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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尔塔协定》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在国共谈判处于僵持的紧要关头，美、苏、英在苏联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雅尔塔会议。 1945年2月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来到苏联克里米亚海滨的雅尔塔，讨论早日战胜法西斯的战略方针，研究解决战后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措施。2月 l1日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在德国投降后的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 苏联在答应对日出兵作战的同时，提出了有损中国领土主权的三项条件： (l)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2)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先权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作为军港； (3)对作为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个中苏合办的公司共同经营；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留，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罗斯福在不通知中国当局的情况下，拿中国的领土主权做交易，与苏联秘密签定《雅尔塔协定》，充分暴露了美国的真实面目。 蒋介石没被邀请参加雅尔塔会议，怀疑美、英、苏三国背着他搞瓜分中国的秘密协定，担心“凡尔赛和会”悲剧的重演。为搞清雅尔塔会议内容，蒋介石请赫尔利、魏德迈尽快回国“述职”，搞清雅尔塔会议的精神和罗斯福总统新的对华政策。 不久，赫尔利于1945年3月8日和24日两次晋见罗斯福总统。罗斯福对他表示支持，决定非经蒋介石的同意，美国不援助中国共产党。指示赫尔利取道伦敦、莫斯科回中国，争取英、苏对美国支持蒋介石政策的合作。 罗斯福鉴于抗日战争尚未结束，因此仍想留有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余地，保持美国对华外交的灵活性，因而又特别指示赫尔利指示说：对于共产党人不要说任何不利的话，不要破坏你为在中国实行可能的军事力量联合的基础。 当时，毛泽东对美国政策举棋不走、出尔反尔感到迷 惑不解，但仍希望能与罗斯福总统面对面讨论一切问题。 1945年4月1日，毛泽东对谢伟思说：“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的民主的友好支持和在抗日方面的合作。但是，不管美国采取什么行动，不管中共能否从美国那里得到一支枪、一粒子弹，中共都将愿意以所能做到的方式实行合作。凡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诸如情报、气象报告或营救空军人员，我们都看作是自己的义务和职责，因为它有助于盟军的作战，能加速日本的战败。要是美军在中共管辖区内登陆，或开进产共管辖区，他们都会看到，那里的军队和人民已彻底组织起来，并渴望同敌人作战。” 毛泽东又说：“当然，美国是否同中国共产党合作，这个问题只能由美国决定。但是，中共认为，这种合作对美国是有利无害的，它能促使战争尽快打赢，能帮助中国的统一和民主的事业，能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实行工业化实现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能博得绝大多数中国工人、农民和自由派人士的友谊。” 但是，和一切善良的人们的愿望相反，赫尔利在扶蒋反共的道路上 却一意孤行。赫尔利在离开华盛顿前夕，于4月2日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抹杀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公开宣称：“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承认中国国民政府，不承认中共武装军阀或武装政党。蒋介石没有法西斯思想，他领导着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只要还有强大得足以反抗国民政府的武装政党和军阀存在，中国就没有政治统一的可能。” 他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 赫尔利的反共讲话是美国在抗日战争后期对华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赫尔利的讲话完全暴露了美国勾结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当时国共谈判、破坏中国民主运动的真面目。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逝世，新上台的杜鲁门在扶蒋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毛泽东4月24日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警告美国当局说：“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 毛泽东还在七大闭幕词中指出：“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蒋介石得不到《雅尔塔秘密协定》，便命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率团赴美，执行两大任务：参加组建联合国的活动，设法搞到雅尔塔会议的核心材料。成立联合国一事最早由1943年底召开的英美苏德黑兰会议提出。1944年8月，中苏美英四国在华盛顿近郊举行“顿巴敦橡胶园会议”，共同制定了《世界和平机构建议案》，建议组织联合国。1945年3月的雅尔塔会议，提出了安理会的表决程序，决定4月下旬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制订联合国宪章。 4月25日，50个国家的代表齐集旧金山，开始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国大会。宋子文率顾维钧、王宠惠、张君励、李磺、胡适、魏道明、董必武、吴贻芳等10人出席大会，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 《雅尔塔密约》签订不久，罗斯福终因病势过重逝世于海德公园寓所。 副总统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他认为必须赶快把《雅尔塔密约》的内容通知蒋介石。就派霍浦金斯为总统特使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谈。 