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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南德意志报》网站9月12日发表题威《新的事态》的文章，文章内容如下： 中国有三个没什么人重视的地缘政策战略可能会令世界发生永久性改变。西方政治家应当认真加以对待。 现在，这三个几乎不可避免的新趋势已蓄势待发，而大众到目前为止几乎还没有给予其什么重视。它们将在未来几年内对中国的地缘战略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政策负责人们应当密切留意。 有一个贸易预期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相互之间有着大量贸易的国家会爆发冲突，例如一战前的英国和德国。照自由派的观点来看，贸易应当带来和平，因为对和平而言“人民的友好”并非必要条件，相互之间存在明确的正面利益就足够了。尽管如此，恰恰是通过贸易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国家会陷入相互作战。这对于1914年前的大英帝国和德意志帝国来说再恰当不过了。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情况也是类似：它看到自己对重要原材料来源的依赖日益增大，自己在试图并购西方原材料企业和港口时备受阻挠，而且不得不确认自己通往国际水域的通路畅通，就像100多年前德国在北海的情况那样。因此中国面临着下面这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令其经济发展长期持续。非洲的原材料保障政策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强大的海军装备是另外一个方面，对岛屿的争夺则是第三个方面。如果西方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家园要求是完全有理由的，那么中国对它过去撤出的势力范围有类似看法，西方就不应该感到惊讶。基辛格警告说，不要对中国奉行以1900年前后对德政策为导向的政策，当时人们试图拒绝承认德国属于大国阵营的权利。 另外一条减小经济依赖并发展西部地区的道路是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新丝绸之路计划。两者的目的都是借助大量资金在经济成功地区与中国西部之间建立一个前沿地带。中国认为自己受到民族冲突的威胁，其中部分是从国外输入的。对世界经济而言，这意味着当前的“恐怖平衡”（中国的贸易顺差为美国债务提供了资金，使中国可以向美国出口并限制了美国的通胀）将成为过时的模式。倒不如说亚投行项目的高额投资可能导致美国国债廉价融资时期的结束，全球利率升高，美国也将被剥夺把自身经济政策成本定期分摊给世界其他地方的可能。美国试图大力阻挠中国加入贸易联盟并阻挠西方国家加入亚投行不是没有理由的。 最后一点，对于与俄罗斯不长但很重要的一段边境不应该依然不加重视。1969年就曾发生过严重冲突。中国向美国发出信号，与苏联的联盟破裂，其结果是中美接近，这彻底改变了亚洲的地缘战略形势。如今可以看到，俄罗斯没有能力成功发展其东部地区。事实上，中国在经济和人口方面对该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人口状况也说明了中国推动的扩张。由此在当地产生了一个渗透区，它可能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但长远来看将导致可能令莫斯科采取行动的冲突。 西方价值观正在失去影响力？ 美国《纽约时报》9月12日发表文章称，突然间，西方充满了自我怀疑。 西方充满自我怀疑 在苏联解体之际，随着西方国家及其价值观和文明看似赢得了与共产主义的艰难斗争，西方几百年来所占据的优势地位和全球影响力似乎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在中国朝着资本主义转型之后，那场胜利显得尤其甜蜜。许多人认为，中国的这一转变预示着，中国的中产阶级将提出对个人权利和透明公正的要求，即通过缓慢的演变走向某种形式的民主。不过，拥抱西方价值观是必然的吗？西方价值观——本质上是犹太教-基督教的价值观——真的具有普世性吗？ 对于这种头脑简单的想法，最近十年的历史是一副有效的解药。专制资本主义的兴起打击了弗朗西斯·福山大力宣扬的一种假设，即自由民主制度已被证明是最可靠和持久的政治制度。 面对着共产主义的崩溃，福山在1989年满怀希望地写道：“我们或许正在目睹，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普遍化。” 