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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我就起床——10月10日——我从隐蔽所里爬出来，看看有什么动静。这是一个寒风刺骨的早晨。塔格拉山脊较高的山坡，被成片的阳光照亮了；但是我们在低处，当然还很暗；只有中午时分，我们山谷里的大片地方才有阳光。我看不见对面中国哨所有任何动静。好像那天早晨他们全都下山了，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我在厨房为自己泡了一大杯茶，喝了之后，回到自己的“地堡”去盥洗。比吉已经起床，正对着安装在杜鹃花丛上的一面小镜子刮胡须。 大约在6点钟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二拉加普持联队的几股部队，沿着克节朗河南岸向上行军，向第三号桥走去，他们正在去“木桥”的途中，那里是他们的过河点。我对比吉说：“我敢跟你打赌，一旦他们开始过河，马上就被射击。”这只增加他的郁闷，所以我不再继续说下去。我不是在开玩笑：我从节骨眼里感到危险。 我盥洗完毕，正在犹豫不定，是不是匆匆洗个澡。这时，大约是上午9点钟，听到河谷对面密集的枪声。我们沿着陡坡向上跑，站到制高点上；但是未发现对面山坡上有任何的行动。枪声继续在响，既有自动步枪声，也有步枪声，间或还有迫击炮的连发射击。然后，在天空线下中国阵地的较高处，我们看见中国的野战炮，正从他们伪装的隐蔽处拉到外面来。仍然看不见僧崇的空旷地附近较低的山坡上有任何动静。我们争辩着，为了看得更清楚些，是否应该爬到更高的地方去。但是。爬了几个山坡之后，放弃丁这个打算：森林太密，无法看见。 中国人没有开火，但是我们清楚地看见川流不息的中国部队沿着天空山顶轮廓线向下移动。离这么远看，他们好象成行的蚂蚁爬下蚁冢。我们看见他们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至少有两三干人，当他们到达树林的边沿时，就看不见了。 印教授：在中印边界退避三舍是毛主席战略之举 达尔维发出一道“固守”的命令。我们看见我们的部队蹲在“围墙”中，隐藏在他们的武器后面。他们用武器作为隐蔽，从山谷对面较低的山坡就看不见他们。在这里，我们还看不见有任何行动，但是中国部队一定在黎明前就坚守在阵地上。 我预计中国可能随时过河来袭击，但是他们从未这样做。在大约半小时以后，枪声开始渐惭地消失；然后是完全的寂静。这是出人意料的：在那次激战中，僧崇的部队在二、二十分钟之内，弹药就用完了——我们在各处的战斗潜力都是如此。 同时，达尔维收到僧崇通过第九旁遮普联队指挥哨所发来的电报。无线电的初步报告说，受到了大约600中国人的沉重打击。我们得知，第一次冲击被打退了，使敌人遭受“重大的伤亡”；但是后来的攻击来自不同的方向，并有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掩护。然后，乔杜里发来呼吁电，要求从我们的主阵地给予机枪和迫击炮的支援。 关于如何对待要求支援的呼吁，是应该稍加说明的：战后调查委员会成立之后，对此曾有许多指责。所以，我必须说明，达尔维对于呼吁要求机枪支援，是不便作出反应的。 达尔维的驻地是山谷的上坡，在第四号桥，显然从那里他能够看见当时的某些作战情况。米斯拉中校已经转达了僧崇哨所关于支援火力的要求，并且加上他自己的紧急要求。甚至部署在第四号桥周围地区的武装部队，也恳求达尔维批准他们开火；显然达尔维觉得，就他所负的责任来说，是不能发布这种命令的。 我可以保证，用我们沿河一线的武器，绝对没有支持僧崇的可能。