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角关系的研究起源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国际关系学者借用其联盟理论和结构平衡理论模型解释国际关系并获得了成功。1970-80年代，国际关系学者对大三角关系的解析是最典型的代表。在冷战时代，“大三角关系”特指两极对抗下的中美苏三方关系。“大三角关系”以实力为基础，以战略依存为主要特征，任何两国关系的变化，不仅意味着对第三国安全的威胁，也影响到整个世界局势的和平与安全。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苏联解体、两极对抗格局不复存在，然而中美俄三国仍然在当代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08年8月俄格冲突后，“新冷战”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话题，冷战会在美俄两国之间重新爆发吗?中美俄之间会像冷战时代一样形成新的三角制衡吗?与此同时，由于阿富汗局势恶化以及能源安全问题上升，近年来中亚已经成为中美俄战略、安全、经济关系的交汇点，本文拟沿用三角关系的模型和理论，以中亚地区博弈为切入点分析冷战后中美俄关系的特点。 一、大三角关系的界定及模式 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着三个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和反作用的现象，一般称为三角关系。国际关系中的三角关系指的是在一个由三个国家构成的系统中，其中一个国家的行为会对另一个或两个国家的行为产生影响，或其中一对双边关系的变化会导致另一对或两对双边关系发生变化的互动关系。 国际关系中的三角关系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它具有三种基本内涵：作为客观存在的三角关系-三角关系的客观规律；作为手段的三角关系-三角策略；作为目的的三角关系-三角理念。客观存在的三角关系是基于国家实力的自在三角，是对权力结构的客观描述。主观表达的三角关系，通常指一国对外战略或策略的选择。 社会学的联盟理论和结构平衡理论深深影响了国际关系中三角关系的研究。联盟理论认为，权力分配决定谁与谁结盟。结构平衡理论认为，在三角关系中由于国家追求(势力均衡)认知的连贯性，一对双边关系的命运往往取决于另外两对双边关系的性质。作为联盟理论的主要支持者，卡普罗认为，“联盟的形成取决于三角关系中的权力分配。”如果A强于B和C，B和C的实力接近，那么结果就是B和C结盟；当ABC三者实力相当时，任何结盟都是可能的；当A相对弱小，而BC实力相当时，A和B或A和C结盟都是可能的。迪特默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研究三角关系，并将其视为一种跨国的三方游戏。他将三角关系归结为三种类型：(1)“三角家庭”，其中三个行为者彼此之间都表示友好；(2)“浪漫三角”，其中一者对其余两者表示友好，而其余两者却相互敌对；(3)“稳定婚姻”，两个行为者之间是友好的，但是它们都对第三者表示敌对。约翰·卢尔克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第四种模式“单元对抗”，即所有三者彼此之间都是敌对的。这四种模式基本上概括了三角关系的所有类型。 冷战期间的“大三角关系”既是国际权力分配的客观体现，也是中美苏三国主观政策和理念选择的结果。美苏两国是超级大国，中苏分裂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表明中国已发展成国际关系中的一支独特力量。在外交实践中，中美苏三国事实上都不同程度利用了大三角关系服务于自身利益。大三角关系的三种模式在此得到体现。“稳定婚姻”模式，例如，1950年代中苏两国结盟，共同制衡美国；1970年代中后期，面对苏联在世界各地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中美开始改善关系，并事实上结成“一条线”反对苏联霸权。“浪漫三角”模式，例如，1970年代初，在基辛格的运筹下，美国在中苏之间“先饮茅台酒，又喝伏特加”；1980年代初，中国对美苏采取等距外交-与美国“拉开距离，不搞战略关系”，与“苏联改善关系，但不参加‘大家庭”‘。“单元对抗”模式主要体现在19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国提出“两个拳头打人”，同时反对美帝和苏修，而美苏关系也未得到根本缓和，从而出现了大三角彼此对抗的局面。 从总体上看，冷战时代的三角关系可以概括为如下特征：首先，冷战时代的大三角关系具有全球性和战略性特征，中美苏关系不仅对地区问题，而且对全球问题都产生着决定性影响。其次，冷战时代的大三角关系主要是美苏相对均衡、中国较弱的不对称三角关系。美苏两极对抗体现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而中国总体上看经济影响力较弱，发挥着第三势力的作用。第三，冷战时代的三角关系中意识形态发挥着重要作用。美苏分别把对方描绘成“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代表，中国则先是同苏联一起反对“美帝国主义”，后来又同美国一起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第四，冷战时代的大三角关系行为模式主要表现为结盟对抗，美苏在冷战初期先后组建了各自主导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集团，中国则先后与苏美“结盟”。 二、冷战后中美俄的中亚战略博弈 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解体、两极对抗格局不复存在，然而正如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所预言的那样，中美俄仍然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棋手。