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唐
日期：2018-12-10 17:52:45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原创 三联生活周刊 2018-12-07 16：58：48

　　唐朝是一个多民族会合的移民国家，和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盛唐留给后人的想象，是壮美，浪漫，豪放和充满活力的。这种气质的造就，源于一个统一帝国的建立，也源于唐人世界主义、兼收并蓄的包容气度。

　　主笔/蒲实

　　国际都会

　　在西安大明宫遗址，唐朝昔日的辉煌只能通过遗址辽阔的尺度和断壁残垣来想象了。我从复原的正南门丹凤门进入，它隔着开阔的御道广场正对着北面的大明宫主殿含元殿。就在这个丹凤门上的城楼里，唐玄宗曾两次设宴款待突厥首领和使臣，东、西突厥首领还曾因使臣位置之争发生冲突。穿过广场，经过东朝堂遗址，来到含元殿前的登殿坡道龙尾道前。沿翔鸾、栖凤两阁内侧的坡道，经三层大台，迂回登到殿上。遥想7世纪，各国使节和朝廷百官曾云集于这座国际大都会——长安，在这蜿蜒盘旋的坡道上排着长列缓缓而上。由于它太过蜿蜒曲折，年过八十的柳公权曾在登上龙尾道后，因年老气衰，竟然听错了皇帝尊号，被罚一季俸禄。

　　但这高出地面十余米的殿堂基台上，如今只能看到不复耸立的石柱的柱础石了。大明宫气势恢宏的主殿、飞廊、东西两阁和钟鼓楼，都只能凭借着那些粗大浑圆的柱础石来推测和想象。这里是唐代皇帝听政和举行外朝大典活动的场所。史书中记载的冬至和上元大朝会时，数万人列于殿前广场，友好邻邦和国内各族都派遣特使前来进贡祝贺的热闹非凡，此刻都归于沉寂。或许王维的诗还能召唤起当年那雄浑的气势：“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站在基座上沿着中轴广场往北眺望，宣政殿和紫宸殿不再耸立在地面上，也都只在想象中了。在那些开阔之地，必然时常有打马球的骑行队伍出现，这项锻炼骑术和具有军事训练性质的运动，在唐朝极为盛行。

　　唐朝的元日大会源于古代的朝贡制度。每逢此时，皇太子、文武百官、地方朝集使分别向皇帝拜贺新岁，穿着不同服饰的各国使节和首领，列队登上含元殿，依次觐拜，献上来自各国的宝物，以表对大唐的尊敬和臣服。在阎立本所绘的《职贡图》上，我们还能看到唐太宗时期，南洋的婆利、罗刹、林邑国等前来中国朝贡和进奉珍奇物品的景象。

　　唐人曾身处其中的盛世景象也留在了唐代壁画里。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代壁画馆里，我看到了两幅从章怀太子墓出来的《客使图》，呈现的是唐朝鸿胪寺官员接待异域使者的情况。鸿胪寺是专门用来管理接待这些国家的外宾和少数民族使节的。东壁的《客使图》共有六个人物，前三人为唐朝鸿胪寺官员，后三位为使者。第四个人光着头，浓眉毛，深目高鼻，阔嘴方脸，上身内穿衬衣，外套翻领紫袍，腰系白带，脚穿黑靴，两手交叠于胸前。从衣着相貌看，他很可能是拂菻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使节。第五个人头戴骨苏冠，按衣着推断，应当是新罗使节。第六个人头戴皮帽，圆领，无髯，身穿圆领灰大氅，应该是古代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室韦族或靺鞨族。西壁的《客使图》，也可以根据容貌和装束推断出使者很可能来自高昌或突厥，还有一位是胡人。《旧唐书》记载，从唐初到玄宗开元年间，唐曾与近400个国家和地区相互交往。经过攻伐兼并后，至开元年间，尚存70余国。除了少数属于中国境内周边各族建立的政权外，它们与唐朝往来，是唐朝官员对外交往的主要内容。

