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余部的悲壮历程

日期：2018-11-19 11:30:28|2018-11-19 11:30:28

　　文章摘自：党史文汇，作者：陈金荣。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937 年3 月14 日夕阳西下时分，肃南县康乐乡石窝山，西路军总部和第九军剩下的部分同志，在三十军二六八团掩护下，集中到了石窝山头，举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会议作出三项决定：第一，将现有3000 多人就地分散游击，保存力量，待刘伯承率领的援西军渡过黄河以后，再去会合；第二、陈昌浩和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延安向党中央汇报；第三，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8 人组成。李先念负责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新编成的三个支队是：王树声、朱良才率九军剩下的300 多步兵和100 多骑兵为右支队，约500 人，到右翼大山打游击；毕占云、张荣率特务团一部、伤病员、妇女团余部及总部干部为一个支队，就地坚持游击战；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率三十军千余人为左支队，到左翼大山打游击。西路军工委会随左支队行动。

　　血染红旗飘祁连

　　左支队已经出发了，右支队全体指战员也整装待发。王树声、孙玉清、杜义德带领交通队走在前面，朱良才和方强走在队末收容伤员。李聚奎和徐太先在路边等电台。

　　黎明即将到来。白天是敌人的世界，王树声命令大家全部上山。王树声登上山顶，想寻找自己的队伍，却看到敌人的骑兵在山径路上追了上来。他急忙率领20 余人跑下山去，翻过另一座山头，摆脱了敌人的追击。挨到傍晚，李聚奎、朱良才、徐太先、方强集合部队下山，清点人数时发现又少了一个连，他们率领三个连200 多人，跑到了康隆寺山上。敌人的骑兵发现了他们，飞马追赶过来，把200 多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冲散了。

　　天色灰暗，马家军鸣锣收兵。李聚奎他们从各自的躲藏处走出来，向山下走去，沿途又收拢了200 多人。他们带着这支拼凑起来的部队掉头向西，循着三十军的脚印追了一天，三十军的脚印消失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马蹄印，把大路小径踩得稀烂。这显然是马家军追赶三十军留下的痕迹，他们掉转头，带领部队又转回到康隆寺，打算就地打游击。可是还没等他们喘过气来，马家军又冲过来了，压缩了包围圈，小股兜剿，他们几次被敌人冲散，只剩李聚奎、朱良才、徐太先、方强和十几名通讯员，右支队不存在了，交通队不存在了，就地游击的打算成了泡影，遂决定分散下山，渡过黄河回陕北去。

　　干部支队战祁连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由西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长曾日三，总部五局侦察科长毕占云组织干部游击支队，就地打游击。干部游击支队成立了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是曾日三，副主席兼支队长是毕占云，委员有张琴秋、欧阳毅、刘瑞龙、张然和等。军、师干部就有好几个，精英成堆，要是去开辟根据地，扩大武装，几个军的队伍很快就可以拉起来。可是眼下却是蛟龙困浅滩，这么多的高级干部集中在一起，能供他们指挥的只有一个不满员的步兵连。

　　当天晚上，敌人一个团的兵力包围了干部游击支队。曾日三、毕占云率领支队仓促应战，抵挡了一阵，终因寡不敌众，溃败了。毕占云率领几个侦察员与张然和冲了出来，其余同志，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虏。他们下了山，朝北走，遇到一条小冰河。冰面皎洁，脚印清晰可辨，为了迷惑敌人，他们掉过头来倒着行走，在冰面上留下一行行迷惑敌人的脚印。过了河，他们叩开一户牧人的帐篷，想讨点吃的，帐篷里住着一家三口人，一对夫妻和一个孩子，像是藏民。女的很热情，拿出糌粑和羊肉给他们吃。张然和给了她一点珊瑚、玛瑙作为酬谢，女主人喜出望外。张然和是爪哇人，个子矮、脸黑，很像藏民，他利用长相的优势与牧民套近乎，为游击支队的队员争得了一点吃喝和短暂的安全。

　　天亮了，敌人追来了，毕占云带着侦察员先走。欧阳毅与张然和的脚被冻坏了，跑不动，在牧民的指点下，躲在后山上。不久，敌人也进了帐篷，他们看见女主人从帐篷里出来，把敌人支到另一条路上走了。他俩走下山后，谢过牧民夫妇的救命之恩，在祁连山里过起了“野人”生活。

