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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在“国际战”中输给普京 西班牙《起义报》5月12日刊登题为《美国-俄罗斯：地缘政治之争》一文。作者为萨尔瓦多·冈萨雷斯·布里塞尼奥。文章称，世界地缘政治现在有多个轴心。现在已经不只有美国，还有俄罗斯和中国。 这两个21世纪的地缘政治新角色削弱了美国的力量。美国已经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国。美国失去了1991年苏联解体后在西方的霸权。和所有帝国一样，脆弱性来自于内部。美国经济从2008年起遭遇深刻危机。大难已经临头。二战期间和两极世界的冷战期间形成的霸权已经消失了。 美国拒绝看到其他轴心的出现。但事实是今天的全球地缘政治是多极化的。美国采取抵制态度，因为美国想要继续发号施令。美国面前已经出现了俄罗斯和中国。 文章称，无论是世界舞台上，还是欧盟和西方多方努力的不同舞台上，俄罗斯的存在都没有被埋没。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是一样。无论是在乌克兰引发的灾难，还是马航飞机被击落，无论是欧洲的经济贸易封锁，还是石油危机，这些情况都未能实现削弱俄罗斯及其领导地位的目的。相反，普京向世界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不怕迎接挑战。 他的对手奥巴马不懂得该如何处理国际难题。奥巴马甚至未能兑现竞选承诺，包括从伊拉克撤军，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和移民改革。 在俄罗斯，普京的支持率高达85%，而奥巴马在国内的支持率还不到50%。虽然策划了多条战线的骚扰计划，但美国的情报和战争机构都未能削弱普京。普京会在任期结束或人民作出决定的时候才离开克里姆林宫，绝不会因为外部力量的任性之举而卸任。 另一方面，美国以保护国家利益为借口，在全世界燃起战火，威胁那些与美国政策不一致的国家。而俄罗斯和中国不设军事基地，还推动资本主义性质的投资，即有利可图的投资。美国以各种借口提高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存在。俄罗斯与希腊近期签署的协议以及金砖国家成立开发银行的决策都是最好的例子。 文章称，世界的确需要一个替代性的银行体系，而不是现在的投机银行体系。准确地说，现在的银行体系是只为大银行服务的金融体系，是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只为富人设计的。在这样的体系下，美国崩溃了。 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中国在拉美的存在是为了投资参与不同的工业和贸易进程。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债权人。 文章认为，美国的担忧是真实存在的。但从最近一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以来，拉美国家显然已经不是也不愿继续充当美国的“后院”。 很多人都在问，现在是否存在冷战。但没有冷战。目前没有形成冷战的条件。可能是美国的一种怀旧情怀，希望再创造一个冷战以发起反俄攻势。但到目前为止都未能如愿，未来也不太可能。 目前的确存在的是对美国的真实威胁：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实力和中国的经济实力。但与过去的冷战背景不存在相似性。 奥巴马显然输掉了与普京的国际战。 美国经济面临衰退风险 增长疲弱，消费者不愿意消费，美国经济在今年已经出现可能“翻船”的迹象。汇丰首席经济学家史蒂夫-金（Stephen King）表示，全球经济正在没有救生圈的海洋中航行。一旦出现危机，将无从求救。 在长达17页题为“世界经济的泰坦尼克难题”的报告中，金警告到，政府赤字过大以及债务水平过高将会使得美国经济再次进入衰退。 当经济进入衰退，以往政府可以通过下调利率或者提高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这些办法现在都不再有效。金警告在无法使用这些常规政策工具的情况下，想阻止经济下滑是非常困难的。 金表示四大因素可能会使美国经济在不久的将来触底。 一，薪资的增长可能会导致股市的下跌 薪资没有增长是美国经济疲软的一个关键指标。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家庭没有感受到所谓长达6年的经济复苏带来的好处。金警告，即使未来薪资增长仍没有大的起色，但这仍将可能引起股市的下跌。 