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日期：2018-10-09 10:54:12|2018-10-09 10:54:12　来源：新湘评论

　　新湘评论 2018-10-09 08：27：00

　　1957年3月17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杭州。在途中的天津、济南、南京、上海，他4天内接连发表了4场演讲，主题都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毛泽东看来，这个他在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问题，已是“提起一切工作的纲”，必须唤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为此，他戏称自己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到处讲一点”，特别是形势与任务的转变、人民闹事如何处理、双百方针、党的整风等存在争议或误区的问题。

　　在南京、上海的演讲提纲中，毛泽东将需要重点阐述的问题及对策一一列出，并在收笔处写道：“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这段结语，尤其是最后一句，可以说是毛泽东全部演讲的点睛之笔，表达了他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思考，反映出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构想，寄托着他对人人向往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期待。

　　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是鸦片战争后几代中国人前赴后继的追求，也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已明确的奋斗目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描述了新中国的光明前景：“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在革命胜利前夕，他告诫自己的战友，进城是“赶考”，唯有继续艰苦奋斗，并学会搞建设的新本领，才能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向世人证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烂摊子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励精图治，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进而又卓有成效地领导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短短几年时间里，千疮百孔的中国呈现出一派万象更新、欣欣向荣的局面。一项项大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投入使用，一批批工矿企业的建成投产，一条条交通大动脉的竣工通车，奠定了现代化建设的初步基础，结束了我们只“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的历史。象征着国家力量的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纷纷有了中国造，让人民群众对“强大”越来越有信心。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宣告中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门槛，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社会主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句当时流行的口头禅，讲出了老百姓的质朴愿望，也表达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向往。毛泽东则一如既往地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习惯于以诗言志的毛泽东，将自己对国家繁荣富强的渴望，化成了这样的诗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种只争朝夕的理想与激情，成为中国人在民族复兴道路上的强大动力。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会存在差距。从1956年冬到1957年春，一些看似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在如火如荼的经济建设中层出不穷、日益突出：一些农村发生农民闹社、退社风潮；一些学生、工人、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等方面遇到困难，发生了少数人闹事的现象；社会上对政府的批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这给沉浸在欢喜之中的干部群众浇了一盆凉水，使他们不禁发出疑问：进入社会主义了，怎么还会有如此多的矛盾呢？出现了这些矛盾，还算不算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毛泽东给出了这些疑问的答案。他明确指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仍然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但是，我们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群众闹事不同于水火不容的敌我矛盾，而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他还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得不到解决，问题在于党和政府的干部思想上缺乏准备，要么不知所措，陷于被动，要么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企图采用对待阶级斗争的粗暴方法来进行压服。有鉴于此，毛泽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升到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位置，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既要使国家强大，又要使人感到可亲。

　　那么，毛泽东所说的“可亲”，具体表现在哪里呢？换言之，社会主义怎样才能使人感到可亲呢？翻阅毛泽东的著述，以下几个他在南下演讲中重点阐述的问题，是经常提到、一以贯之的。

　　首要一点是，必须认识到革命和建设的不同。革命是打天下，建设是治天下。二者任务不同，方法也就不同。对此，古人已有分析。《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大概意思是说，陆贾时常劝告汉高祖刘邦，不能用打天下的方法来治天下，对老百姓要采取柔和之策。熟读史书的毛泽东，自然深谙此理。

　　在沿途演讲中，毛泽东反复强调：“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但是，“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办法不行了。”有个同志跟他讲：“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毛泽东立即批评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才行。”“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敌人是不和你讲理的，你跟他讲理他不听，他只讲力。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

　　所谓以理服人，就是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坚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种局面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使人可亲的写照，更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的前提条件。

　　其次一点是，要朝着“使人可亲”的设想，把通过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总方针在各领域具体化。毛泽东多次说，在思想领域，“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在经济工作中，要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在科学文化领域，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艺术实践去解决问题，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上，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在民族问题上，要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方针，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等等。所有这些原则和方法，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得出的有针对性的方针政策，为建设一个可亲的社会主义社会指明了方向。

　　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永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演讲中，毛泽东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并认为官僚主义“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显然，不扫除在中国为害数千年的官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也难以使人可亲。为此，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要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的观点，不仅要以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体现群众的意愿，为群众谋利益，而且要把这种群众观点内化为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他语重心长地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所以，“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不难发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可亲”与“强大”辩证关系的认识，与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内在统一、紧密联系的。比如，在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他就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在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为了“强大”，就必须团结全体人民；为了团结全体人民，就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采取治天下之方法，让社会主义使人可亲。

　　遗憾的是，上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尚未有效地付诸于实践，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接踵而至，毛泽东又提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最终酿成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这就导致成千上万的人迷失或遭殃于频繁的运动之中，长期没有感受到社会主义的“可亲”。而没有“可亲”的感情基础，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就难以实现。如此这般，“强大”又何从谈起？

　　历史总是这样复杂而无情。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提出了一系列正确方针和原则，可惜很多未能坚持下去。邓小平后来曾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无疑，邓小平的这个论断是对毛泽东提出和强调但最后没能实现的“建设一个强大而又使人可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构想的最好注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大潮中，在“二十年翻两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样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城市乡村焕发出勃勃生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景象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在神州大地。影视歌舞、琴棋书画、花鸟虫鱼、运动健身等等，这些过去不敢想象或无暇顾及的“堂前燕”，纷纷飞入寻常百姓家，让人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社会主义的可亲可爱。

　　“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社会主义的可亲，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春天的温暖气息，也敲动了人们憧憬未来而激动的心。十几亿人民满怀热情和期望，犹如一朵朵浪花汇入改革开放的浩荡潮流，从而形成锐不可挡之势，推动中国这艘巨轮快速前进，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回首走过的路，人们发现，在欢歌笑语中，也可以一步步走向“强大”，甚至走得更快。

　　中国有句古话：“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普通群众所憧憬的社会主义，正是如此。他们或许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说不出个一二三四，但眼睛是雪亮的，心里是有数的。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在理论缜密的书本中，在悠扬动听的歌声中，在波澜壮阔的画卷中，更在平平常常、点点滴滴、可感可知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今天，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的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要继续保持“强大”与“可亲”的良性互动，使社会主义中国更加强大，更加可亲。

　　（作者：毛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