　　面对敌顽显肝胆

　　左支队的1000 多人，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拉着骨瘦如柴的战马，翻山越岭，迤逦前进，马家军跟踪追击。为了摆脱追兵，他们安排战士在队伍后面扫雪．把部队走过的脚印扫平。两天之后，虽然敌人被甩在了后面，但左支队的困难也更加严重了。

　　吃粮有困难，穿衣也有困难，最困难的是想不出用什么办法照顾伤病员。不少同志手和脚冻坏了，伤口溃烂，成天流脓流水，但是没有药，没有纱布，无法治疗护理。

　　第三天，部队到达干涸的柴沟河边，程世才命令部队原地休息，并和李先念、李天焕去探望熊厚发。这时，天阴得厉害，山谷里笼罩着灰蒙蒙的雾气。三十军副军长、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躺在担架上，两颊已经塌陷下去，痛苦得半闭着眼，左臂受伤，用布条挂在脖子上，衣袖满是血污，熊厚发一看到几位首长，还想挣扎着坐起来，李先念连忙把他按住。熊厚发痛苦地说：“首长，伤口痛得厉害……我要是再走，就得死在路上……个人死了没有什么，给部队增加多少累赘……首长，部队要赶快往前走，把我放在这里吧！” 熊厚发休息了几次才说完这些话。听到这里，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心如刀割，四位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抱头痛哭。他们一起度过了多少个生生死死的战斗岁月，怎么忍心把厚发扔下呢?

　　熊厚发一再地说：“这里太危险，部队要赶快走！”为了全军的利益，最后军首长决定，让熊厚发住在附近一个突出的石崖底下，给他留下一包盐洗伤口，留下一个排在附近打游击，同时掩护熊厚发。就要分手了，李先念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熊厚发眼睛里放射着坚毅的光彩，说：“政委，给我留下一封介绍信吧！ 有了它，将来回到陕甘宁，我还是个共产党员！ 我好继续为党工作……请党放心吧，我就是死了，这是为革命，毫不惋惜！”熊厚发留下后，程世才他们立即收拢失散的红军战士60 余名，连同留下的一个排，总人数约100 余人。他们烧毁了不能带走的文件，掩埋了冻死在山沟里的伤员，坚持在祁连山中打游击。1937 年3 月22 日，熊厚发和他带领的战士们在祁连南山草岭大坂的大山根石崖边，同敌搜山的马忠义部遭遇。熊厚发指挥红军战士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终因众寡悬殊，红军战士大部分牺牲，熊厚发的头部又负重伤，最后，他和五六名红军战士被敌人包围。马忠义迫令熊厚发投降，遭到熊厚发的严厉怒斥和痛骂。凶残的敌人用机枪向熊厚发和围拢在周围的战士们射击，熊厚发和战士们倒在了血泊中。

　　战友情深暖雪峰

　　左支队继续西进，翻过一座座高山，穿过一条条深谷，登上了海拔5000 多米的雪山高原。开始，红军还可以碰到一些蒙古包，向牧民买到牛羊肉、青稞等东西吃。后来，敌人想困死红军，下令封山，把老百姓全部赶走了。红军接连几天找不到一个向导，只有靠指南针走路。找不到粮食和炊具，就用牛马粪烧野羊肉，用刺刀当菜刀，用脸盆作锅，用擦拭枪膛的通条串了野羊肉在火上烤来吃。

　　没有盐吃，更是难以忍受的折磨。长久以来的淡食，同志们的脸发黄浮肿了。就在此时，警卫班副班长从乌黑油腻的小荷包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了几层包扎得严严实实的油纸，半寸见方的一小块盐巴露了出来。一向沉默寡言的副班长这时讲了起来：“同志们，这块盐巴是从四川带来的，我打了‘埋伏’。二过草地的时候，几次想吃都没有舍得拿出来。眼下是叫它作贡献的时候了。”

　　这块盐巴如何处置? 全班经过慎重讨论，决定来个“按需分配”，身体好的少用，身体差的多用，由副班长掌握。这块盐巴警卫班整整吃了7 天。

　　爬冰卧雪走祁连

　　为了生存，为了不叫这支红军垮掉，为了多带出去一个人，为革命多保存一些力量，左支队首长决定杀马、杀骆驼让战士们吃。战士们忍痛含泪杀掉跟自己一起南征北战、驰骋沙场的英雄战马，心如刀割。进山大约走了20 多天，骑兵连的马，所有团以下干部的马，全部杀掉吃了。后来支队首长派军部通讯员将他们骑的马分送到各营让战士们吃。