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但是相比美国第一季度0.2%的经济增速，中国第一季度7%的经济增速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但是如果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将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影响。大宗商品价格将进一步下滑，美元将会越来越强势。作为美国和中国最主要贸易伙伴的新兴市场国家将遭受重创。美国最后将不可避免地被拖入衰退。 三，美联储过早加息 市场都在静待美联储加息的时刻。美联储最早可能会在6月加息，但是市场普遍预测美联储将会在9月或者今年更晚的时候才加息。自2008年12月以来，美联储一直维持关键利率在0%以帮助房地产市场和经济恢复。自2006以来，美联储还未有过加息的动作。金表示，一旦美联储加息的动作过快而市场还未准备好，美国经济可能会走向衰退。 四，养老金和养老保险负担过重 金表示虽然养老基金的数量在不断增长，但是仍然无法满足需求。根据穆迪最新的报告，新泽西两家最大的养老基金将在10年内耗尽全部资金。而芝加哥政府刚刚因为养老金问题被穆迪将评级下调至垃圾级。根据机构测算，截至2013年，美国养老基金市场达到180亿美元。巨大的养老金负担将会给经济带来巨大压力。 亚投行腾空出世 世界银行将死，IMF命运如何？ 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的诞生为世界银行(World Bank)写好了讣告，并且隐晦地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是否仍然有意且有能力领导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而另一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它似乎即将迈入第三纪元，并将在这个纪元中成为一家不可或缺的机构，催生“新平庸”(new mediocre)时代被认为必要的全球经济改革。 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布雷顿森林机构以及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是否在走下坡路上。英国《金融时报》曾在一篇社评中警告称，由于亚投行吸引到了美国的一些最坚定的盟友，世行被边缘化的风险已经加剧。但这掩盖了“隔壁”正在发生的、同样意义深远的变化。IMF已从全球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实力还得到了增强，而亚投行引发的争论掩盖了IMF充当“新多边主义”旗手的抱负。 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举了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说明机能失调的美国执政精英阶层未能接受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会有何后果：他认为亚投行的诞生与IMF改革僵局有关。与其新竞争对手不同，世行受制于“基础设施项目上的普遍限制”。更为根本的是，共和党主导的美国国会坚持不予通过已达成一致的IMF治理改革，这些改革将“更接近于给予中国、印度等国家与其新经济实力相称的IMF表决权份额”。但这种“世纪末”的心态有点过头了。 正如艾伦•贝蒂(Alan Beattie)3月份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所辩称的，且不说中国将美国的盟友纳入亚投行是在示强还是在示弱，世行与IMF的命运可不是捆绑在一起的。它们都不是美国衰落的有力证明。当世行艰难地重新界定自身角色和突出地位时，IMF正在向前看。聚焦国内事务的美国国会阻挠了IMF的治理改革，使得美国在IMF的否决权及其事实上的领导地位未受任何触动。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很小，但IMF并未陷入世行那样的合法性危机，尽管IMF自身的领导层表示此次改革对该组织的效力与合法性至关重要。 自2010年实现机制复苏以来，IMF在一些传统上被认为超出其能力和授权的政策问题上已崭露头角。IMF还扩大了其核心职能。这一时期，它签署了逾35项新协议，并在应对欧元区危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它远没有被边缘化。