　　唐朝的国际大都会长安充满胡风和异域情调。穿行在陕西博物馆里那些身着胡服、女扮男装、英姿飒爽骑于马背上，有的还深目高鼻的陶俑之间，我不禁想象，一位唐长安城的居民走出自己的宅院，经过坊墙，穿行于很多行人、马匹和马车的人流中，来到西市，将会看到什么样的情景呢？他会看到成千的店铺林立，卖骨制梳、钗、珍珠、玛瑙、金器、银器、玻璃器皿、毛纺织品、胡粉香料之类的东西，会经过一棵独柳树下的刑人之所，会有高大的骆驼穿梭其中，人群中有高鼻深目的突厥人、波斯人、大食人，蓄着大胡子的粟特胡人，以及服装与我们迥异的日本人、吐蕃人，甚至还有黑人，还会看到骑在马背上的胡服女子，戴着笠帽，扬鞭策马在街市穿行，还有一些皇亲贵族女性，虽小口红唇、薄施粉黛，却身穿官宦男子的常服出现在公众场合。街边的酒肆饭馆里，食客们在食胡饼，饮葡萄酒，李白这样的诗人则吟着“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的诗句。在那些胡人的脸上，若细细观察他们的神情，会发现他们的姿态不尽全是自信张扬的。他们也会在唐朝气宇轩昂的外交官面前露出卑微神态，马夫驼夫的男侍从也会有小心翼翼的眼神和动作。唐人虽视穿胡服、吃胡食为时尚，但也并非完全没有任何偏见。

　　长安人的日常生活，通过他们珍藏的器物也向我掀开了中古的一角。西安南郊出土了何家村珍宝窖藏的兴化坊，位于长安朱雀门街西第二列第三坊。往北过两坊即皇城，东面隔一坊为朱雀大街，西北跨一坊是西市，曾经是皇家贵戚和高官贵族居住的黄金地带。这批珍宝被精心装在三口陶罐里，埋于地下，也许就是为了穿越时间，来自述一个唐人的生活。这些珍宝的主人是一位钱币收藏家，收藏了春秋时期齐国的“节墨之法化”，唐天宝十五载以前的“开元通宝”，还有罗马金币、波斯人使用的萨珊王朝的银币，以及极其罕见的“凉造新泉”和“高昌吉利”，很可能都是西亚和中亚商人在长安活动的遗物。也许正因为他嗜好收藏，才决心如此精心地要给后世收藏者留下一份礼物。在这些收藏里有许多金银器，有些素面简洁，有些则吸收了以撒马尔罕为代表的中亚金银器纹样，做了细致和略微繁复的雕刻，花纹则可能是充满佛教意味的莲花，随性自如地融合在一起使用。这位主人也从事炼丹，炼丹的材料是金箔和琥珀。也许他怀着永生的渴望，希冀能与未来的后人交流一种长寿的秘诀，或进行一场严肃的医学讨论。置身于珍宝主人的物件所组成的小宇宙里，我触碰到一个唐人观念中的疆域：它在地理空间上很辽阔，没有什么自我身份设定的明确边界，折中，兼收并蓄。

　　这是一个唐朝帝都人的心态。唐朝开国后，太宗和高宗不断对突厥、薛延陀、吐谷浑、西域诸国（如高昌、龟兹）等国家作战，逐渐控制了漠南、漠北、西域等地区。唐高宗龙朔年间，唐朝疆域面积达到最大值，约为1237万平方公里（一说1076万平方公里）。长安作为鼎盛时期唐朝的都城，不仅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那个时代东亚文明的中心。

　　统一的唐帝国建立起一个跨地域的交通和贸易网络，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向外辐射，以便于贸易和帝国内部人员往来。在长安聚集的人，不仅有骑在骆驼背上，穿越沙漠戈壁与河西走廊，来自西域的胡人，首都的道路网络也从北方边疆扩展到南方，穿过四川的道路把云南和贵州与帝国其他部分连接起来，一直延伸到东南沿海，乃至东亚、中亚、南亚、东南亚的主要城镇。长安吸纳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物。他们中间有山东豪门大户出身的贵族子弟，也有前来参加科举考试的东南才俊之士，既有西北投诚或被俘的胡族将领，又有沿着丝绸之路从中亚内陆来的粟特商人，甚至还有从更为遥远的波斯、大秦赶来的基督教士和摩尼教徒。通过商业贩运和王朝的赋税贡献，长安聚集了天下众多的财富和珍宝。盛世中的唐朝人在思想上也许不够深刻，但长安佛寺中的高僧或道观中的道士的思维更加接近神灵。

　　除了扩展跨地域的交通和贸易网络，以长安、洛阳为枢纽，一个快速的邮驿系统建立起来。沿道路十里一驿，总共拥有1297个驿站，从长安到帝国最远的地方需要半个月，即使是曾经封闭的四川也可以定期与其他地方联系。邮驿一旦延误期限一天会被重打八十大板，递送公文延误六天会被责罚服苦役两年，延误紧急的军事公文可能会被处以斩刑。据推算，高仙芝利用驿站，从长安出发到达4000公里以外的安西都护府大概需要十天；如果从东部扬州出发，到达王土最西陲的边境，用快马需要一个多月。唐朝跨过天山山脉，成为半个中亚的保护者，也达到了当时帝国治理与后勤的极限。

