品格。 如果说罗荣桓授衔与辞帅也是一条明线的话，那么粟裕的授衔与辞帅则是一条暗线。明线世人耳熟能详，暗线却鲜为人知，有时候还因为先入为主的印刻效应，表示狐疑。 但鲜为人知并不表示不曾发生过。 1955年l月，中央军委座谈会对元帅、大将、上将人选进行研究。这条讨论的明线中，元帅人选里已经没有了粟裕。 元帅、大将人选按规定只能由中央书记处决定，当时的书记处相当于1956年9月八大后的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分别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 周恩来、陈云。 也就是说，粟裕的军衔问题只能由他们五人考虑。中央军委讨论的元帅、大将人选，其实已经是书记处讨论确定后的人选。 正因为此，鞠开晚年回忆说，军委座谈会的确没有讨论粟裕授不授元帅的问题，“但不能以此就否定李银桥讲的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要给粟裕授元帅的事”。 他顺便谈到了李银桥的为人，说：“李银桥也没有当过粟裕的警卫员、副官、卫士长或者是秘书，他和粟裕又没有直接接触过，又没有特殊的感情，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粟裕说话呢？” 鞠开老人的话显然是有道理的，也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其实，李银桥并不是唯一透露粟裕辞帅的人，粟裕几个知情的老战友、老部下也曾在不同的场合，印证了他的回忆。 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建国后的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回忆说：“到了1955 年评军衔问题时，粟裕很有可能当元帅，但是他有自己的考虑，几次诚恳要求不当元帅。” 陈士榘是个“牛”人，眼里除了毛泽东这个领着自己上井冈山的领袖以及老首长林彪、粟裕等人，其他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入他的法眼，叫他心服口服。当年在淮海的双堆集战场，就不大听中原野战军司令部的招呼。 他的耿直、率性注定后半生并不如意，但闲暇的日子，也能静下心来回首往事，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粟裕辞帅一事便是一例。 另一个老部下管美英，也回忆了一段往事。 李世民说，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粟裕也如此。 他早就视名利为身外之物，对授衔大将平静处之，曾说：“评我大将，就是够高的了，要什么元帅呢？我只嫌高，不嫌低。”但许多身边人员和老部下尚未达到他这种“超凡入圣”的淡泊境界，都表示不理解。 当秘书兴高采烈地转告他，民主人士黄炎培称他应该当元帅。不想粟裕很不高兴，严肃地批评说，谈这个话题是低级趣味。 但依然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管美英就是其中的一个。不仅当时，到了授衔九年后的1966年，他还依旧“耿耿于怀”。 这年5月，他到北京中央抗旱工作队，看望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首长谭震林，并顺便汇报工作。 因为谭震林与粟裕也是多年的老战友，管美英便在闲聊间向他打听粟裕为何只授衔大将，一面也流露出自己多年的“不平”之感。 谭震林是华野的副政委，当然知道粟裕的实际统帅地位，也理解华野将士们的这种情绪，解释说：“因为没向你们传达，你们不了解情况，所以有意见。” 随后，他详细地说了粟裕主动辞帅，毛泽东因此最后授予他大将衔的缘故。 这一真相，令管美英受到极大的震动，多年后还感慨万千。在粟裕百年诞辰之际，他说，老首长“是我做人的楷模”。 辞让名利，却从未辞让过责任的粟裕，自然不只是一个老部下的楷模，也是融入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一面明镜，历时愈久，光彩也将更加夺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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