现在，IMF的监督包括深度介入各国国内金融领域，以及通过其定期的溢出效应分析发布的公告——这类分析会检视系统性国家和地区对彼此的影响和对全球稳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IMF还将自身重塑为一个辩论的支点，辩论主题包括妇女在经济中的作用、不平等带来的经济挑战、为缓解气候变化而必须实施的紧迫能源政策改革、财政可持续性、乃至如何应对瘟疫以防影响到经济。 IMF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最新公报中的一段话，揭示出IMF使命的悄悄改变有多么重要的意义。IMFC呼吁IMF拥抱“新的多边主义、以求得可持续的未来”。这突显出为了支撑全球经济，IMF的核心职能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萨默斯揭示出了这些改变的划时代意义：放弃当前这种“让‘借款’国承担调整责任”的制度，转而发展“一种让‘盈余’国也分担责任的对称制度”。与世行的许多模仿者不同的是，IMF目前并没有可行的替代者(正如我去年为beyondbrics栏目撰文时提到的那样)。IMF还提供全球公共品，比如重大技术援助和大幅加强的监督，这些都是难以复制的。IMF所设想的治理改革步子不大。该组织的决策仍将由最富国家合力操控，或许正是这一特点最能保证IMF的未来。 人们普遍认为今年将是决定下一代的经济、发展和气候目标的一年，7月份的联合国发展融资(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峰会、9月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峰会和12月份的气候变化大会(COP21)将议定这些目标。IMFC在其上月举行的半年度峰会上，敦促IMF“为直至2030年及以后的可持续发展建立一个新的全球框架”。IMF必须提高“宏观金融弹性，增加收入调动，帮助填补基础设施空白，强化能力建设，并推动包容性增长”，同时要加强其在性别、不平等、卫生乃至脆弱国家项目上的努力。联合国会议的事情就说到这里。正当IMF在“尼克松冲击”(Nixon shock)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找到新角色时，我们可能即将迎来一个新的IMF时代。但似乎没什么人注意到这一点。 联合国审查凸显美国“人权警察”之霸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日前对美国人权状况进行审查，122个国家的与会代表对美国诸多人权问题提出批评和建议，尤其是执法人员过度执法、种族、宗教和性别歧视、酷刑、关塔那摩监狱等问题。 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向来以“人权警察”自居，这样的审查结果相信令美国当局尴尬，更尴尬的是，活生生的例证就在眼前。去年以来，美国多个城市发生白人警察暴力执法打死黑人平民事件，包括一个月前因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黑人青年死亡，毗邻首都华盛顿的巴尔的摩市爆发大规模抗议并一度引发骚乱。 5月11日，《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当前六成以上的美国白人和黑人均认为社会种族关系恶劣，这是1997年以来首次出现过半白人和黑人同时认为种族关系恶劣，美国民众对种族关系的评价跌至20年来的最差。 事实胜于雄辩。长期以来，面对外界对其人权问题的批评，美国常称会“正视问题”，强调自身拥有“健全系统”解决问题，然而对比联合国审查结果和实际情况，美国系统是否真得“健全”，美国当局是否在切实解决问题令人生疑，尤其是一些老问题，比如核心人权条约至今未在美国获批，美国儿童仍被当作成年人受审和服刑。 人权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一国人权状况很难做到完美无缺，可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如果美国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各国就人权问题建设性地对话和交流，增进了解，缩小分歧，相互借鉴，相信美国与各国可以共同改善人权状况，共同进步。 但现实是，美国沉迷于充当“人权警察”，动辄把人权当作政治工具向别国施压，借人权问题大做文章，公然干涉别国内政。1977年以来，美国政府每年都会发布人权报告，用自己设定的标准衡量别国人权状况，这种高高在上的做法罔顾别国国情，缺乏基本尊重，引发别国强烈不满和抗议。 现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报美国人权问题，凸显美国“人权警察”之霸。