　　源流出于夷狄的世界帝国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引用朱元晦语：“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陈寅恪点评道：“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详知。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

　　在《唐开国》一书中，唐史研究学者于赓哲写道，从南北朝到隋唐建国，南北方走上了不同道路。“南方更多保留有汉魏以来的传统文化，而北方被注入了游牧民族的新鲜血液。”隋唐都出身于西魏宇文泰创立的关陇贵族集团。宇文泰在鲜卑旧制基础上创立了府兵制度，成年男子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兵农合一。这些府兵由八大柱国将军统领，与他们下面的十二大将军组成了关陇集团的金字塔尖，军政合一，出将入相。这个集团既有汉族文化的血脉，也有游牧民族的勇武之气。北周、隋、唐之间还有姻亲关系，隋文帝杨坚的皇后、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北周明帝的皇后都是八柱国鲜卑族大将军之一独孤信的女儿。

　　4世纪之初，北方被一批批异族的游牧民族所蹂躏。入侵者在西北有吐蕃血统的羌和狄，在北方有匈奴及各种突厥人、准蒙古人和通古斯人。他们建立起很多短命小王朝，直到376年由拓跋突厥人建立了一个稳定而统一的北方政权北魏。汉朝后期直到唐代，非汉族人口持续内迁导致了民族结构的改变。唐初，非汉人移民占帝国总人口的7%，占北方人口的12%至14%；唐后期，则占10%至19%。这深刻影响了北方的社会和制度，在西北出现了一个与传统中国统治阶级迥然不同的贵族集团，就是权力基地在山西西南、陕西和甘肃的关陇贵族，隋唐皆出自于这个半胡化的精英集团。它们的成员是混血儿，生活方式深受游牧部落风俗的影响，很多人既讲汉语，又讲突厥语，基本上出身军人集团而非文人精英。

　　唐高祖李渊是西魏柱国大将军李虎之后。根据陈寅恪的考证，李渊家族应是赵郡李氏后代，但李唐自称陇西李氏，把郡望改为关陇地区。唐与隋同出一个政治集团，统治基础相似，实际上有血缘关系，也继承了鲜卑游牧民族的尚武传统。

　　唐太宗李世民还在做皇子的时候，曾与突厥盟友歃血为盟，誓为兄弟。玄武门之变后，他通过祭献马匹来获得合法性，这是依据突厥的习俗；又通过结为义亲来强化关系，这种做法也是吸收游牧文化模式的一部分。游牧文化推崇富有个人魅力的领导者，李世民弑兄以获得权力的方式，更接近游牧民族而非传统中国的传承方式。

　　唐皇室因此在血统和文化上融合了5至6世纪统治华北边境的“蛮夷”文化。学者葛兆光如此评述道：“每一个王朝的建立，都要开国之初建立起自己的合法性形象，这种合法性从儒家的经典里面来。唐代的统治者对于政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一开始是有相当深忧虑的，特别是协助父亲从合法的隋朝那里夺取天下，又以并不合法的资格夺取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用各种方式来建立声望，比如抨击和贬抑隋朝旧臣，颁布五经定本和新的五礼来垄断经典话语的解释权等。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开拓边疆、平定四夷，赢得“天下可汗”的称号来建立威望。这与正统观念不一样。624年，朝廷征服高昌，讨论如何处理的问题。高昌接近吐鲁番，位于新疆。褚遂良说：“臣闻古者哲后临朝，明王创制，必先事华夏，而后夷狄。务广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始皇远塞，中国分离。……陛下诛灭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鲸鲵，以为州县。……此河西者，方于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这段话说明，真正的中国领土与唐王朝暂时的领地之间存在着区别：在“华夷”世界观的描述中，古圣先贤确定了中国本土与外部世界的划分；帝国的内部是以农业和城市贸易为基础的定居生活，外部则是北方和西边部落（内蒙古、甘肃和中亚）的游牧迁徙生活。

　　但唐太宗的观念和这种正统观念不同。他提倡一种包容性，认为所有民族最终都将纳入中国，他和唐朝的一些后继统治者都试图让突厥人和其他部族融入帝国疆界。唐太宗宣布自己为天子兼可汗的这个头衔象征着，唐太宗的帝国理想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游牧民族。“天子”与“可汗”两者能够生活在同一个单一帝国内，统治者为同一人，君王因能力超群，足以超越中华帝国本土与外部世界的明确界限；而对这两种类型的人民，可以有两套平行的管理系统。