然而，先是中国加强了专制主义，俄罗斯则转向复仇主义和独裁统治，接着又是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兴起，这令西方自由主义的伟大胜利似乎显得空洞，其价值观甚至在西方社会也面临威胁。 欧洲许多国家，尤其是德国和奥地利，近来对移民和叙利亚难民涌入表示欢迎。不过，这种态度也激起了一些不大富裕的欧洲国家的批评以及来自极右翼的抨击。 普世价值并不普世 保加利亚自由战略中心主任、本报特约评论员伊万·克勒斯特夫说：“虽然1989年被认为是普世主义的胜利、历史的终结，但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来说，这不是一个后冷战时代的世界，而是一个后殖民时代的世界。” 在许多亚洲人和非洲人看来，1989年是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终结，因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具有普世野心的西方产物。克勒斯特夫指出，毕竟“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西方主导和塑造的——但是，谁是启蒙运动的嫡子，谁又是私生子？” 许多对全球化起到推动作用的新兴强国，如巴西，都对民主和法治感兴趣，但对西方的说教不感兴趣，因为它们认为，这种说教很虚伪。 就连俄罗斯也不仅主张例外主义（“第三罗马”），还自认为是西方文明的更完美的代表，声称西方国家是自利、颓废和虚伪的。 围绕着价值观的斗争并不限于民主制度。克勒斯特夫说，“我们认为，世界的分裂由个人主义和民主制度所造成，但除此之外还有性别之分”，人们在女性地位和同性恋权利等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 在男女平等和性别选择等价值观方面，保守的俄罗斯发现，自己与许多非洲人以及伊斯兰教、梵蒂冈、原教旨主义新教徒和正统派犹太教教徒的宗教教义有着共同之处。 罗伯特·库珀说，对宗教的极端解释，特别是在世界上极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地区，可以成为应对现代生活的混乱的一种令人安慰和鼓舞人心的对策，并能很快成为宗教自由和宽容他人的敌人。罗伯特·库珀是英国外交官，曾在布鲁塞尔帮助制订欧盟外交政策。他在《国家沦陷》一书中界定了失败与后现代国家的问题。 他说，我们快速浏览一下人类学著作就会发现：“我们所认为的普世价值并没有那么普世。” 库珀说：“比如我们谈论民主是普世价值，但究竟是什么时候，意大利妇女才获得投票权？而美国南部的黑人呢？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标准很肤浅。”（在意大利是1945年；我们可以这么说，在1965年之前，选举在美国都并非不受限制。） 人人想要更好生活 他说，如果可以选择，“世界上几乎人人都想生活在我们的社会中，因为他们能够生活得更好，也不需要总是撒谎。因此，大谈普世价值也许是错误的。但承载普世价值的社会却具有普遍的吸引力”。 人们经常引用中国作为一个反例，以证明民主和人权并非具有普世性。但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没兴趣向世界其他国家传播自己的模式。 西方的普世主义是真实的，不过这些价值观彼此竞争。苏联试图传播革命和共产主义，法国有《人权宣言》，美国则把自己想象为受世界瞩目的“山巅之城”（出自圣经马太福音——本报注）。然而，中国基于自身利益与世界打交道，不带道德目的，也不渴望进行传教。 中国的愿景不是普世主义的，而是重商主义的。北京所感兴趣的与其说是改造世界，不如说是保护自己免受全球化的弱点——包括互联网混乱的种种自由——所侵害。中国像现在的俄罗斯一样，抵制西方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的野心和努力。 民主不能强加于人 文化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在1986年说，无论如何，在民主问题上都有太多的困惑。他写道：“美国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看法和行动的一个永久特征，就是带着一种愿望，即其他国家可能会转而放弃自己错误的行为方式，成为民主国家。”他说，但民主国家各不相同。他问道：“我们究竟希望别人效仿什么样的民主？” 他说，民主的实质是人民主权，这意味着政治和社会平等。这谈何容易，政府和精英阶层倾向于认为，他们是代表口齿不清的群众发言。 他指出，民主不能强加于人，只能逐渐发展而来，取决于“不同的要素和条件的集合”。“不能由恰好位于一个特定区域的不管是什么人所塑造；也不能从外部由陌生人推动；哪怕是从内部，由抱着坚定意志的本地人来尝试推动，也仍然可能无法实现。” 这种警告最近得到了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任、美国前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的呼应。