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俄罗斯是昔日超级大国苏联的继承者，拥有世界最大的核武库，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日益崛起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尽管当前的中美俄关系无法像冷战时代一样具有全面的全球战略影响，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问题领域，中美俄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亚地处连接欧洲和亚洲、中东和南亚的十字路口，加之自然资源丰富，民族和宗教关系复杂，在欧亚地缘政治中地位十分重要，冷战后中美俄三角博弈在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中亚是欧亚大陆上的“战略支点”，利用中亚可以确保美国在大陆上的存在和既得利益，从而加强美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不仅对开发这个地区的资源感兴趣，而且要阻止俄罗斯单独主导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空间”。具体而言，美国在中亚的战略目标包括：(1)安全(反恐、防扩散、反对毒品贸易)；(2)能源；(3)国内改革(发展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2006年1月，美国国务院调整了部门机构设置，将原属欧洲局的中亚五国归人新成立的中亚南亚局，“大中亚计划”全面启动。“大中亚计划”强调利用多边途径和经济手段，在军事上充分利用北约，以阿富汗为战略枢纽，把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南亚的印度与巴基斯坦连为一体。很显然，美国领导下的这种地区合作意在强化美国在中亚的战略地位，牵制俄罗斯和中国。 冷战后，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内容，中亚是其包括北约东扩和美日军事同盟在内的欧亚大棋局内不可或缺的一颗棋子。美国希望通过中亚和南亚的合作，使中亚进一步开放并融人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彻底结束俄罗斯在中亚的传统支配地位，并遏制中国在中亚和南亚的影响，最终控制中亚的油气资源。 苏联的解体以及19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沉重削弱了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俄罗斯一度对中亚采取了“甩包袱”政策。1990年代中期西方开始实施旨在压缩俄势力范围的北约东扩计划，俄罗斯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彻底失败，被迫开始重新重视发展同独联体成员国的关系。1995年9月14日，叶利钦总统批准《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的战略方针》，将中亚由俄罗斯外交的“次要”方向转变为“优先”方向，明确宣布俄罗斯的“切身利益”存在于包括中亚在内的独联体范围内，强调必须使“第三国和国际组织”认识到这一地区首先是俄罗斯利益的所在地。俄罗斯主要目标是“联合中亚国家，实现独联体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冷战后的俄罗斯把国家复兴视为首要目标，恢复在包括中亚在内的独联体国家的影响力是俄罗斯外交的“绝对优先方向”。尽管美国在阿富汗进行的反恐合作有利于阻止恐怖主义在中亚蔓延，但是俄罗斯十分清楚，“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的主要目的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建立一个平台，以便进一步向中亚地区渗透，并控制丰富的油气资源，最终阻断俄罗斯和中国染指中亚。美国的‘大中亚‘战略就是要使中亚国家脱离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亚国家的传统纽带和地缘便利是俄罗斯最大的优势。在军事领域，2002年5月俄罗斯推动在1992年《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基础上成立“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在经济领域，2001年5月俄罗斯推动成立“欧亚经济共同体”(EAEC)，进一步强化自己在中亚的政治经济地位。然而，总的来看，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俄罗斯已无力独自应对。因此，俄罗斯在加强与中亚传统纽带的同时，希望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借重中国的力量制衡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这一点在俄罗斯对待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态度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在俄罗斯看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是“确保独联体安全稳定的关键”；欧亚经济共同体是地区“经济融合的核心”。相较而言，俄罗斯更希望上海合作组织成为抵制美国谋求在中亚地区势力扩张和主导权的工具。同时，俄罗斯对中国也怀有警惕，认为中国加强与中亚国家在能源、经贸等方面的合作，会削弱俄在该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降低中亚对俄的依赖性和向心力。