如果从我们的驻地开火，只能是一种感情上的姿态，而不是战术上有利的行动。这首先是因为僧崇哨所远在左边，高高地在我们的上面，直线距离有1500多码，没有看得清的目标。我们的武器安装位置，不是瞄准山上的，机枪手和迫击炮手都未进行过定位或其他预备措施；而且他们只有有限的弹药供应。无论如何，向对面上坡漫无目标地进行射击，是毫无意义的，是达不到任何战术目的的，相反很可能促使中国决定沿河向我们暴露的阵地开炮。达尔维决定不从河岸阵地开火是有充分理由的。 印教授：在中印边界退避三舍是毛主席战略之举 直到那天很晚的时候，在考尔和我已经离开扯冬之后，僧崇的幸存者开始慢慢地走回来；也只有到那时，关于这次行动的一个比较完全的景象，才能描绘出来。 看来，情况是这样。乔杜里少校在10月9-10日的夜间，发现有大批部队朝着他的哨所走来的迹象，他就派一个班到远处的山坡上，进入一个隐蔽的阵地，从那里可向他的哨所发出纵射火力。中国人显然没有觉察到这一诡计，所以当他们在10日黎明攻击僧崇时，他们遭到轻机枪交叉火力的射击，遭受严重的伤亡。(据他们自己宣布，他们有一百人死亡，但我对这个数字是有怀疑的。他们可能是加以夸大，以便通过他们的宣传网，把这一事件作为宣战的理由。) 不论确切的数字是多少，这一仗肯定是出其不意的；但是他们很快重整队伍，并并从不同的方向攻击旁遮普联队的两个阵地。因为旁遮普联队的两个阵地的守军弹药用完了，战斗只能结束了。此后，由于印军完全失去了抵抗力，中国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然而，应该公平地给他们以评价，实际上他们未用刺刀向我们无能为力的部队冲击，也没有不分青红皂白的任意乱杀。按照生还者的叙述，他们允许战败的驻军光荣地撤退，并且带回他们的武器和死者。旁遮普联队的士兵死亡6人，受伤11人，连长乔杜里少校本人也是伤员之一。他甚至在重伤的情况下，还继续鼓励他的部队，并且指挥他们战斗，直到他们的子弹打光为止。 虽然当时我们不知道那次战斗的全部细节，但是无可怀疑，中国人是严肃认真的，比吉脸上表现不知所措的样子，显然不能相信，一场小型战争已经在他的眼前点燃起来了。因为，肉眼可以看得见，越来越多的中国部队沿塔格拉山坡向下调动；最后比吉接受了这一事实，即如果我们企图越过事实上的边界——克节朗河，至少在这条战线上，敌人将会作出强烈的反应。 在射击停止之后不多久，达尔维离开他的第四号桥的指挥哨所来见我们。他问我，究竟我们是否应该停止派遣第二拉加普特联队过河并且爬上塔格拉山脊的计划。当我转问比吉的时候，他同意，应该撤消这一行动，而且说：“此事由达尔维处理，我要同你讨论问题”。 印教授：在中印边界退避三舍是毛主席战略之举 我应特别提到这一点，因为有人有意损害考尔将军的名誉，暗示说，气球刚上去，情况一紧张，他马上就把战斗任务移交达尔维而推卸自己的责任。这是不公平的：在许多问题上，很多的罪责可以推到比吉身上，但是不能说，在危机关头他向后逃跑。事实是，有一个小时左右，他真的吓得目瞪口呆，思想紊乱了。德里所提出的关于中国的和平意图的理论，考尔(如同德里的其他人)不仅接受了，而且热心支持；所有这些珍贵的理论都在他的眼前突然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比吉继续不断地说，他们必须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现在他亲自看见了中国在塔格拉山坡建立的军事力量。他们仍然在那里，不再掩盖他们的行动，他们从高山上川流不息地奔下山来。 