他认为，这场辩论实际上探讨的是个人权利在非西方国家（甚至是人们认为的民主国家）的涵义，以及继承而来的价值观的“可靠性”。 他说：“虽然我们自己的传教和说教倾向有时起到阻碍的作用，但更加开放的民主制度有一个核心，具有持久的吸引力。”这个核心就是“人权的广泛概念，即人们有权参与对自己来说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决策，并参与法治进程，以使这些权利制度化”。 伯恩斯说，结果“并不一定非得看起来像华盛顿，虽然这样可能会不错。但是，对法律和多元化的尊重，能够创造出更加灵活的社会，因为否则，就很难维系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他补充说，这就是阿拉伯世界随着旧的国家体系的崩溃，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尽管如此，与专制政府相比，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都更能应对不断变化的压力。伯恩斯说，历史不会横向移动，而是朝着许多不同的方向迈进。“稳定不是一种静态现象。” 中国人不会膜拜西方价值观 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从割裂与本国社会的关系中获益，他们对这种狂热崇拜西方的行为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正在嘲讽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最近发表的要求对传播所谓“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加强控制的讲话。 “西方价值观念”是种过时而危险的说法。还是用民主来表述吧。希腊人创造的民主被抬得太高了。它在希腊从未取得过成功，这个“西方文明的摇篮”今天依然国力衰微。德国通过“民主”投票让纳粹上台并实施大屠杀。法国和英国先是殖民统治全世界，然后又失去了全世界。美国是个只看到黑白两色的恐怖主义国家（200年中的海外军事行动超过180次），欺骗和双重标准是其惯用手法。 接下来是法治。当前的国际秩序——从北约到世界银行——是西方利益的无耻延伸，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接受的。 可悲的是，《圣经》的使命感让所有的西方社会走上歧途。欧洲没有哪座城市没有教堂。在德国执政的是基督教民主联盟。我们目前所处的年头是耶稣诞生第2015年。 这让我们走向普世主义：西方认为它是最高文明，其他地方必须“西化”。加入这一体系的新成员被视为家人，没有加入或试图脱离出去的则被视为敌人，必须加以排斥和羞辱。 这种思想得到了所谓“中国问题专家”的支持，他们的态度毒害了一切。他们的信口胡言有赖于所谓的“言论自由”。而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样一条不成文的社会规则：喜欢传播流言、抱怨、撒谎或经常指责他人的人没有资格身居高位。 此外，社会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卡车司机在公开场合可以畅所欲言，但总统不能。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捣乱分子。事实上所有社会都会滋养着特殊的一类人：说真话的人（记者、讽刺作家、喜剧演员等）。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但可以畅所欲言，有了“新闻自由”这块挡箭牌，不必担心承担法律后果。 但诚实和真相几乎不相干：关键是获得关注，冒犯他人是他们想要的结果，而引发实实在在的反应则相当于中了头彩。 如果一个控制了言论和大众传媒的超级大国把“说真话”作为工具，召集一群捣乱分子来贬低、曲解并诽谤其他国家及其人民会怎样？ 当这些捣乱分子登陆中国后，他们抱起团来相互吹捧，通过翻找中国人对生活状况的不满来寻找容易下手的目标。他们会说：“消除你们不满情绪的良方是西方价值观。”他们还说：“看，我们在西方随时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且不会有任何后果。”受他们毒害的人被告知：“你们的不满来自于社会对你们的压制。” 他们的目标是让自己进入学校的课堂，为西方价值观招募尽可能多的潜在异见人士，特别是得到西方媒体关注、拥有西方签证、干着好差事甚至得过奖的社会名流。 不过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从割裂与本国社会的关系中获益，他们对这种狂热崇拜西方的行为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西方价值观只是推行霸权工具 狂热的西方乌托邦 《世界报》问：当我们谈论西方的时候，到底指的是什么？ 