因此，俄罗斯对中国提出的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范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反应冷淡。 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解决中国国内各种矛盾和问题，“发展”是关键，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离不开世界的技术、资源和市场。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外交的必然选择。中国和中亚国家同为转型国家，相互关系相对单纯，经济互补性很强。中国在中亚的战略目标：一是安全利益，主要是防范“三股势力”；二是经济利益，即能源、交通、贸易和投资。对中国而言，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参与中亚地区事务的主要平台。2001年，在解决了传统安全问题以后，中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同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指导下，中国以新安全观为基础，主张国家间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谋求建立军事同盟和类似的政治安排；以“互惠”、“共赢”的新发展观为基础，主张成员国的共同发展与繁荣；以尊重文明多样性的新文明观为基础，主张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因此，中国强调经贸、文化合作，反对将上海合作组织转变为军事同盟。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张德广就明确表示：“上海合作组织没有假想敌”，“上海合作组织不会以反对西方或其他国家为目标，搞军事对抗不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中国中亚政策的最终目标，如2006年6月胡锦涛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峰会上所说，就是“把本地区建设成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 从总体上看，中美俄三国都非常重视中亚的战略地位，重视通过多边途径实现自己的目标。中国和俄罗斯特别关注美国和北约势力进人中亚，认为“这将改变莫斯科和北京视为战略后方的中亚战略态势”。然而，相较中国而言，俄罗斯和美国的地区政策均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而战略角力明显。 三、冷战后中美俄的中亚反恐博弈 2001年“9·11“事件以后，反恐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恐怖主义是全世界的共同威胁，俄罗斯的车臣问题和中国新疆的东突问题，都与基地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9·11“事件发生后，中俄两国都向美国表达了慰问和对反恐的支持，中美俄关系得到迅速发展。9月24日，俄罗斯发表声明，允许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力量使用中亚地区的空中走廊和机场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和侦察行动。2002年1月，在中俄两国的推动下，上合组织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明确将塔利班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组织，赞成推翻塔利班政权。在合作反恐的背景下，中美俄关系迅速发展。2002年5月，美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了《美俄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和((美俄新战略关系联合宣言》，建立了俄罗斯一北约理事会，以法律框架形式宣告”冷战结束“。美俄峰会后不久，中俄国家元首与中亚四国元首在圣彼得堡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决定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协调反恐行动。如同美俄、中俄关系一样。“9·11”事件后，中美关系同样得到发展，小布什总统两次访华，以及胡锦涛副主席赴美充分显示双方领导人对于双边关系的重视。中国对美俄关系大幅度改善明确表示欢迎，中美俄关系表现出彼此友好的态势。 然而，反恐合作并不能掩盖俄美两国在中亚的巨大分歧。美国并没有利用俄领导的安全机制来协调其在中亚的反恐行动，而是同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建立了直接的军事联系并获准使用乌兹别克斯坦的K2(KarshiKhanaba)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马纳斯(Manas)军事基地。为了证明自己在中亚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不可替代性，2002年5月，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在莫斯科签署协定，将集体安全条约改组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美国在中亚反恐问题上推行双重标准，借机推动“民主改造”、“颜色革命”，严重影响了各国的社会稳定，激化了美俄矛盾。为了制衡美国，俄罗斯开始巩固在中亚的军事存在。2003年9月22日，俄、吉签署《俄驻吉空军基地的地位和驻扎条件协议》，并于10月2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坎特空军基地，与美国针锋相对。