达尔维和我趁机向考尔做工作，说明他现在有必要径直赶回德里，去见当权的要人，向他们汇报克节朗河上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真实情况。当时，这一点是明显的，那天上午，中国人不会过河进攻：随着我们的僧崇哨所撤退到河岸线，引起那次遭遇战的近因已成过去。所以比吉没有必要坚持留在那里了。他犹豫了片刻，然后接受了我们的建议；他和他的参谋立即回去。他向东部军区发回一份长电，描述所发生的情况，并且要求批准他立即飞回德里，向陆军总部和印度政府汇报“新的突然发生的严重情况”。 这时候，我又向比吉恳切地说，有必要把部队从暴露的沿河岸阵地撤到哈东山脊。我说，不能排除在今后几天内，中国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已经看见了他们的兵力，并且断定了他们的意向。沿克节朗河的阵地是暴露的、易受攻击的；我们能以固守而防止进攻的唯一希望是占据更高的具有战术有利地位的阵地。曾有一度我几乎说服了他，命令部队撤回到哈东山口，但是最后他又反对这一设想。他说：“我无权发布这种后撤的命令，我将回德里试图说服陆军总部下令，撤到我们后面的高地。然而，目前我要做的是由我自己承担作出书面决定的责任。我知道你对此有多么强烈的反感，因此我将给你一个坚守阵地的书面命令。” 那是比吉典型的作风。他坐在一块岩石上，在一个电报本上写了一道命令，大意是第七旅将继续固守现在的沿克节朗河的阵地，以待进一步的命令。然后，我们在阿萨姆步枪队的“免费食堂”匆匆吃了饭，并且卷起了我们的毯子。 最初，我本来决定继续留在扯冬哨所，直到比吉抵达提斯浦尔，那时我才回吉米塘我的“战术指挥部”。然而，比吉坚持我和他同行，一直回到伦坡，因为他有很多事要在路上和我讨论。这样，集合了我们的随行人员，将近中午以前，准备就绪，便动身去第一号桥。 在动身之前，比吉、达尔维和我又举行了一次短促的会议，对敌人的兵力和可能的意图，准确地作出我们共同的估计，是为了向德里反映情况，使今后对此不会再有怀疑。我们一致同意： 中国在塔格拉前沿山坡上的兵力不少于一个营，这个师的其余部分可能紧跟在后面；我方如果再采取渡过克节朗河的任何行动，中国定会作出强烈的反应。此外，如果他们作出反应，他们以后的军事行动不一定限于克节朗河一线；第七旅在战术上和供应上都处于最危险的地位，必须不加迟延地把它从暴露的沿河线上解脱出来。 结果，在比吉的随员中，只有拉加瓦德同我们走回来。自从上次长途跋涉以后，卡·卡·辛格的身体还没有恢复过来，他要求再休息一两天，使体质强健一些；我们竟然没有想起奈尔，他一定躺在色基姆和扯冬之间的某地；我那可怜的二号参谋纳林德尔患肺水肿卧床不起，正等待后撤(他在病愈恢复以后，后来参加第四军军部工作)。其余同行的人员还有我的副官哈里·普拉卡希上尉和两个青年参谋。 刚过上午11时，我们离开扯冬哨所，大约在下午3点钟到了第一号桥。比吉为了赶路，不愿意在第一号桥停下稍事休息，因为那里天黑得很早。所以，我们不等吃晚饭就动身爬山到哈东山口去。 比吉告诉我，他感觉身体颇好，但是我还是坚持让脚夫轮流背他。这样的安排证明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刚爬了还不到几百英尺，他就说呼吸越来越困难了。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与之俱来的是印度—西藏高地的秋寒，比吉情况不好，呼吸非常吃力。我们每隔15分钟左右就停下来，让他从氧气筒里吸两分钟的氧，使他精力略微恢复，我们再开始爬山。 大概到晚上8点钟时，在我们去哈东山口约一半路的途中，到达一个放牧人的小茅屋，比吉开始说，他的胸部疼痛．呼吸极端困难。他进到小茅屋的隐蔽处就倒下了，说他必须休息一会，才能继续前进。