既然美国人权问题层出不穷，又有何资格借人权问题教训别国？况且即使美国一意孤行，坚持发布人权报告，在它自身存在诸多人权问题的背景下，报告又何以服众？只会徒增别国对它的不满和愤怒。 最近的例子是一周前，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宣称“美方对浦志强被关押一周年表示严重关切”，呼吁中方将其释放。中国外交部驳斥“美方有些人心很大，手很长，到处想充当世界警察或法官”，强调美国近期国内问题不少，“建议美方还是集中精力先把自己家里的事情管好”。 诚如其言。如果今后美国从自身做起，虚心听取别国建议，抛开党派利益切实解决人权问题，美国人权状况或可得到改善。否则下一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进行审查，美国人权问题的清单将越拉越长。 西方经济病根在政治 安联首席经济顾问、奥巴马政府全球发展委员会主席埃利安(Mohamed A. El-Erian)在MarketWatch撰文指出，其实西方经济体近年的全面性低迷，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系统碎片化和两极化的产物，这样的趋势彻底破坏了为发展经济制定合理政策所必需的妥协与合作。 自青年时代开始，我很长时间都一直都对国内政治中的纵横捭阖、勾心斗角甚为着迷。现在，我的工作之一就是专注于更加广泛的政治趋势，因为这些趋势可以帮助我解读各种全球性经济问题。 这些重要趋势之一，就是西方民主国家显而易见的政治碎片化和两极化。各种边缘化的举动，无论是既有政治架构之下的运作，还是以建立新架构为目的，都一样在向传统正当施加着巨大的压力，使得后者越来越难以动员自己的支持者，而且有些时候，还会受到切切实实的损害。为了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脆弱，绝望之下，这些传统政党常常故作强硬，拒绝任何超越党派立场的合作和协同。 众多国家的众多党派都拒绝在重大问题上合作，这已经对当今各国的经济政策造成了戏剧性的影响。曾经，在很长时间之内，西方民主政治之锚就在于大家可以通过谈判技巧的实施，最终在中间立场上达成共识，可是现在，政策制定越来越偏离这样的传统，而是受到极左或者极右顽固力量的强烈影响。 结果就是，我们在少数场合下可以看到偶发性的，令人吃惊的突破之举，有些时候是好事，而有些时候是坏事。不过，在大多数时间里，前述变化的最终结果都是政策瘫痪，哪怕那些最基本的经济管理要素，比如美国的预算案通过，也常常会受到这种结果的折磨。不必说，各国政府在本国国内遭遇的政治挑战越是严峻，他们在地区乃至全球层面的彼此合作也就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的茶党就是一个例子。他们2010年议会中期选举当中在本国舞台上大获全胜，之后，许多共和党议员都变得太过重视确保本党在未来选举当中的“基本盘”，对任何跨党派的合作都唯恐避之不及，于是也就自然破坏了合理有效的经济政策的制定。 可是，茶党的影响并没有到此为止。他们在为联邦政府的临时性关门做出“贡献”之后，又提起了技术性违约的威胁，不惜拿原本就非常脆弱的美国经济复苏来冒险。尽管后来时移世易，他们没有再拿经济做人质，但是他们依然是整体性政策瘫痪的重要责任方。 看上去，欧洲现在也在向着类似的方向滑落，各种非传统政党——常常都只有单一的理念——正变得越来越具有影响力。诸如法国反移民的国民阵线之类的运动正在日益兴起，而传统政党为了与其争锋，获得极端观点人群的支持，也不得不在政策上做出相应的转向和妥协。 当然，这些传统政党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不相信的话，就去问问希腊的老牌左翼政党Pasok在看到新起的极左翼Syriza获得了1月选举胜利之后的感想。可是无论如何，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都不容争议，这就是——由于对未来选举失败的恐惧，那些传统政党目前的行为已经在损害正常的国家政策制定了。 事实上，那些传统政党大多数都已经疲于防御，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和精力去思考面向未来的战略，去思考如何让国家千疮百孔的增长模型重现生机，去思考如何获得金融稳定性，去思考如何确保可以作为全面繁荣的技术创新。于是乎，众多的西方国家都患上了一种慢性病，他们的经济表现持续低于其潜力，同时还在忍受着破坏未来潜力的风险。 当未来的人们回顾当下，他们会说，这是一个经济机会的失落年代。