2004年10月，俄罗斯与塔吉克斯坦签署关于批准《俄在塔军事基地的地位和驻扎条件条约》，正式将俄驻塔201摩步师改组为俄罗斯军事基地。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郁金香革命”，5月乌兹别克斯坦发生了安集延事件。俄罗斯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关闭美国在K2的空军基地，美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的关系由热转冷。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那峰会发表《元首宣言》表示，“鉴于阿富汗反恐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告一段落，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认为，反恐联盟有关各方有必要确定临时使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上述基础设施及在这些国家驻军的最后期限”。<29>美国对此反应强烈。2005年7月6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上合组织撤出美国在中亚军事力量的要求表示拒绝。7月14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称，这是俄、中两个大国胁迫中亚小国做出的决定。在中亚问题上，美国与中俄关系日趋冷淡。2006年5月4日，美国副总统切尼在出席黑海及波罗的海地区领导人会议时公开指责俄罗斯利用能源丰富的优势讹诈邻国。俄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回应说，美国副总统出席此次会议看上去是在“联合起来对付某方”。俄罗斯《生意人报》更是惊呼“切尼就西方和俄罗斯关系发表重要演说，实际上已经开启了第二次冷战”。2008年8月8日，俄格爆发战争，美国支持格鲁吉亚，俄罗斯则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俄美严重对立，双边关系进人了冷战后的最低点。美国《外交》季刊甚至推出了以“新冷战”为标题的专栏，讨论严峻的美俄关系。俄罗斯媒体也认为，战争改变了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延续了巧年的‘战略伙伴‘模式已经被放弃，融人其他体系不再是俄罗斯的任务，强化自己的影响范围、加强作为‘独立一极‘在多极世界中的地位已成为明确的目标。” 俄美关系恶化严重影响了美国在中亚的反恐行动。2009年2月19日，吉尔吉斯斯坦决定中止美国玛纳斯基地使用权。俄罗斯承诺提供20亿美元无偿贷款，免去1.8亿美元的债务并提供无偿援助，是促使吉尔吉斯斯坦做出上述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玛纳斯是阿富汗战争中的重要中转补给基地，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谈判，美国才最终花费1.78亿美元高昂代价以“中转运输中心”的名义获得该基地未来一年的使用权。2010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再次爆发国内冲突，各种政治力量背后都有大国背景，表明大国博弈态势仍在发展。在美俄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中国采取了超然的态度。尽管中国也面临严峻的恐怖威胁，并参与了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包括“和平使命”在内的不同形式的反恐和军事演习，但是从总体上，中国一直避免同北约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进行密切的军事一政治合作，在俄美矛盾和对抗中采取平衡政策，从而保持了中美、中俄关系的基本稳定，也因此成为俄美双方共同倚重的对象。 2009年1月，奥巴马上台后美国面临着二战后最严峻的经济和外交挑战。为摆脱困境，奥巴马改变了布什政府时期的单边主义政策，加强反恐领域的国际合作，“重启”美俄关系，稳定发展美中关系。美国认识到，绕过俄罗斯根本不可能顺利解决阿富汗问题，更无从谈及扩大在中亚的影响。2009年7月，奥巴马对俄罗斯进行访问，并与俄方签署了《关于美国运往阿富汗的军事物资和武装人员过境俄罗斯的协议》，俄罗斯再次为美国反恐战争开启了方便之门。为了进一步增进互信，9月17日奥巴马总统宣布放弃在东欧设立导弹防御基地的计划。俄罗斯则投桃报李，宣布取消在加里宁格勒部署导弹的计划。2010年4月8日，美俄两国在布拉格签署了《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尽管这离奥巴马“寻求建立无核世界”的目标仍很遥远，但是无疑标志着美俄稳定关系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四、冷战后中美俄在中亚的经济与能源博弈 从长远来看，控制里海地区的油气资源是美国的重要目标。伴随世界能源价格上涨，俄罗斯对中亚地区能源生产和输出的关注也不断加强，一方面希望确保对中亚的油气垄断，同时也竭力限制美国的影响。由于国内能源需求日益增长，中国同样努力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中美俄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和能源博弈十分激烈。 1.中国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1979-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8%。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06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10663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位，2009年进一步提升到23992亿美元。