雷吉斯·德布雷答：西方，这既是一个区域，也是一个组织，还是一项设想。区域指的是欧洲大西洋空间。这个“第一世界”相对应的是共产主义集团的“第二世界”以及第三世界。这里是基督教的区域以及一点东正教。从第二方面来说，西方是一个政治军事组织，具有扩张性和攻击性。这就是戴高乐所说的“美国霸权工具”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虽然名称叫北大西洋，实际上它已经在区域之外的非洲和中亚行动了。最后，西方还是一项设想，体现着对全球予以现代化的一种意愿。这种现代化混合着自由市场、超级个人主义（个人为王，没有传统和从属这些消费者的束缚）以及良政（不搞政治的治理艺术，将国家像企业一样管理）。 这并不是一项阴谋但却是一个乌托邦，一种狂热。它构成了西方化的基础。 问：为何人们如今在谈论西方的衰落？从柏拉图到施本格勒，伟大在丢失的想法并不新鲜…… 答：施本格勒曾总结了一段历史的诗意叙述。他认为，征服世界的意志意味着人们向魔鬼出卖了灵魂。这就是机器。在我们这里，这一理论立即变为一项工作假设：古代博学者凝视世界；阿拉伯博学者寻找神奇秘方使他不必过多走动就能获取宝藏；但是西方博学者就成为了工程师。 在东方，人们发明了火药，却用它来制造烟花。在西方，人们用火药制造了大炮。罗盘也同样如此，西方人用它发现了美洲。知道如何将知识转化为技术的正是西方人。施本格勒预言自然最终会反抗，而环境保护学因此出现。但是，他有一点搞错了：他没有想到浮士德式的文化可以成为全球性的，印度和中国会有一天也拥有了工程师、技术和产业专利。 问：什么时候对西方的引用又重新成为中心话题？ 答：在2000年左右，我们发现西方这个自战争后消失的词汇重生了。此前，人们谈论的是欧洲和国家协调。随后，人口剧增、去工业化、环境污染、对增长模式失去信心敲响了人们对失去荣光的伤感时刻。 西方的强大与弱点 问：西方的强大之处在哪里？ 答：首先，是在为大家所接受的华盛顿支持之下的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在这个多极化世界，西方是唯一单极的整体。绝不会有一个中国人会放任自己被当作印度人，反之也如此。巴西人不会视自己为阿根廷人、尼日利亚人不会视自己为南非人。在危机时，西方只有一个电话号码，那就是白宫的电话号码。 其次，全球的垄断：西方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既代表自身利益也代表整体人道利益的团体。全球意识的最高表达联合国就位于纽约这个唯一在全球五大洲有军事基地的超级大国的心脏。个人来讲，我倒是希望联合国选址在东方与西方的边界——圣城耶路撒冷。 第三，西方还是全球管理者的学校。美国有4200万移民。它在各地都有继子。美国是“多元散居”，这是一种独特情况。 第四，人类各种感觉的格式化，也就是所谓的软实力，也就是制造全球假想的方式。 问：尽管世界在多极化与去殖民化，西方还是赢得了文化霸权之战？ 答：西方既靠爵士乐、披头士、裸露的乳房也是靠着经济和军事力量赢得了冷战。如今，全球前十位的广告公司都是西方的。诺贝尔奖和专利保证西方有着了不起的霸权。权势对比并不等于物质力量和数量上的对比。就如同1830年一样，中国在2030年重新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不意味着中国成为第一霸权强国。 美国甚至不需要在外国建立文化机构。在越南，美国兵失败了，但可口可乐赢得了战争。霸权就是，被主宰者不仅接受被主宰而且渴望被主宰。萨科齐曾炫耀自己的NYPD（纽约警察局）衬衫，奥朗德则对奥巴马拍他的肩膀感到荣幸。 问：西方的弱点在哪里？ 答：首先是伟大者的疯狂。对外部世界高高在上的忽视。人们的表述是：西方和其余世界。西方用8年时间才明白自己的军队在阿富汗是占领军。神圣丢失以及拒绝牺牲：一名法军士兵在马里阵亡就成为悲惨事件。我们对待死亡的态度彻底改变，因此出现了对零死亡战争或者无人机战争的追求。现在没有欧洲人准备为欧洲而死。 问：西方，也是“现在主义”在统治？ 答：这正是它的重大弱点。人们的思考和政府治理都是按照法国电视一台的频率来。人们想要的是明晰的行动和即时的打击。受侮辱者一向比掌权者拥有更长的记忆。人们更能记得的是自己被打的耳光而不是打别人的耳光。看看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这些错乱都受到了惩罚。此外，因为主权国家被摧毁，所谓的干涉权传播的是骚乱。 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一直在出现，而我们却没有答案。假设以色列可以摧毁哈马斯，到时就将出现更加激进的组织且没有电话号码可以去沟通。 “人道”难掩殖民主义 问：您忘了西方的独特性存在于永恒的批评和怀疑之中吗？ 答：你说得有道理。与自己保持距离以及反抗的批评是我们的主要王牌。