我为他非常担心，并派我的副官哈里·普拉卡希回到第一号桥营地去请军医。 大概到夜间11点钟，普拉卡希同医生一道来了。比吉仍在挣扎着，呼吸困难，并且不断地吸氧。医生用听诊器仔细检查之后，坚决地建议立即抬他下到较低的高地去。听起来情况很不好，同时我意识到，把他背回到第一号桥，就意味着有相当一段时间得不到专家的医疗照顾。于是我同比吉商量，他也同意了，最好由我们在当夜把他背过哈东山口，送到色甚姆，那里有一架直升飞机，正在等候他，这样从色基姆飞出去。 比吉要求多休息一会再动身。医生给他打了镇静剂，他时醒时睡地大约休息了三、四小时，而我们在茅屋里披上毯子，大家挤成一团，照顾着他。大概到了半夜三点钟，天还没见亮，我们就把他背起来，又开始爬山了。 我回忆起来，就像是一次恶梦般的旅行，在漆黑的夜间，我们每走几百码就停下来给比吉输氧。他是明显地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但是不叫苦。幸好，我们一过了山口，刚开始下山，他就觉得好多了。事实上，稍微过了一会，他就坚持要自己走路；于是我们把他放下来，尽我们的力量扶着他下山 11日上午11点钟，我们蹒跚地走到色基姆的机场。一架贝尔型直升飞机在等候他，他要立即起飞去提斯捕尔。我想，他如果不撤离，再过一两小时又会垮下来。在他离去之后，我从色基姆下山，抄近路到了吉米塘。 那天的其余时间，我在吉米塘度过。我估计前线上另一危机地点，主要是棒山口的形势。如前所述，我很担心达旺的安全，我要了解卡·辛格旅长是如何用他的特别旅来应付局势的。最后我决定自己去棒山口视察。 12日我乘直升飞机到了棒山口。哨所就设在山口，由阿萨姆步枪队驻守。但是卡·辛格从第一锡克联队派了一个连支援他们；他们驻在山口以内大约一英里的地方。 我爬上一个合适的观察点，从那里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所，像星罗棋布似的，遍布于西藏高原向北延伸的广大平原上。平原覆益着一层大约三到四英寸厚的雪，但是，很明显，中国人可以毫无阻碍的驾车穿过平坦的地面直到棒山口。我们可以远远地看见车辆向勒村行驶。哨所指挥官告诉我，前几天，车辆活动频繁，中国部队明显地在集结。因为有相当一段距离，大约一英里左右，把双方的阵地隔开了，在这一前线还没有发生什么事件。 山口本身是宽的，通过山口的路是相当平坦的。车辆很容易源源通过这一隘口，可以毫不费力地开往达旺。如果中国人用强大的兵力向这一战线进攻，他们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就突破此线。锡克联队带来几挺中型机枪，但是弹药有限——也是大约只够战斗半小时。这一切都非常令人焦心。 下午我回到吉米塘。那时报纸和广播都已发表了在僧崇发生小规模战斗的报道。我从师部听说，他们都未描述局势的真正严重性，也不描述我们的部队沿克节朗河排成一行所处的危境。 同时，在当晚我听到广播说，尼赫鲁先生为了应酬一个不太重要的约会按期去访问锡兰①，在途中尼赫鲁先生公开宣布，他已经命令印度军队“把中国人赶出去”！ 这一声明，就像用一个大棒猛击了我。我很难相信任何负责任的人，更不用说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政治家，竟能公开发表这样一种不负责任的军事行动宣言。不论他想达到另外的什么目的，尼赫鲁的声明如此公布出去，一个肯定的后果，将是我们的秘密计划被泄露了，因而危及我们前线部队的安全。 这一宣言的军事含意和中国可能作出的反应是明显可知的，至少对于在前线上的我们这些人是如此。既然尼赫鲁已经宣布他要发动进攻的意图，那么中国人就不会坐以待攻了。