进人新世纪，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工业制成品在世界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经贸是中国参与中亚地区合作的优势领域，中国非常重视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与中亚各国的经贸合作，并取得了很大成效。2009年，中国与中亚的贸易额首次超过了俄罗斯。 此外，中国也非常重视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对于中亚国家来说，中国是最具开拓前景的能源市场，中国一中亚能源合作目前已经初见成效。1997年6月，中国公司与哈萨克斯坦签订了购买阿克纠宾斯克油气股份公司60.3%股权的协议。2003年6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又签订了购买阿克纠宾斯克油气股份公司25%股份的协议。<37>同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正式决定建设中哈石油管道，并于2006年正式通油，目前该管道已经累计输送原油2000多万吨。2006年4月，土库曼斯坦与中国签署了有关实施土中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及中国从土购买天然气的协议，协议规定从2009年起的30年内，中国每年从土购买天然气300亿立方米。2009年12月，中国一中亚天然气管道途经乌兹别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已正式向中国输气。 中国认为贫穷和落后是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推进包括能源在内的经贸合作是实现本地区繁荣稳定的根本途径。中国与中亚能源合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随着中哈石油管道的建成，2007年11月，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签署协议商定每年将通过中哈石油管道向中国供油500万吨，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其多元化出口战略。中国一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不仅互利双赢地解决了中国“能源来源多元化”与中亚国家“能源输出多元化”问题，而且如亚洲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总经理沙亚赫梅托夫所说，中国一中亚天然气管道正式通气后，对哈萨克斯坦来说“整个阿拉木图州的天然气供应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对土库曼斯坦来说，中亚天然气管道为它的能源出口开辟了一条全新通道。对乌兹别克斯坦来说，这不仅是一条新的能源出口通道，还能带来大量过境运输费。事实上，中亚天然气管道工程最大的意义在于：我们与邻国借此发现了更多的共同利益与合作机会。” 2.俄罗斯方面。尽管在限制美国影响、维护地区稳定方面中俄存在共同利益，但是中俄在能源和经济整合方面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俄罗斯与中亚具有十分紧密的传统经济联系，1990年俄罗斯在中亚五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高达44.8%。<39>尽管经历了1990年代的低谷，但俄罗斯始终保持了对中亚的经济影响力。2000年10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签署了《关于成立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条约》，2001年5月欧亚经济共同体正式成立。欧亚经济共同体加强了俄罗斯与哈、吉、塔三国的经济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三国对俄罗斯的向心力，是俄罗斯发展与中亚经济关系的主要依托力量。2002年俄罗斯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为54.64亿美元，2003年为70.88亿美元，2004年为104.63亿美元，2005年为132.27亿美元，2006年为167.39亿美元，2007年进一步提升为229.85亿美元。尽管如此，由于在工业生产方面恢复缓慢，俄罗斯对中国希望的自贸区建设明显持保留态度，担心过早消除贸易壁垒、开放市场会导致中国商品的倾销和移民的涌人。2009年2月4日，俄罗斯推动“欧亚经济共同体”建立反危机基金，该基金共100亿美元，俄承诺出资75亿美元，欲通过此举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推动其主导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对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提供100亿美元信贷协助成员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态度冷淡，认为这将导致中亚国家在经济上倒向中国。然而，尽管对中国抱有疑虑，俄罗斯更担心的是中亚国家可能将经济合作的重心移向美国的“大中亚计划”，这也是俄罗斯不愿见到的。 能源是俄罗斯经济的命脉和外交的重要杠杆，俄罗斯在中亚的能源外交主要目标是整合中亚的油气资源，影响中亚的石油生产及输出，平衡美国在中亚、里海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随着石油价格走高，近年来俄罗斯越发重视控制中亚地区的能源生产与输出。2001年11月27日，由俄罗斯国际集团里海石油公司建设的从哈萨克斯坦西部田吉兹油田到俄罗斯黑海沿岸新罗西斯克港口的石油管道宣布正式启用，该管道长1580公里，输油能力为每年2800万吨。