　　军部通讯员牵送到三营的是一匹大白马。战士们看见马，都嚷着围上来，有的卷卷衣袖，准备动手。这时，一个名叫秦小明的战士，从人群中挤了出来，仔细端详着这匹马，突然叫起来：“这是军首长的马呀，是李主任的，我认得，今天，我昏倒在山那边，李主任叫我骑的就是这匹马。”他抚摸着马背，说着说着竟哽咽住了。他说：“首长的马，我们不能杀！ 首长这样辛苦，身体又不好，我们宁愿饿死也不能杀首长的马！”另一个战士连忙补充说：“对！ 如果把这匹马杀掉，再有同志昏倒，骑什么呀！”大家乱哄哄地讲开了，都主张要把马送回去。

　　夜色已浓，篝火也更红了。三营营长和周纯麟牵着马走到支队部，首长们还都围在火旁，拿着指南针，看着小地图，研究第二天的行军路线。程军长见把马牵回来了就问：“怎么把马送回来了?”他们说了战士们不愿杀马的原因。李政委说：“不吃点东西，明天怎么走路? 叫大家把马杀了吧！”三营营长把战士们的意见谈了，首长们考虑了很久，同意了这个意见。这时候，其他营里的干部也先后把马送了回来，都说战士们不愿杀。李先念政委站起身来，感慨地说：“你们去吧！告诉大家，在我们共产党队伍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取得胜利！”

　　中央电文振军心

　　仅有的一部电台，因为没有电池，也没有汽油，无法工作，电台工作人员决心把汽油发电机改成手摇发电机，可是一直没有成功。

　　1937 年3 月23 日，部队到达青海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傍晚，在一个巨大的山岩旁边停下来。和往常一样，电台人员不顾疲劳，又在改造发电机，李卓然主任在几个电台工作人员身边，聚精会神地看着他们改造发电机。工夫不负有心人。电台人员经过艰辛努力，终于将汽油发电机改成了手摇发电机，发出“呜、呜”有节奏的连续不断的声音。左支队终于与党中央电台沟通了联络。

　　李卓然、李先念很快拟了电文向中央报告西路军情况，请求中央指示。党中央回电指示：要保存力量，团结一致，前进的方向是新疆或内蒙古，去向由左支队自己决定，但不论到哪里，中央都派陈云、滕代远同志去迎接。工委立即开会，研究中央的指示，决定前往新疆，并报告中央。

　　为了防止敌人侦察到左支队的行动方向，决定每周与中央联络一次。同时，工委决定，立即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向部队传达。得到中央的指示，真像是在夜海中迷途的航船看见了灯塔。李卓然用手指理着乱蓬蓬的大胡子，脸庞泛起一片红晕，高兴地说：“好了好了，流离失所的孩子，终于找到爹娘啦！”

　　赤心向导诺尔布藏木

　　1937 年4 月中旬，左支队1000 多人翻过乌兰达坂，进入疏勒垴的考克塞。这里住着盐池湾部落的部分蒙古族牧民。当红军出现在草原上的时候，长期蒙受反动欺骗宣传的牧民纷纷逃离考克塞峡谷避居深山，只剩下无力搬走的贫苦牧民诺尔布藏木、艾仁青、诺尔布特力三户。

　　红军部队到达这里以后，命令战士就地休息，并派出警戒以防马家军偷袭。一位红军首长在裕固族向导东那格的陪同下来到了诺尔布藏木的蒙古包。这位向导兼翻译用半通不通的蒙语说：“不要怕，我们是从太平世界来的。”费了好大劲，诺尔布藏木才弄明白，来到这峡谷的是红军队伍。诺尔布藏木被红军坚韧不拔的精神感动了，他联系其他蒙古族牧民给红军买了两三百只羊，并毅然决然地担当了红军向甘北平原进发的向导。他带着左支队由考克塞出发，沿疏勒河支流查干布尔嘎斯，跨过野马河谷，又从野马河翻过大公岔达坂，走出祁连山，来到了石包城。