这对所有的人都应该是根治楚的：中国人在高高的塔格拉山脊上很好地建立了坚固的基地，他们由此基地出发，可以很容易地摧毁在克节朗河和娘江河谷的第七旅，然后直取达旺，一直挺进到达旺河。 关于10月10日在克节朗河完全失去防守能力的军事局势，是如何造成的，以及这一事件的确切后果，一直是众说纷坛，甚至以讹传讹。在此，我不惜冒昧重复，愿将有关我们沿克节朗河的部署及事态发展的实际情况，写一概要： 10月4日军区司令森将军断然下了一道命令给我，要调动第七旅去克节朗河一线。我抵制这一命令而只派出侦察部队；理由是，第七旅的主力部队在未得到最低限度的后勤支援以前，不能进行作战的部署。此外，我曾希望能够说服新军长考尔将军，第七旅不应派到克节朗河前方去。 然而，考尔刚一到来，就鲁莽地直接下命令给旅参谋长卡尔班达少校，要调动全旅前往克节朗河——既没有通知，也没有征得旅长或者作为师长的我的同意。 尽管我曾向更高当局促出建议，不要越过扯冬，不要用延长我们建立哨所线的办法，去扩大我们的领土要求，但是我却奉命要提交一个进攻塔格拉的计划。虽然我确实制作了这样一个计划，但是我也明确表示过，以我师当时所具有的后勤资源，是不可能发动这种进攻的。不仅如此，我们一再明确地指出，这类进攻的尝试，会带来深远的后果。我们，是指达尔维、乌姆拉奥、辛格将军和我本人——甚至还有考尔。他在10月6日发出的密电和以后的文电中，也指出过。 看来，考尔已经接到命令，最迟到10月10日，要向塔格拉发动进攻：所以他采取了行动，调派一个营去僧崇。甚至在10月10日发生小现模战斗之后，考尔还不同意解救第七旅，或者让它调回到一个合理的有战术价值的阵地。当时经过各种设想和考虑，都要求必须立即这样做。 考尔自称，他仅仅执行了在他来此以前已经制定好的计划；他即使有意，也无法阻止第九旁遮普联队的一个排去占领僧崇。这是不正确的。 到僧崇去建立一个哨所的责任，完全在考尔。在我以前送交军区司令的计划中，已经十分明确地说明，这一作战行动是我师人力物力所不能完成的。在那些计划中，没有调第七旅到克节朗河的建议，也未建议派遣任何部队去占领僧崇。 现在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希望军长在陆军总部能占上风，说服他们，他们所想象的作战计划，没有相当大的后勤支援，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我开始检查我的指挥系统，因为很清楚，虽然娘江河谷在战术上仍受达尔维的指挥，但由于他坐镇克节朗河前线，已经无力控制娘江河谷的军事行动了。我正期待着第四近卫军联队(原来是作为第九廓尔喀联队的接防部队)随时能够到来——并且期待其他部队也可能来。于是，我着手把第四师的防区分成三个分区。 达旺一线保留原状，由卡·辛格(连同他的第四炮兵旅部)负责保卫棒山口的进路和达旺的防御。在左翼，我计划从第七旅接过第一号桥和第二号桥；留给达尔维的是指挥克节朗河一线，从西部的章勒到第三号桥。 我把第一号桥、第二号桥和娘江河谷入口地区作为一个单独的防区，直接受吉米塘师部管辖。我发出命令叫第四近卫军联队到达之后，去接防第九旁遮普联队的第一号桥和第二号桥，让后者参加在扯冬的第七号桥防区。伦按和哈东山口划入中部防区，在师部的指挥之下。 我把通讯队的第二号指挥拉姆·辛格少校召来，并指示他向他的指挥官迪瓦里中校(他在提斯浦尔我的后方指挥部)发一电报，教他飞到克节朗河和娘江河地区。他的任务是作一次通信联络部署的侦察，以便把我的前线部队按计划加以分区整编。(迪瓦里刚刚完成克节朗河谷的侦察，正在归论中，发生了意外，打断丁他的使命，而且他被中国人俘虏了。) (节选自《共和国对外战争记录》) 1962年10月12日，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喷火连正在距新疆喀什营房30里外搞秋收。