2003年4月，俄罗斯与土库曼斯坦签署了为期25年的天然气合作协议。同年5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签署天然气合作协议。2004年6月，俄罗斯决定向乌兹别克斯坦投资25亿美元，支持卢克石油公司和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参与乌境内油气开发和管道建设。2007年俄与土、哈、乌三国达成协议，共建由中亚至俄罗斯的新天然气管道。 2008年9月，普京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双方签署了每年向俄罗斯供气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管道合作协定。10月，吉尔吉斯斯坦同意将全国75%的天然气股份出售给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普京在2003年提出建立独联体“欧亚天然气联盟”，2006年7月宣布成立以卢布为货币单位的能源交易所、2006年底在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上提出要“成为世界能源领域的领头羊”等举措，都反映出俄罗斯寻找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新强势定位的迫切愿望。通过能源合作，俄罗斯控制了塔、吉、乌三国相当大部分的能源开采及运输，确保了俄在中亚地区能源网络中的垄断地位。为了避免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内部恶性竞争，2006年6月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普京正式提出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能源俱乐部”的构想，以协调各成员国的能源开采和消费。巴库一杰伊汉管道(即BTC线，简称巴杰线)和中哈管道正式投入运营后，俄罗斯更加意识到中亚能源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同时还包含着重大的政治意义。一旦控制了中亚油气的流向，俄罗斯就可以有效加强独联体的向心力，并在与西方和中国的竞争中获得一张王牌，反之“就会降低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降低其成为能源超级大国的可能性”。 在中美俄能源关系中，俄罗斯更愿意同中国而非美欧合作，这主要源于目前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市场过于单一，对欧盟的出口占俄罗斯油气出口总量的85%。为了实现能源出口的多元化，2006年2月俄罗斯工业和能源部长赫里斯坚科提出俄“把东方视为一个战略方向”，力争在2020年将对亚洲国家的石油出口从目前占俄罗斯能源出口的3%提升到30%。 3.美国方面。获取能源一直是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的核心，里海能源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决定性的财富”。美国石油安全政策的核心是控制波斯湾产油国的资源，在“9·11”事件后又将大中东战略与里海战略结合起来，把里海列入美国利益枚关的重要地区。1999年，克林顿政府委托布热津斯基赴阿塞拜疆斡旋，成功使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顶住俄罗斯压力，同意修建巴杰管道，并于2005年5月25日正式开通。巴杰管道不经过俄罗斯，项目中甚至没有俄石油公司的股份，它的开通无疑是美国的重大胜利。通过这条管线，美国一边将里海石油运向国际市场，一边又向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输入民主思想，为美国的进一步渗透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外，美国不惜代价进行阿富汗反恐战争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未来修建一条向南通过阿富汗、巴基斯坦输往阿拉伯海的石油管道，该线路成本低，与中俄能源博弈最为有力。从中美俄三国关系的角度看，中美同为能源消费国，在中亚能源输出多元化领域存在共识，因此有美国专家建议，应该将中亚能源事务列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议程。 美国在中亚的经济影响力有限，援助是美国影响中亚各国的重要手段，且主要集中在和平与安全领域。1992-2007年，美国和平与安全援助在其全部对中亚援助中的比例不断提升(参见表一)，甚至美国学者也对这种忽视消除贫困和鼓励公民社会发展的短视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即便如此，美国对不同国家的援助经常随政策偏好发生改变。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2003财年美国在外军援助项目下向乌提供了860万美元，相当于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三倍；而在安集延事件后，这一援助被完全取消。 2006年以来，美国开始紧锣密鼓地推进以经济为重点的“大中亚计划”，推动中亚国家减少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依赖。不同于布热津斯基曾将中亚形容为“危机之弧”，国务卿赖斯更愿意将其视为“机会之弧”。<52>美国短期目标主要是帮助中亚五国相互降低贸易壁垒，推动中亚五国与其邻近地区的融合，促进中亚同全球经济的整合。2006年1月，美国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第14届经济论坛上提出了中亚南亚经济融合计划。