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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留下的不仅是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还有混乱的思想状况。即便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号角，党内外在一些关键问题的认识上仍未形成共识。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文革”？如何评价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毛泽东？ 绝不全盘否定毛泽东 1979年10月底，决议的起草工作正式启动。1980年8月，“决议”起草期间，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时提到了毛泽东的功过问题。邓小平回答：“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给法拉奇的答案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信息：中国没有走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的苏联式道路。 在“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分析毛的错误，亦是邓小平为决议定下的基调。邓曾多次肯定民间流传的“反周（恩来）民必反，反毛（泽东）国必乱”。他解释：“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在起草过程中，陈云贡献了另一个主意：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就更能说服人了。”陈云的建议很快就被采纳。 将“文革”定性为动乱 “决议”对毛泽东的错误，尤其是发动和领导“文革”的错误进行了否定评价。分量最重的论断之一，就是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从“革命”变成“内乱”。当时参与起草“决议”的龚育之说：“它叫‘文化大革命’，后来又说是政治大革命，可是，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叫‘革命’。那么，能不能说是反革命？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但整个文化大革命不好说是反革命，也不能说是一场阶级斗争，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斗呢？只好叫内乱。” 另一争论是如何评价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少学者认为，决议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肯定性评价存在失误。但曾参与决议起草的石仲泉认为，“如果否定了三大改造就意味着还要搞阶级斗争，‘文革’搞阶级斗争就有理论根据。我们否定‘文革’，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能再搞阶级斗争，更不必说那种大规模斗争了。所以，既要否定‘文革’，又要否定三大改造，这是一个逻辑悖论，不能自圆其说。” 起草“决议”过程很民主 决议起草过程很民主。起草初期，党内对如何评价毛泽东争论十分激烈。1980年10月，中央办公厅组织了对决议草稿的大讨论，预定参加讨论的是4000名（实际上有5600人）党内高级干部，所以称作“四千人大讨论”。当时中央把讨论稿分发给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分头讨论，出了大批简报。起草小组同志还到各地方去听修改意见。 当时中直机关七十多岁的老同志陶白说：“我入党以来，真正解放思想，这还是第一次。会上我们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这是前所未有的，不是过去没有觉悟，而是不敢讲。”在决议通过的前一天，中央还邀请在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全国政协部分老同志共130多人讨论，并吸取了他们提出的部分意见。 在决议通过20周年时，龚育之曾提出：“要警惕和防止从历史决议已经得到的成果后退。”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无视新中国的成就，二是淡化、回避“文革”错误。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胡耀邦之子）认为：“这话当然有充分的道理，但我认为这种检验应是经常性的，应是有制度保证的，首先就要解决党内民主问题。” 实际上，“制度保证”也是邓小平曾经强调的内容。在决议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字句：要“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邓小平也屡屡谈及制度问题——“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文革）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一人究竟犯了多大的错？ 除了历史问题，起草小组能遇到一个棘手的难题，和现实密切相关，就是要把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四年这一段写到《历史决议》中去，这个问题又绕不开对华国锋的评价，此时的华国锋，还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因此，这一段最初只写了6行100多字意思了一下。 到了9月10日，一个完整的决议稿写出来了，当日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这一稿中关于“文革”的论述占全稿将近三分之一，对毛泽东的错误，尤其是发动和领导“文革”的错误进行了否定评价，可以说是整个《决议》中最受人关注的部分。在座谈会上，胡乔木讲了历史决议中一个份量很重的新论断，那就是“文革”的性质——不是革命，而是内乱。参与起草工作的龚育之回忆了 “革命”变为“内乱”的思路扭转：“它叫‘文化大革命’，后来又说是政治大革命，可是，它不但在文化上、在政治上不是什么‘革命’，在任何意义上也不能叫‘革命’。那么，能不能说是反革命? 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 但整个‘文化大革命’不好说是反革命。也不能说是一场阶级斗争，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斗呢? 只好叫内乱，是一个特殊的局面。” 说明了毛泽东的错误， 这就为完整、准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解决了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难题。本来，关于“文革”的危害和毛泽东的错误，在小组征求意见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说法。《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认为，在《决议》里不要写“毛泽东思想”，只写“毛泽东的思想”，这样可以既包括他正确的思想，也包括他错误的思想。后来胡乔木提了一个办法——把“毛泽东晚期的思想”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社科院副院长周扬认为“晚期思想”就不容易区分其和毛泽东思想的不同，而且还会发生“晚期”、“早期”、“中期”等类的问题，不如干脆提“晚年的错误”为好。《决议》后来就采用了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的方法。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而他晚年犯了错误，这个错误不但违反了马列主义，而且也违反了他自己的一贯思想——毛泽东思想。 座谈会后，根据中央常委同志的意见，胡乔木亲自执笔加写了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的一段，两千多字，于10月6日送常委各同志审阅批改。 当天，叶剑英、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完新增的这一段后都表示同意，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先念出国， 没有来得及看，原先已经表示过赞成写。华国锋亲自给胡乔木打电话， 说这段话没有经过常委正式讨论， 不赞成加印到决议的讨论稿里去。胡乔木即将华国锋的意见报告邓小平、胡耀邦。10月10日，邓小平约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表示既然华国锋不赞成，先不加。 10月中旬，《决议》发到全党四千名高级干部中谈论，接受更多人的评判。实际参加的人数比原定的要多，大约有五千六百多人。这次讨论，从10月中旬开始，持续了一个多月，到11月下旬结束。这是自“文革”结束以来，在体制内最大规模的针对毛泽东和“文革”等议题的公开讨论，史称“四千人讨论”。 四千人讨论不是集中在北京， 而是由中央把讨论稿分发给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分头组织讨论。讨论中有许多不同意见，有时还展开激烈争论，有些问题也提得相当尖锐。 胡乔木的原稿提出：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家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有人疑问：“文革”前17年有没有路线错误？有，那么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还是草稿所笼统说的是“党的错误”？许多人强调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不能回避，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对于毛泽东的个人评价，也是这次争论的焦点，大家对他在民主革命中的功绩分歧不大，但对他在建国以后的历史实践则颇多非议，而这些问题又和毛泽东的为人、行事作风相关。有人就指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整人告终。 针对这种情况，党内有一些人也非常担忧，开国大将黄克诚就不同意错由毛泽东一人负责，他说：“比如反右派扩大化，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全国为什么错划了那样多右派？我看各级党委都要负一定的责任。‘大跃进’中，许多做具体工作的人盲目地浮夸，将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同志们可以想一想，反右派、大跃进、五九年庐山会议、提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以至错误地开除刘少奇同志的党籍等等，哪一次不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如果中央委员多数都不赞成，各级领导干部都不赞成，毛主席一个人怎么能犯那样大的错误呢？” 对于许多人由于受过打击、坐过牢的干部对毛泽东有愤慨情绪，黄克诚说可以理解，他自己也吃了一些苦头，但是：“不能从我们个人的利害得失、个人的愤慨不平出发 。” 四千人讨论的一些意见也随时送到邓小平那里，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他认为不仅是理论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写过头，会给我们党和国家抹黑：“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还提出， 对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 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 陈云就决议中如何具体写毛泽东的错误问题向起草小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 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集体来说，有责任， 没有坚决斗争。三、毛主席的错误， 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陈云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这种分析， 与早前邓小平的对此问题的认识“如出一辙”， 而陈云的意见对起草小组如何评价毛泽东， 以致总结“文化大革命”影响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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