政策制定者们原本不该向两极分化和瘫痪低头，相反，他们应该趁着眼下利率超低的机会推动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升的基础设施投资，应该大刀阔斧地进行劳动力市场改革，应该致力于提高国民收入，改善越来越影响人们获取经济机会能力的财富分配不均。 同样，他们应该好好审视一下自己千疮百孔，到处都是不公平漏洞的税务系统。还有，他们应该切实思考移民政策改革的可能性，因为现有的系统本质上是惩罚有才能的人，而鼓励混日子，更不必说，为了进入欧洲，现在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人溺死在地中海里，这是不折不扣的人道主义悲剧。 现在，在西方各国，众多的政治机构都招致了广泛的不满，比如美国的议会就是个例子，支持率非常之低，但是，该如何打破现在的僵局，依然没有清晰的答案。在传统政党当中，真正致力于让其重获青春的力量是虚弱和分散的。与此同时，新闻媒体也在日益两极分化和碎片化，他们进一步放大了社会的分裂和对立，也使得全面合作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至于那些边缘政党，他们虽然影响力与日俱增，但是想要真正获得执政的资格，却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最近的英国大选就恶意说明。哪怕是那些成功者如Syriza，也会迅速发现，原来自己需要管理和运作的是如此庞大而复杂的系统，而他们又是如此缺乏经验，便使得工作愈加困难，也使得他们自己沮丧不已。 假以时日，西方的政治系统总会发展进化，变得适合他们自己的经济。可是，在中期之内，大多数企业和家庭都不得不忍受高度不完美的系统，后者能够为他们发挥自己潜力，达到自己目标提供的帮助少而又少，也使得他们面对背靠更好系统的竞争对手时处境艰难。 某种程度上说来，技术创新总会再度起飞的，让个人和企业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过上更好的日子，创造出更多的聪明才智和财富。可是，尽管有这样的好事，也不足以抵消收入、财富和机会日益不均衡造成的损害，也不足以让西方经济体完全释放其潜力，创造出可以，而且应该创造出的繁荣。 奥巴马拟续签美中核协议 国会扬言将阻挠 美国《华盛顿邮报》5月11日刊发题为《奥巴马低调推动续签美中核协议引发对核扩散的担忧》的文章，作者为史蒂文·穆夫森。文章称，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来说，这似乎是平常的一天。他就贸易问题录制了一个电视采访，在白宫南草坪招待全国汽车比赛协会的冠军队伍，并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美国国防部长。 这一天，奥巴马公开的日程安排似乎没什么特别之处，但私底下有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奥巴马通知国会他打算续签与中国的核能合作协议。该协议将使北京能够购买更多美国设计的核反应堆，寻求获得用废燃料重新回收钚的设施或技术。中国还可以买到反应堆冷却技术——专家说，这种技术可被用于潜艇，使潜艇变得更安静、更难以侦测。 正式通知最初并没有登上报纸的头版头条。通知在4月21日低调公布，这反映出政府的担忧：它可能会引起国会议员和核不扩散专家的警惕，后者担心中国日益增强的海军力量——以及核技术落入有险恶用心的第三方手中的可能性。 不过现在，美国国会将注意力转向了协议本身。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将在闭门会议上聆听5名奥巴马政府官员的讲话，以权衡延长该协议的商业、政治和安全影响。这个非公开会议还将讨论国家情报部门分析中国核出口控制机制的一份机密附录，以及奥巴马政府通知中所说的就核不扩散问题“与其他国家的互动”。 白宫愿意推进与北京的核协议，这说明了全球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演变：它们虽然彼此猜疑、相互竞争，但同时也视对方为重要的全球经济和战略合作伙伴。美国核能研究所——一个核能同业协会——争辩说，新协议将为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售几十个核反应堆扫清障碍，后者是全球最大的核能市场。 不过核协议的新版本将使中国有余地在敏感时期购买美国的核能技术：奥巴马政府一直试图获取议员和老百姓对于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协议的支持，该协议的谈判是在中国的支持下进行的。 美国政府官员陈述的理由有点类似于关于伊朗核问题的辩论。他们说，美中核协议的谈判说服中国采取主动，并同意采取比当前协议中更严格的标准来控制核技术和原材料。 国会可以投票阻止该协议的续签，但如果它在评估审议期间没有采取行动，那么协议就会生效。