2006年7月，美国宣布支持哈萨克斯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支持中亚其他国家加入该组织。美国积极推动建立美国一中亚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TI-FA)机制，中亚五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均已加入。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贸易与发展署的配合下，2006年10月，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国在杜尚别签署了一份1000兆瓦电力贸易的谅解备忘录，希望实现电力互惠贸易。然而，“大中亚计划”的实施也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和障碍，成败关键取决于美国能否将哈萨克斯坦纳入其中亚战略轨道，并稳定阿富汗局势。而这两点近期均难以实现。 在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正在卷土重来，同时哈萨克斯坦也明确表示，哈参与“大中亚”合作并不意味着牺牲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哈不希望中亚地区形成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格局。目前，哈萨克斯坦与中、俄的战略合作关系正在迅速发展，中哈油气管道的开通使哈萨克斯坦的石油源源流向东方，美国要将哈萨克斯坦完全纳入其战略轨道并非易事。 五、冷战后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特点 从中美俄三国在中亚的战略、安全及能源博弈中，我们不难看出，冷战结束20年来，苏联解体，中国经济崛起，中美俄三角关系有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显著特点。 首先，冷战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大国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相对下降，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已不具有全球性和战略性特征，更多表现在一些“特定地区”和“特定问题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冷战时代的大三角关系主要体现为一种权力制衡关系，中美苏集中了各自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资源，进行全面对抗，从总体上看这是一种扭曲的竞争关系。冷战结束后，政治、军事领域的对抗日益让位于以“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和科技竞争，在这一竞争中随着亚洲的经济发展和欧洲的一体化进程，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俄罗斯更是一度沦为二流强国。在这种情况下，一两个国家已经无法全面主导国际事务。为了集中力量加强重点领域的竞争力，俄罗斯从古巴、越南、东欧等地撤出军事力量，美国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战略调整，冷战后俄美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北约东扩、前南斯拉夫地区和中亚等一些具体地区和具体问题领域，中国则始终把“发展”作为国家的主要任务，中国外交中只有具体的“问题”而没有具体的“敌国”。 其次，尽管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但中美俄关系依旧表现为“不平衡、不对称”的三角关系。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进入新世纪美国先是经历了“9·11”事件的打击，随后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泥淖，2008年又遭遇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家相对实力有所下降，但综合国力仍远强于中国和俄罗斯。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基本上丧失了昔日对世界重大事务的影响力，但是在军事领域，俄罗斯仍然拥有世界最大的核武库。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升，在经贸领域的发展令人瞩目。就中亚地区而言，美国并没有能力挑战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亚的根本利益。 第三，中美俄三角关系中意识形态影响下降，发展模式隔阂尚存。冷战后意识形态的对抗不复存在，中俄国家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日益回归到“国家利益”，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外交观念中意识形态色彩依然很浓。1990年代初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之后，“民主和平论”开始变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神话。在这种逻辑安排下，西方民主国家被大大美化，其任何对外行为，都可以简化为自由、民主原则的扩展；<55>而中俄两国的发展进步被描述为“融入国际社会”、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或者“成为民主国家的一员”。然而问题是，像俄罗斯这样横跨欧亚大陆的前超级大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融入”西方令人怀疑；中国更是始终坚持“各国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反对任何形式的“全盘西化”。