不过，每一次要求西方回答它的行动时，西方挥舞的是自己的价值观。而伊斯兰教则相反。人们谈论的是伊斯兰的极端主义行动而不是伊斯兰教的价值观。简而言之，西方一向是它所不是的而从不是它看起来是的。 问：黑格尔有关拿破仑的名言“骑在马上的世界精神”有没有根据？有没有普世价值是依靠武力甚至征服来建立的？ 答：没有。所有依靠武力建立的都引发抵抗以及对相反价值观的启用。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诞生就是对身份免疫的反应。信仰、斋月、文化禁忌是无法轰炸摧毁的。 问：如今，西方的敌人看起来得到清晰的辨识，这就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圣战主义。这是否是新的文明间的冲突？ 答：西方自从成为基督教世界后就有了普世的设想。圣保罗曾说：“去教化所有国家。”在基督教之后又有了另一个拥有单一神的普世宗教：安拉。全球圣战是妄想。阿富汗塔利班所寻求的只是不要侵略它的峡谷，它并不想将整个世界皈依伊斯兰教。我们把加害者和受害者一起都放在了伊斯兰这个词汇中。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分歧在21世纪的我们这里不再有担保人。没有一个逊尼派或什叶派国家推行全球圣战理论。“西方的国际”是存在的，“伊斯兰的国际”是没有的。 问：自托马斯·阿奎纳开始，西方人在不停地对军事干涉主义或人道干涉主义予以理论化。到底有没有正义的战争？ 答：所有开战的国家都宣称这是正义战争。让·饶勒斯曾说：正义战争就是国家保卫战争。被他者占领或攻击的国民走入抵抗这是正义战争。但是占领一个并未向你宣战的国家这就是殖民主义，这种行为总有着人道主义的借口。 西方接近“富庶时代”尾声 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的奇迹激励富国们越来越多地寅吃卯粮。人们正在接近西方富庶的尾声时代。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本月发表题为《当财富消失的时候》一文，作者为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金。文章称，华盛顿的情况已经够糟糕的了——联邦政府从10月1日开始的停摆、微弱但却真实的债务违约的风险以及一个似乎越来越无法管理的政治系统，但是，对于美国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来说，在今后几年里，这些情况还将更加恶化。 文章指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冷战之后短暂的繁荣时期，政客们曾经可以用这样一种想法来自我宽慰：迅速的经济增长将最终把他们从短期的财政失误中解救出来。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的奇迹激励富国们越来越多地寅吃卯粮，心安理得地相信房地产和投资组合的优异收益能让人们偿清债务，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并为医疗和退休后的养老埋单。这似乎成为战后几代人的集体宿命。 但是这些数字不再合理。即使在“大衰退”到来之前，富国就因为经济增长率降低而出现了税收收入减少、社会开支上升、政府债台高筑和债权人感到不安等现象。 文章认为，人们正在接近西方富庶的尾声时代。在2000年到2007年间，即在“大衰退”的前夕，美国经济以每年平均大约2.4%的疲软速度增长——这比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3.4%的平均增长率低了整整一个百分点。从2007年到2012年，年增长率只有0.8%。众所周知，欧洲的情况甚至更糟。北大西洋两岸都已成为日本式“失落的十年”的受害者。 一些决策者认为，这想必只是一次时间有些延长的周期性下探。刺激措施的拥护者断言，另一轮大规模的公共支出或货币宽松——甚至可能是对提升通胀或政府借贷的承诺——就将能强行启动增长引擎。紧缩措施的支持者则声称，只有不加选择地采取赤字削减措施，并辅之以不断改良的应得权益计划和严格的规章条例，才能解放对于私营部门的复兴必不可少的“活力”。 文章称，双方都错了。现在十分清楚的一点是，从事预测的专家们一直过于乐观，他们大胆预言的增长率并没有成为现实。文章这么说并不是要主张立即采取痛苦的紧缩措施，这样的做法在欧洲并没有起到作用。相反，文章是在呼吁经济的诚实，即承认在繁荣时期许下的诺言再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得到遵守了。 这意味着提高退休年龄、吸收更多移民以增加适龄工作人口、减少向国外的借贷、减少对导致不可持续的金融泡沫的货币政策的依赖、制订避免牺牲年轻人以养活老年人的新的社会契约、对银行采取更为严厉的态度、进一步放开世界贸易以及在中期致力于持续地削减赤字。