当时我是四师司令部防化参谋，到该连帮助工作。下午3时，突然接到立即返营，连夜开赴喀喇昆仑边境，进行自卫反击战的命令。回营后，连队、机关进行紧张的备战工作：政治动员、战斗编组、检查设备、补充给养。晚上10时师直所有加强分队在操场整队，按时出发。当晚星夜乘车行军，路经英吉沙、莎车，直抵昆仑山下的叶城013日晨即向昆仑山开进。从叶城开出不远，直插云霄的昆仑山就出现在眼前。从山下仰首望去，看到汽车像小甲虫一样在白云缭绕的高山上爬行。有的战士说，我们的车怎能开得上?坡是那样陡，道是那样险，有些地方，本已到了山穷水尽，硬是从悬崖绝壁中劈石开路！战士们屏息着呼吸，经过两个多小时行驶，终于爬了上去。那真是“登上昆仑山，离天三尺三，老鹰脚下转，人在白云间。”部队爬雪峰。越戈壁。翻大板，行驶了两夭两夜，分别到达加勒万河和红山头边界战区，那里海拔多在4200米至5200米之间，气温常在一25--4090。我们乘车行驶了两天，未见到过一个老百姓，那里是冰雪的世界，生命的禁区，气候严寒，地面光秃，堪称是“天上无飞鸟，地里不长草，六月下大雪，终年穿棉袄”。在与自然环境的斗争中，更难承受的是高山反应。 由于高原空气稀薄、缺氧，部队刚到时，一个个像着了魔似的都睡倒了，帐篷里只听到哗哗的呕吐声。有的战士行走得撑拐棍，解小手时昏倒在地的也常有。到战区第一顿饭，36个人都吃不完六斤米饭，后来我们号召党团员带头，提出了能吃一个馒头的及格，吃两个良好，吃三个为优秀。吃饭也要做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这还是第一次遇到。当时我们非常担心，像这样下去怎么能打仗?尽管这样，战士们一听到打仗，一个个都掀开了被子，从床上跃起举起拳头要求参战，因为战士们懂得，这是保卫我们伟大祖国领土的安全、扬我国威、振我军威的时候，一定要克服高原地区给我们带来的困难，坚决消灭入侵之敌。看到战士们争先恐后积极求战的情景，我们不禁由衷地赞叹：这就是我们的战士，这就是我们人民军队本质的体现！这次自卫反击战，参战部队除部分守卡分队外，主要有陆军第四师十团三营、十一团三营、75加农炮连、师直高射机枪连、工兵分队与喷火连两个排，共约一个加强团兵力。主要任务是负责清除北起喀喇昆仑山、南至西藏阿里西段入侵之印军。自卫反击第一仗，喷火连一排配属十一团三营，主要消灭红山头、天文点入侵之敌。二排和我配属十团三营，消灭加勒万河谷之敌。 10月19日下午，当我们徒步前往八连时，途中距敌堡也只有200多米，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五成群耀武扬威的印军。在攻打加勒万河谷南、北两侧的入侵印军据点时，兵分两路一部从河谷北侧左翼插入印军前沿，向前推进；另一部从河谷南侧左翼发起进攻。 10月20日拂晓前两个多小时，我们和八连在距敌堡200多米处，占领冲击出发阵地。由于接敌较近，且是砂石土质，不便土工作业，只有利用地形作隐蔽。深夜在一2090的寒风中蹲两个小时，是多么难熬。进入阵地后，要不间断地和战士谈心，除了明确各自的前进路线、攻击目标与互相协同外，更重要的是做思想政治工作，激发战士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荣誉感，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20日8时25分(新疆时间是6时20分)三发信号弹腾空而起，照亮了静静的群山，总攻开始了。此时，震耳欲聋的炮弹密集落在印军阵地上，特别是用作平射的高射机枪曳光弹，在夜色中像流星一样，直向敌堡射去，甚为壮观。