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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9年到1930年，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经过大革命失败后两年多的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逐步从极其严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革命事业开始走向复兴。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本应正确认识形势，抓住有利时机，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然而，这时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看到形势发生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又受到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头脑开始发热。他们无视国内国际革命力量仍然相对弱小的基本状况，片面夸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逐渐形成“左”倾错误。 早在中共六大前后，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就已经提出一个准备以夺取城市为中心的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武装总暴动方案。这一方案实际上是以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为依据的。1929年2月、6月、8月和10月，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多次发来含有“左”倾错误主张的指示信和决议案。特别是10月26日的指示信，提出城市工人要准备总政治罢工，红军斗争应统一起来。指示信认为盲动主义错误已经大致纠正过来，重申要首先反对中国党内的主要危险即“右倾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共产国际的这些错误主张，对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都有影响，特别是为李立三“左”倾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其错误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七十号通告，对革命形势作了过高的估计，认为党不是要继续执行在革命低潮时期积蓄力量的策略，而是要执行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策略，各地要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并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4月、5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此又作出具体的计划和部署。在这个过程中，李立三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等多篇文章，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左”倾观点。 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爆发后，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形势已在全国成熟。于是，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至此，李立三“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李立三等在上述错误思想主导下，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7月间，重点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暴动准备工作。同时规定：红三军团切断武（汉）长（沙）铁路，进逼武汉；红一军团进取南昌、九江，以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胜利；红二军团、红一军相互配合进逼武汉；红七军进攻柳州、桂林和广州。 各地红军根据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立即采取军事行动。7月下旬，红三军团在平江反攻作战胜利的态势下，于27日乘虚攻占长沙。李立三等得知这一消息后，更加认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以至夺取全国胜利的目标很快可以实现。“左”倾错误由此又有了发展。8月初至中旬，李立三等在整个党的组织需要“军事化”的口号下，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把共产党、共青团和工会等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停止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进一步提出准备发动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在武汉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全国暴动的详细计划；提出“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西伯利亚的数十万中国工人应迅速武装，“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提出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也应大批出兵进攻中国北方的反动派。李立三等人号召全党“要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前进”。至此，李立三“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点。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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