　　这种“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平等思想，也表现为任用非汉人官员，授予他们军事头衔，赠予他们皇室李姓的政策。从7世纪后期和8世纪开始，唐帝国主要依靠胡人将帅和军队的军事力量，他们驻扎帝国边境，在唐朝的对外战争中为唐朝流血牺牲。名将艾萨拉色儿、契苾何力、李思摸、李光弼，还有平定安史之乱中死难的哥舒翰，都是胡人（安禄山也是胡人）。于赓哲说，唐朝整个社会因此有胡汉结合的特点，继承了北朝风格，没有血统观念，只有文化观念。

　　不过，文化上，唐皇室与代表正统的旧贵族的冲突差异仍然存在。唐代初期和魏晋南北朝一样，是一个门阀制度为特征的贵族时代，重视门第。那些山东（华北和华中一带）的旧贵族是懂门风礼法的名门之后，看不上当权新贵族，从而有“门不当户不对”的说法，为唐太宗所痛恨。“安史之乱“后，社会上的门第之风仍然盛行。陈寅恪先生引述过郑覃的事：文宗为庄恪太子选妃，朝臣家口子女者，悉被进名，士庶为之不安。帝知之，谓宰臣者曰：“朕欲为太子婚娶，本求汝郑门衣冠子女为新婚。闻在外朝臣皆不顾共朕作情亲，何也？朕是数百年衣冠，无何神尧打家罗诃去”。陈寅恪注释，唐代皇室出自宇文泰所创建之关陇胡汉集团，即所谓“源流出于夷狄”者，古应与山东士族之以礼法为门风者大有不同，“及汉化程度极深之后，与旧日士族比较，自觉相形见绌，益动企羡攀仰之念。然贵为数百年天子之家，终不能竞胜山东旧族之九品卫佐，于此可见当日山东旧族之高自标置，并非无因也”。

　　这样的皇室源流，也让唐朝与前世后世的朝代相较，皆有不同的精神气质。

　　8世纪早期，唐朝通过成功的对外战争设立起一连串散布于边境的都护府：安西（西突厥、西域和吐蕃）、北庭（突厥诸部）、单于（统治东突厥）、安北（回鹘和铁勒游牧民族）、安东（朝鲜、契丹、奚和）和安南（越南的外族人）等都护府，不仅基本囊括了现代中国的主要版图（不包括西藏的吐蕃国），还包括了今天许多邻国的一部分甚至全部。从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到越南、老挝、朝鲜、蒙古国，都出现过唐朝皇帝所册封官吏的身影。唐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这些都护府并非直接在中央政府的统辖下，而是折服于天子可汗的威名，向大唐俯首称臣。

　　古人的这种“俯首称臣”和我们现代人的观念不尽相同。李渊举起反隋大旗时，他需要稳定后方，免受突厥攻击。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在写给突厥可汗的信封上，是用“启”还是“书”，李渊和手下发生了分歧。虽然认为突厥不懂汉文，但因担心一些投奔突厥可汗的中原知识分子因这个字挑拨离间，最后使用了“启”。这件事后来在唐太宗看来，是高祖曾称臣于突厥的证据。

　　唐代把中央以外地区分为蕃部与绝域。唐朝统治者认为，“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的根本原因在于“贵中华，贱夷狄”，因此必须“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调整朝廷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处理内地与边疆事务上，内外无别，一视同仁。唐太宗的“爱之如一”思想、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损彼之强为中国之利”、玄宗的“多事四夷”、德宗的“威信并立”、文宗的“天下一家”、宣宗至哀帝的“绥柔荒远”思想，基本脉络就是唐太宗“天下一家”思想的延伸。他们理想的民族关系是以武力征服为手段，在四夷地区建立稳固统治，对归顺的少数民族积极接纳安抚，达到“蛮夷狄戎，殊方异类，重译而至”，以“中外无隔，夷夏混齐”。

　　647年，唐出钱赎回被掠到大漠南北的汉人时，同时诏令“其室韦、乌罗户、靺鞨三部人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赎还”。阿史那杜尔、契苾何力、黑齿常之、李谨行等不但受到重用，有的还成了驸马；开元、天宝之际，不少民族将帅成为唐军主力，安禄山、哥舒翰等晋封王爵。这种开明的民族政策、开放的人才策略，使周边地区的各类人才不断进入到唐帝国的统治机构中，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打造了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盛世帝国。对于周边民族政权的贡物，李唐采取了优厚的回赐政策，“计价酬答，务从优厚”。唐朝将贸易中的双方关系设定为进贡和赏赐关系，以显示自己的优越性，笼络和感化对方，经济效益并不是统治者考虑的问题。这种贸易实际上是以牺牲本国经济利益为代价的非平等的经济关系，也是中国古代王朝的通病。