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官说，假如国会驳回上述协议，那将使“另一个对核扩散控制程度更低的国家介入进来填补这一空白”。这位官员补充说：“我们要睁大眼睛。没有这个协议，我们就无法在这方面向中国进一步施压，敦促它做得更好。” 当前的美中核协议要到今年年底才过期，不过奥巴马政府必须给国会留出90天的立法期。奥巴马还希望在今年12月达成一个中国参与其中的全球气候协议——就在不到三个星期后，当前的核协议将到期。但国会尚未被说服。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科克（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议员）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我们才刚刚开始对协议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审查。这些协议可以成为促进美国利益的重要工具，但它们必须支持而不是破坏我们国家的关键防扩散目标。” 不扩散政策教育中心的执行主任亨利·索科尔斯基一直敦促国会议员坚持要求中国购买能够生产武器级核原料的钚再处理工厂必须事先征得国会的同意。他还反对出售核能技术，特别是可能被海军使用的冷却液泵和高质量阀门的技术。 总部在夏洛特的柯蒂斯－赖特公司为美国海军潜艇开发先进的冷却液泵。同一家厂还生产升级版的西屋公司AP1000系列反应堆——每个反应堆使用4个大泵。这些泵可以减少噪音，这将使潜艇更不易被发觉。 一名奥巴马政府官员说，反应堆冷却液泵太大了，不可能装进潜艇里。不过两名前核潜艇军官在2008年发表论文说，“逆向工程可能是非常困难的”，但他们补充说，“当然，中国人在航空航天和核能领域内已经对非常复杂的进口技术实施了逆向工程”。 索科尔斯基认为，在出售反应堆和加强管制之间，选择是显而易见的。他反问道：“从什么时候起，就业大过了国家安全？” 美国和22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核协议，目的是和平利用核能。一些没有签署双边核协议的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约旦和马来西亚在内——对扫清障碍、建立核反应堆表现出兴趣。 2006年12月，西屋电气公司签署协议，向中国出售它的AP1000反应堆。据国会研究服务部4月份公布的报告显示，4个反应堆正在建设中，还有6个在计划中，西屋公司希望再向中国出售30个反应堆。 谈到核武器扩散的问题，中国不同于其他签署核协议的国家。中国在1964年首次进行核武器试验，现在拥有大约250枚核弹头。所以，美国的担忧更集中在中国是否把核技术转让给其他国家。 国会研究服务部的报告说：“中国是否愿意以及有能力来发现和阻止核技术的非法转让是一个引起持续关注的问题。来自中国机构的导弹扩散是一个引起持续关注的问题。”美国希望中国不要出售能够携带核武器的导弹——有效载荷为1100磅，射程达190英里。国务院在2014年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机构继续向“受关注国家”提供导弹计划。 核燃料后处理是另一个关键问题。 冯希佩尔说，多年来中国一直试图与法国进行谈判，“这是交易遇到的障碍之一”。 索科尔斯基表示，对于中方使用美国技术或来自美国反应堆的核原料进行后处理活动，奥巴马提出的协议并不要求它们逐个获得美方的明确同意。协议预先同意了这样的做法。他担心在新协议长达30年的协议期内，中国可能想跟俄罗斯和美国的核武库进行竞争，生产更多核弹，在这种情况下，钚是最佳材料。 其他武器专家指出，中国已经有足够多的高浓缩铀和钚来生产数百枚新核弹。中国表示对核燃料后处理有兴趣，这样它就能使用钚作为民用核电厂燃料组合的一部分。 冯希佩尔仍然感到担忧。他说：“如果说中国现在是核能未来的一大希望，那么很快它将成为一个主要的反应堆出口国，因为有市场。所以它存在核扩散的隐患，也存在核恐怖主义的隐患。那里生产的钚越多，被人偷走的可能性就越大。” 但在美国国会，政治上最敏感的问题可能是核反应堆部件的军民两用用途。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马克·索恩伯里上个月发布的最新拨款议案要求对民用核技术是否可能被用于任何“外国的核舰艇推进计划”进行情报评估。 众议员布拉德·谢尔曼表示，该议案“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到中国，虽然我想不出还有哪个国家更适用于这项规定”。他还说：“除非我知道私人合同会得到适当的审查，否则我不愿批准这项协议。” 一切都不顺！