巧分钟炮火准备完毕，我身旁的年轻号兵，吹响了僚亮而急促的冲锋号，战士们似离弦之箭向敌军阵地冲去。 在前进中，部队除了避开敌机枪外，根本不顾敌单发步枪射击，士气非常高涨。当接近敌堡时，印军明堡、暗堡火力猛烈向我射击，一时部队前进受阻，两名喷火兵在我步兵掩护下，利用夜暗接近敌堡约30米处进行喷射，一条条火龙向敌堡枪眼钻去；烈火烧身的敌军，急得丢掉武器，跑出碉堡在地上乱滚。只一个小时的战斗，一个不漏的全歼了加勒万河谷之敌。 我军占领阵地不久。印机尚前来空投物资与食品，盘旋了两圈，见势不妙，方调头飞跑。在当夭同一时间，喷火连一排配属十一团三营攻打红山头与天文点之敌，二等功臣、副排长张虎生表现得非常勇敢。在拔除天文点敌群堡战斗中，敌机枪火力文叉向我猛烈射击，他在部队受到伤亡、步兵指挥员焦急万分的情况下，背着喷火器，迎着枪林弹雨机智勇敢地接近敌堡，一举消灭了敌机枪火力点，当场博得了步兵官兵叫好。三营领导提出要给喷火兵请功。 红山头是西段反击战的主要方向。该地是印军的重要枢纽。印军构筑了16个地堡，5个地下室工事，组成两层火力阵地。在20日与加勒万河同一战斗时间，部队从印军侧后西、南两个方向同时进行反击。一部分从正面徉攻，一部分从侧面直插红山头主峰，另一部分直捣印军平台阵地。当部队进至平台时，敌火力疯狂向我射击，几次欲进不能。喷火连一排二等功臣何如亮，机智灵活，勇猛顽强。在部队众目注视之下，他背着喷火器低姿葡甸前进接敌，在我机枪压制敌火力的一瞬，立即架枪喷火，将敌堡消灭，给部队拔除了前进中的钉子，得到干部战士的赞扬。经一个多小时的战斗，驱除了入侵印军，夺取了红山头主峰。前来增援的印军眼看大势已去，只得半途回撤。 战后我向前指汇报时，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徐国贤与四师副师长王洪杰称赞说。喷火器既震慑了敌人，又能鼓舞我军士气，夜间作战看到哪里喷火，就知道我们部队前进到哪里。印军被俘人员说：“一见到你们喷火器的火龙，我们心里就非常害怕”。 为了彻底清除入侵印军据点，我们又立即南下西藏巴勒加斯、阿里等地，到达巴勒加斯时，是晚上10点左右，准备夜战，和步兵摸到敌营地，出其不意地用喷火器烧杀印军。后到敌据点侦察，只见敌住地前拴有一匹马做伪装，印军早已闻风丧胆逃跑。 另有一个晚上，所有兵种都要去搬运炮弹，为了不被印军发现，部队沿着一条冰沟行走，而且还要趟过一条齐腰深的急流，距离约有几里，往返多次，累不可支。喷火连有一姓潘的战士累得躺睡在河水里，喊他也不答话，我和两名战士将他扶到岸上他才慢慢苏醒过来。 寒冬山区之夜，-30℃。运完炮弹，战士们棉裤、毛鞋和腿脚冻结在一起。如用火烤，皮肉就会离开。后来只有和着鞋裤睡觉，用体温将冰块溶化，方能脱下。试想，能经受昆仑山上那样的苦，人世间还有什么苦不能吃呢?一次，总参有位部长在边界看到战士如此艰苦，不禁潜然泪下。几十年来，我也常以此作对照，汲取了无穷的力量。 接着我们又直下西藏阿里，它是中印边境东段与西段的连接处，那里海拔5000多米，-40℃，气候奇寒，一年只刮一场风，从年初刮到年终。在进军阿里途中。很多地方没有明显的道路与方位物，容易迷失方向。从军事地图标号上看是一个大圆点，往往误认为是个较大的城镇，可到了现场，只是一个用石块叠起来的羊圈，连老百姓都没见一个。所以，在西线作战，使用军事地图也很容易迷失方向。 根据“快上快打快下”的原则，前指令喷火连一、二排配属十团三营与十一团三营，于11月18日清除班公湖(班公洛)地区之敌，我和二排参加十团三营拔“16“号据点这个硬钉子。23日夕阳西下时分，我们到了班公湖，一眼望去，在白雪皑皑的高原上，有一个望不到边的平湖。