斯大林也认为此事不宜再施。他说：“外蒙古并不存在苏维埃制度。苏联也没有分裂中国的野心。苏联认为，蒋委员长为具有担任中国统一之资格的唯一领袖，我们欢迎中国文官参加将来接收东北的工作，也请中国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能在7月1日前到达莫斯科，签订实行《雅尔塔密约》的协定。” 杜鲁门接到霍浦金斯的报告，便于1945年6月9日把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宋子文请进白宫，把《雅尔塔密约》交给宋子文，转达了斯大林与霍浦金斯的谈话要点，让他在6月15日把《雅尔塔密约》转交蒋介石。宋子文对此愤怒地指出： “雅尔塔会议固无中国代表参加，对中国自无约束力。罗斯福先生越俎代庖，慷他人之慨，干出这种献媚苏联，损害盟国的不名誉行为，中国人深表遗憾。因此，对这种非法密约，中国不能承认!” 宋子文严厉地指责道：“从《雅尔塔协定》看，苏俄显然想要恢复帝俄时代即1904年日俄战争中所丧失的权利，但根据1924年的中俄协定，苏俄已放弃一切特权，其中包括治外法权。对此，《雅尔塔协定》应该明确指出。” 宋子文搞到雅尔塔会议的秘密材料后，立即返回重庆向蒋汇报了《雅尔塔密约》的内容： 三大国领袖苏俄、美国及英国，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事结束后两月或三月内，苏俄应加入同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其条件如下； 一、外蒙古现状(蒙古人民共和国)应予保持。 二、因日本在1904年之侵攻而被攫夺之俄国原享权益，将予恢复，其中包括： (一)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岛屿应归还俄国； (二)大连商业港应列为国际港，苏俄在该海港内之特别权益，将予保障，苏俄并得恢复租借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 (三)通达大连之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应由中国及苏俄合组之机构共同经营。 三国并经谅解，苏俄之优越权益应予保障，中国继续保持在东北之完全主权。 三、千岛群岛应割予苏俄。协定中关于外蒙古及上述港口及铁路之各项协议，应征求蒋中正委员长之同意。 三强领袖获致协议，在击溃日本之后，苏俄之上列要求，应毫无异议地予以履行。苏俄方面表示，乐意与中国国民政府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俾得以武装力量援助中国，从日本之桎梏中求得解放。 蒋介石听完宋子文的汇报，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第二天，蒋介石接见了苏联新任驻华大使阿波隆·彼得罗夫。 接见中，蒋介石说：“欢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希望苏联对中国采取明智和富有远见的政策，以确立真正的中苏友好合作的基础。” 蒋介石又进一步强调说：“如果苏联帮助中国恢复了满洲，中国愿意为苏联提供满洲铁路和商业港口的使用权，联合使用满洲的海空军基地。” 蒋介石接见苏联大使后，仍担心战后收回东北、发动内战的计划受苏联阻碍，因此又回过头去找赫尔利，提出三项要求： (l)将来签订的中苏协定，英、美应为当事人，以期苏方遵守； (2)指定旅顺为中、美、英、苏四国海军基地； (3)千岛群岛及库页岛的问题，应由四国而不是由中、苏两国讨论。 赫尔利告诉蒋介石，杜鲁门总统不愿过多地卷入中苏谈判，只希望早日缔结《中苏友好条约》，使苏联尽快对日开战。 临行前，蒋介石向宋子文、蒋经国、胡世泽、沈鸿烈等访苏代表团成员特别指示三项原则：第一，《雅尔塔协定》中的‘租借’两字定不能用，因为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惯用语；第二，所有问题都可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到我们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外蒙古独立问题，一定要注明必须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写明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投票。 1945年6月30日，宋子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乘坐美国飞机，横越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在机场，受到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及其他高级将领、外交官的欢迎。 当天下午，双方开始初步会谈。斯大林热情地致欢迎辞，阐述苏联的外交政策时说：“现在的苏联领导人与沙俄时期有天壤之别。那时，沙俄的目的是勾结日本瓜分中国；而现在，苏联的目的是联合中国，遏制日本。” 第二天晚上，开始正式谈判。 谈判进行得相当吃力，双方在归还中国对东北的主权、满铁、旅顺、大连、割让库页岛给苏联、外蒙古独立以及中国共产党等问题上都有重大分歧，形成僵局。 1945年7月8日，宋子文在接到蒋介石进一步指示后与苏方举行第四次会谈，表示愿做实质性让步，即在苏联不以任何物质和道义方式援助中国共产党和新疆三区临时人民政府、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等条件下，同意战后在蒙古举行公民投票，如多数人赞成独立，中国政府就承认蒙古独立。对此，斯大林表示同意，双方终于在外蒙古问题上达成一致协议，但在大连和中东铁路、南满铁路问题上仍有重大分歧。 这时候，斯大林要去柏林参加波茨坦会议，中、苏会谈暂时中断，宋子文等亦离苏回国。 波茨坦会议后，形势急转直下：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杜鲁门认为，允许苏联进驻中国东北地区代价太大，因而改变不介人中苏会谈的态度，警告苏联不要再压中国让步。斯大林更急于取得进兵东北的法律依据，也准备做出一些让步。 结果，中苏双方互做让步，于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了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还签订了关于长春铁路和大连、旅顺口及苏军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四个协定、两个附属议定书。 该条约在斯大林主持下，由中苏外长王士杰和莫洛托夫签字。 当天夜里，蒋介石从重庆拍来电报，告诉了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指示代表切成员立即回国，料理受降事宜。 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战后和平、维护盟国团结，巩固抗日战争胜利的大局出发，大体上表示谅解和支持。 毛泽东指出：“我们完全同意中苏条约，并希望它的彻底实现，因为它有利于两国人民与世界和平，尤其是远东和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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