　　左支队指战员在长达40 天的行军中，第一次吃到青稞面，第一次尝到盐巴味，战士们的眼里喷出了火一般的光彩，激动的红晕从青黄的脸上泛了出来。

　　在诺尔布藏木的带领下，左支队越过上水峡口、横巴浪沟，翻越搂搂山，上下路口湾，沿着踏实河( 即榆林河) 畔前进，于4 月22 日来到了安西境内的蘑菇台。

　　左支队在冰天雪地、渺无人烟的祁连山中，走了整整43 天，翻过了无数座大小起伏的山峦雪峰，徒涉过寒彻骨髓的疏勒河激流，终于在牧民的帮助下，走出祁连山，到达了甘西平川，全军还有903 人。

　　危难真情郭元亨

　　当左支队先头部队到了蘑菇台时，遇到了几经兵荒马乱、颠沛流离之苦的道长郭元亨。他挽起袍袖，又打躬又作揖。一位连长双手扶起郭道长，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和气地解释说：“天还没有大亮就打扰您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行军经过这里，请道长放心吧！”听着这似懂非懂的话语，看着他们真诚的笑脸，郭道长对红军尊崇之情油然而生。他拉着这位连长的手，招呼战士们走进庙门。

　　上午10 时，后面的部队也来到万佛峡。郭道长随同连长前去迎接。程世才紧握着郭道长的双手说：“感谢道长的好意，我们转战祁连山已经40 多天，到了兵困马乏的地步了。”程军长指着不远处沙滩上休息的战士们，又对郭道长说：“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没有盐巴，没有粮食，处境非常严峻，请您能给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郭元亨忙说：“贫道等三人深居山中，晨钟暮鼓，接待香客，依靠庙产度日，承过往香客接济，生活也还过得去。贫道虽是山野道人，也日诵经文，晓得一些道理，扶助义军乃是我道门责无旁贷的义务。”不一会儿，郭道长就送来了2 石4斗小麦，6 斗黄米，30 斤胡麻油。随后，另外两个道士赶来了两头黄牛，20 只羊，还用马驮来了4 口袋硝盐。最后，郭道长牵过一匹棕红色的马说：“这匹马虽体单毛长，但脚力颇佳，贫道愿将此马相赠，以供长官长途驱使，万望长官笑纳。”程军长坚持不收，郭道长定要相送。程军长谢了郭道长一番好意，遂将马收下。这时，参谋将郭道长送给红军的粮油、牲畜列成清单递交给程军长。程军长接过清单仔细看了一遍，随后从参谋手中接过笔，签上程世才三个字。

　　夜半时分，红军又启程了。郭道长送了好长路程，还不肯回庙。不久，马家军搜捕红军来到万佛峡，得知郭元亨道长资助了红军，并搜出了郭道长收藏的那个借条，便以私通共产党的罪名，将郭道长捆绑吊打，逼他拿钱赎命，郭道长无奈，交出100 元白洋和多年积蓄的三两六钱黄金，马家军才告罢休，但将程世才签字的借条撕得粉碎。1961 年6 月3 日，郭道长写信给程世才，要他证明24 年前援助红军的事。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的程世才于12 月9 日复信，证明此事实，肯定郭元亨老先生在革命艰苦的岁月里帮助了红军，实为可贵。程世才还对已被选为甘肃省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郭元亨表示鼓励，再次感谢他对革命的帮助。

　　疲惫激战白墩子

　　1937 年4 月26 日，天刚破晓，左支队800余人行军90 里到了安西县城西北方由甘入新的要隘白墩子。

　　白墩子四周都是大漠黄沙，古时是新疆与内地传递信息的一个驿站，而今已成为过往行人歇脚喂马的“兵站”了。红军正要喝水吃干粮，休息一会儿继续西进，突然，警戒部队发现远处尘土飞扬，马蹄踏踏，竟是2000 多马家军驰追而来。李先念、程世才立即命令：全军撤到白墩子村外。在村外一望无际的沙滩上，有一道道灰褐色的沙岭。红军指战员以这些沙岭为依托，对敌骑展开猛烈的射击，阻击了敌骑的进攻。

　　支队首长冲出白墩子时，敌骑又围攻上来。徐明乐等6 名警卫员和原二六三团的一部分战士掩护他们向西转移。这时，大约300 多人的敌之“黑马队”，挥着大刀，嗥叫着冲来。当敌我相距三四十米时，6 名警卫员的枪一齐开火，飞蝗般的子弹射向敌人。冲到前边的敌人从马背上倒栽下来，有的跌下马背后脚还套在蹬里，被马拖死。警卫战士又向敌群投了一排手榴弹，20 多个敌人当即毙命。但由于敌军善骑，回旋性强，对于徒步的红军仍然威胁很大。为了保存实力，以西进新疆为目的的左路支队，在敌强我弱、濒临险境的情况下，不与敌人死打硬拼，且战且退，向西北转移到50 里外的红柳园，西征中的最后一场恶战，便在这里进行。