从军事地图上看，大半属于我国，小部分归于印方。那里有舟船汽艇，不过都是我边防战士巡逻用的。晚风吹过，水波粼粼，显得特别清凉。我和二排副排长卢荣湖在湖旁取水，边做饭边烤火，湖畔风很大，那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卢荣湖一面拨弄着灶里的柴火，一面对我说：“明天打‘16’号据点一定是场恶仗，我已做好准备。我没有什么牵挂的，只是有个未婚妻，如有万一，代我去个信告诉她就是了。只要人民需要，我没有说的。”过一会，四班长潘自兴把我叫到一旁，讲的也是类似的话：“我从小失去父母，‘有个姐姐，我是姐姐带大的，她很喜欢我。明天这仗如有个什么，请将我留在连队里的那包衣物寄给她，别的没什么了。”这些和我朝夕相处的战友。不单是向我表述为国捐躯的壮志，而且是向祖国与人民保证，当祖国与人民需要时，他们会献出自己的一切。 班公湖这一仗，的确是一场恶战。特别是“16”号据点，那里印军设防时间长，工事坚固，碉堡成群，且布有百米纵深雷区，易守难攻。为此，我们连夜向敌“16“号据点出发，为了避免被敌发现，一律闭灯沿着湖边行驶。道路狭窄难行，一边是山，一边是深湖，此时此地，哪能顾得个人安危?一切交给驾驶员就是了。距敌阵地不远，部队改为徒步行军，翻过冰大坂，从敌侧后方运动。深夜时分，寒风像潮水似的一浪接一浪迎面吹来，身上仿佛没有穿衣一样。遇到风雪大时，只好弯下腰来侧身行走，帽子和武器结着冰凌，走一会又得将冰凌敲掉。中途，有一姓黄的四川战士害雪盲，我们将他安置在一块大石后面，当战斗结束返回找他时，见他双脚已冻坏，十指肿胀亮得像马奶葡萄，随即送他去医院，真是令人心痛。 11月18日拂晚，战斗打响，印军火力猛烈向我射击，冲击时先头人员误入雷区，被迫停下。由于工兵分队携带的爆破筒有限，很难完成开辟100米纵深雷区的任务，在这紧急关头，全军闻名的滚雷英雄罗光燮就是在这次作业中，当左腿、右臂被炸断后，仍坚持用自己身躯去滚雷，为部队开辟道路的。当时，敌地堡群拼命向我冲击分队射击。喷火连二排四班长潘自兴看到这种情况，背着喷火器立即跃进接敌，前进中头部中弹牺牲。副排长卢荣湖见状，马上前往接过四班长的喷火器，向敌人的机枪眼喷去，敌堡立即燃成一团熊熊烈火。当他继续奔向敌人另一火力点喷火时，不幸中弹牺牲。战士崔相明为了给战友报仇，踏着副排长的血迹从侧面绕道，上去喷火，终于摧毁了拦路敌堡。部队就是这样前仆后继、英勇顽强，恶战了两个多小时，清除了入侵之敌，夺取了阵地。印军在仓惶逃跑时，竟将他们据点附近机场的物资与汽油纵火烧掉，可见他们是何等的恐嗅与狼狈了。整个班公湖战斗，喷火连立一等功一人，二等功四人，一排荣获集体三等功。共牺牲干部战士四人，其中有连长潘盈傅，一等功臣卢荣湖，二等功臣潘自兴、崔相明。 这次自卫反击作战，从1962年10月20日至11月18日，打了约一个月。我们部队在600多公里的边防线上，从加勒万河到红山头，从班公湖到西藏阿里，转战千余里。我们在中央军委正确作战方针的指导下，在各族人民的支援下，翻雪山、爬大坂、涉冰河，战胜了高山缺氧、风雪严寒造成的重重困难，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刀山敢上、雷池敢越、无坚不摧、所向无敌，清除了印军在西线中国境内设置的40多个据点，取得了自卫反击战的重大胜利，大大扬了国威，振了军威，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赞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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