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幻想的未来》一书中指出，宗教信徒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仍坚信上帝的存在，是因为另一种选择——即心灵空虚——来得更为糟糕。有关经济前景的现代信仰与此大同小异。决策者们只是祈祷出现强劲的复苏。他们选择幻想，因为现实严酷得让人无法承受。但是正如当前的金融危机所证明的，直面痛苦并非易事。而从人们的集体迷幻中苏醒的过程几乎还没有开始。 西方民主也处在剧变边缘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1月26日发表题为《民主处在剧变的边缘》一文，作者为该报主笔珍妮特·戴利。文章称，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的连任演说和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对欧洲发起公开挑战的演说异常重要，它们不仅是政治辞令，而且也是有历史意义的切实行动。往大的方面说，这两篇演说都意味着西方生活向全新的发展阶段迈进，演说都有关政府的本质，以及作为21世纪的民主国家意味着什么。 奥巴马演说超越现实主义 文章指出，奥巴马的演说中有些时刻让人产生强烈的超现实主义感。他明确拒绝一种说法，即美国“必须二选一，要么照顾建设这个国家的一代，要么投资于建设国家未来的一代”。他说：“因为我们……知道，当不断萎缩的少数群体飞黄腾达而不断扩大的多数群体只能勉强过活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无法成功。” 奥巴马没有试图解释怎么样才能拿出钱来支持这一老一小两个相反年龄段。他坚称，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等等代价最为高昂的福利计划都绝对不能碰，但没有试图解释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后果。意识形态的热情可以对抗冷酷的经济事实：“（这些福利计划）不会削弱我们的干劲儿，而会激励我们。”也许是这样的。但它们必须得由现金支付，由某人来支付。这个问题大概要留待美国政府与国会即将出现债务上限僵局时解决了。 奥巴马的演讲无情地把那条核心信息传达到位：美国政府现在要搞重新分配和福利事业，这并不违反开国元勋的建国理念，他们设想的国家天生就反对政府对个人的干预和主宰。美国民族性的新信条是，政府而非公众或家庭将成为社会道德的仲裁者。尽管美国人历来怀疑国家可能享有过度权力，但这种怀疑已经成为历史。 卡梅伦提议来自未来世界 文章认为，与奥巴马相比，卡梅伦的演说似乎来自未来世界。卡梅伦梦想的欧盟是由单一民族国家构成的开放灵活的多元化团体，其中每个国家的民主政府都对本国选民负责，而所有国家都能以符合各自利益的方式随时合作。大家对卡梅伦演说的评价都是对的：滔滔雄辩，让英国人听起来具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在逻辑上完美无暇。 但是，他难道不理解，这恰恰是欧盟创建原则的对立面么？他难道不理解，欧盟之所以创建，其目标就在于限制成员国的权力和反复无常的选民们的危险冲动，因为这种冲动有导致大屠杀的倾向？这是欧洲精英对付自己人民的阴谋：这样说并非歪曲欧洲的事业，而是自由主义的真相。 当然，欧盟以非选举产生的中央集权机构凌驾于民族国家的民主意愿之上。但建立欧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这是战后法国人和德国人的主意，用来防止再次出现上个世纪那种毁灭欧洲大陆的可怕冲突。建立欧盟的必要性，包括成员国不可逆转的政治融合，确保各国政府不再变成脱缰的野马，以及剥夺选民的影响力，直接来源于20世纪那些犯下罪行的领袖们留下的教训。民族国家在本国人民意愿的驱使下曾经成了和平的邪恶敌人，而欧盟将一劳永逸地终止这种情况。 因此，卡梅伦是在向欧盟提出一个他知道对方不可能接受的提议？还是在试图越过欧洲的领袖去讨好他们桀骜不驯的失去权力的人民？文章称，对人们来说，奥巴马是站在不可信的过去说话。那时候，政府的意愿一直被认为是正义的，仁慈的。而卡梅伦似乎是展示给人们一个难以想象的完美未来：远离民众的管理机构再度成为向民众负责的东西。二者共同勾勒出的这场讨论必将在今后一代人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主要地位。民主的国家意味着什么？经济平等或世界稳定胜过一切么？这场争论或许表明，西方民主将进入一个新的更成熟的阶段。但是，这也可能意味着西方民主的末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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