相对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近年来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金砖四国”崛起更引人瞩目，可以预见，在发展模式问题上中美俄竞争尤在，历史还远未终结。 第四，中美俄关系表现出“非对抗、非结盟”的特点。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双方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在相互保持友好的同时，均不谋求与美国对抗。作为新世纪指导中俄两国关系的最重要文件，《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明确指出，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所谓不结盟，就是中俄只结成伙伴，而不成为盟友；所谓不对抗，就是不同任何国家对抗；所谓不针对第三国，就是中俄友好合作不是为了反对某个第三国，相反，中俄不视任何第三国为对手和敌人，争取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而美国也在努力同中俄保持合作关系，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林恩·帕斯科曾表示，“我们认为不需要在中亚建立排他的组织。事实上，我们从开始就提出在某个时间可以成为这个组织的观察员以同它进行合作。”中美关系“非对抗、非结盟”的特点常常被人们冠以“好也好不到哪儿，坏也坏不到哪儿”；俄美关系在经历了俄格冲突的困难后也很快得以“重启”。总的来看，中美俄三方在发展双边关系中都在争取合作而不是对抗，“非结盟”和“非对抗”使三国在处理相互关系时视野更开阔、选择更灵活。 第五，中美俄之间有合作、有竞争，都重视多边领域的合作。冷战结束后，国家利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就中亚地区的国家利益目标而言，中美俄三国不尽相同，彼此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的态势。在反恐、反毒、争取阿富汗和平稳定方面，三国具有共同利益，总体上是合作关系，且都主张通过多边合作实现地区安全。在战略层面，美俄都有控制中亚的强烈意愿，围绕“颜色革命”、“军事基地”等问题竞争激烈，中国处于超然地位。在经贸层面，中国与中亚各国经贸合作发展迅速，是阿富汗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中国廉价商品促进了中亚稳定和反恐战争，但俄罗斯对中国发展经贸挤占其传统势力范围抱有疑虑。在能源领域，中美俄处于竞争态势，俄罗斯希望继续掌控中亚油气资源，中美希望实现油气生产和运输的多元化；中俄希望区域内国家通过“能源俱乐部”合作协调油气的生产和消费，美国则希望通过开放获取经济及战略上的长远利益。当前中美俄三角关系呈现出多种模式并存的态势。此外，在冷战时代的大三角关系中，中国并没有像美苏一样组建集团或阵营，而在当前的中亚地区事务中，中国十分倚重上海合作组织，体现出当代中国更加重视多边外交的影响和作用。 结论 总的来看，当前中美俄“三角关系”已然褪却了冷战色彩，回归国家间正常的多边关系--有竞争、有合作，各对双边关系之间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 由于美俄国家实力的巨大变化和意识形态因素的下降，全球性的“新冷战”已经不可能重演，但是在中亚地区和能源、反恐等具体领域，俄美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美国希望获得中亚事务的主导权，以支持漫长的阿富汗战争，俄罗斯一直将该地区视为自己的后院，俄美角力使中国在战略三角关系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58> 在反恐领域，中美俄手段不同但目标一致，在阿富汗问题上以不同方式协调合作的可能性很大。在经济和能源领域各国有合作有竞争。中亚地区的繁荣发展是各国的共同愿望，俄罗斯希望继续主导中亚能源事务，美国和中国希望实现中亚能源生产和输出的多元化；中俄希望区域内合作，美国希望中亚与西方合作。在可见的未来，中美俄三国演义在中亚还将继续。 中美俄三角关系对未来中亚地区合作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战略领域，三国的竞争性将继续影响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大中亚计划”和独联体范围内的合作之间做艰难选择。然而，就此认为大国在中亚的地缘政治博弈将从根本上决定中亚地区形势，也是一厢情愿。首先，中亚国家采取的是大国平衡的外交政策，不愿在大国博弈中倒向任何一方；其次，中亚地区现存的国际组织不同于独联体，是非常务实的，多数采取全体一致原则，使得这些国际组织能够确保小国的权利，保持利益的基本平衡；第三，俄罗斯在中亚的传统影响力不容忽视，而中美欧等也已经在中亚找到了立足点，将继续扩大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任何一方都无法取得主导地位；第四，中亚和中亚周边的传统和非传统威胁十分复杂，没有任何国家和组织能够独立应对，因此，以莫斯科和北京为一方，美国和欧盟为另一方发生直接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中美俄都是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尽管今天的三国关系已经不再像冷战时代一样影响全球的战略态势，但是对这种“新大三角关系”进行研究和分析，对于探索后冷战时代大国关系的走向，构建未来国际秩序，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
|
ICP备案号:豫ICP备0501579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