美国这是怎么了 一项旨在允许美国总统奥巴马迅速推进贸易协议的法案12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程序性表决中遭遇失败。这意味着，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的时间将不得不推迟，而这一协定对于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来说是十分关键的。这对奥巴马堪称是一个“噩耗”。如果按今年4月美国新任防长阿什顿·卡特所说“TPP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美军的航母”，那么12日的表决可以说至少让这艘“航母”搁浅了。不顺心的事还远不止于此。应奥巴马邀请，海湾六国首脑这两天原本应当齐聚美国总统度假地戴维营。然而，海湾国家的“老大”沙特10日却突然宣布，国王萨勒曼将不会与会，改派王储赴美。其他几国也态度冷淡，仅有卡塔尔和科威特两国元首赴约。想请的不来，不想见的却不请自到。今年3月，与奥巴马素来不睦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但作为政府首脑的他居然不是由美国政府请来的，而是应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之邀。他在国会发表演讲，大肆批评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的政策，令这位美国总统深感“不爽”。 再就是在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亚投行事件。美国的百般阻挠最终也未能拦住英法德澳韩等众多盟友申请加入中国主导的这个国际金融机构，反而让奥巴马政府在世界上大丢脸面，美国国内许多知名人士也对美方的做法公开提出批评。这一系列事件之间看似没有关联，但却共同反映出一个问题，即美国政府对内对外的控制力都在迅速减弱。对内，民主党掌权的政府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之间的激烈争斗达到了史上罕见的程度，以至于出现了国会绕过政府直接邀请别国首脑访问这样“奇葩”的事情。就连民主党，奥巴马现在都管不住。12日的参议院投票之所以未能通过，就是因为几乎所有民主党参议员都反对奥巴马政府的这项提案。相反，共和党人这次却十分少见地站到了奥巴马一边。 对外，美国的传统盟友几乎都在不同程度地与美国疏远。无论是不与美国通气就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卡梅伦，还是公然在美国国会指责美国总统的内塔尼亚胡，以及对奥巴马热情邀请报以冷脸的萨勒曼，他们仿佛都在以行动告诉华盛顿：美国已不再是过去的那个美国。即便是在乌克兰问题上，默克尔、奥朗德等欧洲领导人与奥巴马对俄罗斯态度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唯有日本是一个例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日对美国的访问受到美方高度重视，奥巴马盛情款待，民主共和两党都不乏对美日同盟的支持表态。不难看出，美国朝野在利用日本来遏制中国的问题上罕见地达成了一致。但反过来，从日本方面看，“美国力量正在走下坡路”的判断则是日本加强日美同盟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美国实力下降，日本面对崛起中的中国产生了很大戒心，担心中国会取代美国掌握东亚地区的主导权。同时，安倍又认为可以利用这一时机改变二战后美国“强加于日本”的和平宪法，提升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减少对美国军事力量的依赖，恢复日本“正常国家”的身份。 当然，除了实力下降，战略上正在进行“重心转移”，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减弱之外，美国遭盟友疏远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美国的处事原则总是从自身私利出发，习惯于“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无法顺应当今时代的迅速变化。而这一点体现在美国国内，就是两党争斗日趋激烈的政治僵局。坚持走这样一条没有希望的道路，不论是奥巴马还是他的继任者，恐怕只会觉得越来越不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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