　　眼看着尾追之敌节节逼近，形势异常严重，如不给敌人以重创，便很难甩脱敌人。为此，左支队首长毅然决定，利用沙丘作掩护阻击敌人，坚持到天黑以后，向戈壁滩深处转移。

　　部队迅速占领有利地形与尾追之敌展开激战。顿时，沙丘上下烟尘滚滚，喊杀声、手榴弹爆炸声、战刀撞击声震撼大漠上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军战士的子弹打光了，仅有的一些手榴弹也投进了敌群，火力渐渐减弱。马部骑兵冲破红军防线，把红军分割包围。

　　程世才看到情况危急，立即组织还有子弹的战士向敌人反冲击。担任后卫的二六八团三营，在饶子健的带领下，守卫在乱石山上。敌人射击时，伏着不动。等敌人冲到眼前，就跳起来拼大刀。副营长谭庆荣带着九连与敌人拼杀时，机枪被敌人夺去了，他们用大刀砍死了10 多个敌人，又把机枪夺了回来。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黄昏，红军战士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

　　壮士心向猩猩峡

　　猩猩峡，位于甘肃和新疆交界处，是新疆东部的重要门户。危岩峭峻，巨峰拱列，有一条弯曲的小径从峡谷中穿过。山顶筑着碉堡，由新疆军阀盛世才的一支部队把守。峡口东部，有几株枯树，几间独屋，使这座塞外古堡更显得萧条、清冷。

　　4 月27 日下午，原二六八团团长杨秀坤、政委刘庆南、参谋长饶子健以及周纯麟、曾玉良、陈德仁、李培基、唐其祥、肖全清等10 多名红军官兵最先来到猩猩峡。他们衣服破烂得露着皮肉，身带斑斑血迹，头发、胡子都很长，一个个都像“ 野人”。在猩猩峡，他们洗完脸，填饱肚，穿上盛世才军队的灰色军装，拿起配发的新式武器……28 日，盛世才获悉尧乐博斯派出一个骑兵连，从哈密出发，向猩猩峡疾进追杀红军，便在迪化给猩猩峡哨卡打电话，要该哨卡的驻军和红军官兵提高警惕，以防偷袭。

　　当时，杨秀坤、刘庆南、饶子健同陈云先期派到猩猩峡接应红军西路军的王孝典商量对策，晚上还加强了警戒。

　　接着，在友军的协助下，他们乘坐刚从敌人手里缴获的那台汽车，驶向昨日的战地，去收容走散了的战友。此后，每天来到猩猩峡的西路军散失人员少则十来个，多则二三十个。大约过了两三天，友军派出的汽车在距猩猩峡30 里开外的地方，把李先念、程世才等10 多人接了回来。战友们经历了人生旅途的大拼搏，如今相会在塞外古堡——猩猩峡，喜悦之情难以言表。一时间，这座塞外古堡一扫昔日萧条、冷清的气氛，到处洋溢着笑语欢歌，像逢年过节那样热闹。

　　5 月1 日，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云、滕代远派来的40 辆载运被装、食物和药品的汽车到达猩猩峡，前来迎接和慰问左路支队。红军战土在历尽艰危和受到严重挫败之后，见到了党派来的亲人，莫不欢呼雀跃。陈云向左路支队的指战员讲了话，在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的关怀和慰问后说：你们辛苦了，受罪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是英勇的，壮烈的。革命有高潮也有低潮，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的教训，会使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强大，更成熟……他勉励大家不要悲观，不要泄气。说现在剩下的几百人，是在烈火中锻炼出的钢和铁，是革命的宝贵财富。这几百人将会发展成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的革命大军。我们一定能够打败一切反动派，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中国西部发生的这一场风暴过去了，幸存者所肩负的历史重任更加伟大而艰巨。“拿出西路军的拼搏精神来，在我国西陲边疆闯出一个新天地！”这是幸存者的共同心愿。

　　4 日，左路和中路支队的400 多名干部战士，乘汽车从猩猩峡出发，经哈密、吐鲁番、鄯善，向迪化进发。

　　悲壮的西征历程结束了！

　　这支部队中诞生了一位共和国主席——李先念，走出了近百位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