　　唐朝人看待世界体系的方式，与正统儒家学说的天下观又有何不同呢？

　　自汉代把包括《尚书》在内的儒家经典确立为正典后，其中的《禹贡》所提出的“九州”世界体系，形成了“文明的中心由帝国直接治理，半文明的民族环绕四周，再向外则是蛮夷”“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二分法世界观，文人和廷臣对军事扩张的怀疑态度日益增强。对有文化教养的中国古人来说，华夷之别根植于宇宙秩序中，异族和异文化属于外部世界，而中国则以九州为中心，遵守一系列文化规范。但唐朝的实际情况不符合这种观念上的划分形式，大量异族不仅生活在边疆区域，也生活在中国的城市里。为了从观念上应对这种现实，唐代文人有一套复杂的词汇来区分中国“本土”和“帝国统治下的异域地区”，蒙古、新疆、四川西部就属于后者。

　　本土和异族之间的划分，制度上以羁縻府州的形式表达出来。羁縻府州如同汉代的“属国”，是相对自治的区域。唐的疆域内，定居的异族由其部族首领管理，唐朝册封这些首领并授予官职。他们有义务服从于帝国，提供军事力量援助正规军，但不需要缴纳同样的赋税或服劳役。羁縻府州是唐朝和真正化外“蛮夷”之间的缓冲带，缺乏清晰或固定的边界。异族来而复去，随大唐势力的消长不时改变居住地，唐朝疆域的边界也就出现临时性的不断变动。唐代涌现的新国家虽然规模小得多，但组织方式与中国相同，统治者具有同样的思想意识。它们用中文处理公务，采用中国的法律和办事手续，向唐朝朝贡。这就是唐帝国的朝贡体系。

　　一个波斯家族的墓志

　　唐天宝年间，波斯人李素的祖父李益奉波斯王命来唐朝出使，因充质子，授右武卫将军，在长安宿卫。波斯人入仕唐朝者，《唐。波斯传》所记载的有王族卑路斯及其子泥涅师，还有阿罗憾和李元谅。李素和他夫人卑失氏的墓志1980年在西安出土，令一个波斯家族在唐朝的生活从而呈现于世。

　　天宝时，波斯已是阿拉伯帝国的一个省份。波斯萨珊王朝在651年被新兴的阿拉伯王国所灭，不再有自立的国王遣使入唐。这段时期，波斯与唐朝的交往虽然仍不断见诸汉语史籍，但这些波斯使者多是萨珊后裔或冒称使臣的商人。萨珊王朝覆灭时，国王卑路斯、王后和儿子逃到中国，随行的应有波斯王室、后族和一些贵族。唐长安礼泉坊有一个波斯胡寺，卑路斯曾奏请于那里。而李素有可能出自这个波斯王后一族。

　　自唐初始，唐朝把大量外国质子和滞留不归的使臣隶属于中央的十六卫大将军，宿卫京师。李素的祖父李益大概属于这类波斯人。李益的儿子李志大概在肃宗或代宗时期担任唐朝的朝散大夫守广州别驾上柱国。广州是中都督府，唐开元时有64250户，别驾是仅次于都督的地方长官。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地区，从南朝到隋唐五代与波斯地区保持着海上交往，有不少入华的波斯人后来从北方南下岭南地区，其中以景教徒在岭南的活动备受瞩目。唐朝中后期，唐帝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关系正在重构。西北方向上，唐人继续和游牧部落联盟在政治上打交道，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进行跨境贸易；南方大量的天然港口则推动了海外贸易。除了朝鲜半岛和日本传统的贸易活动，东南亚、印度和波斯湾地区之间的大量新兴海上贸易活动也得到了发展。海上大宗商品贸易引来很多胡商定居中国的几大都会。唐中央朝廷任命波斯人李志去做广州别驾，应该是为了便于对当地的大批胡人进行统治。

　　李素一直随父在广州生活，直到766年，执掌司天台的印度籍司天监翟昙譔去世，需要新的人才补充其位，李素被召到京师长安任司天台官员。他在天文历算方面有特别才能。波斯景教教僧继承了经阿拉伯和叙利亚地区传来的希腊文化，如天文学、医学等，且擅长于机械制造。唐朝两京（长安与洛阳）人才济济，这样不远万里地从广州征集一个番人，说明李素所学的天文历算之学与中国传统的天文学不同，另有新意。之前的开元时期，翟云罗、翟昙悉达、翟昙譔父子从印度来华，做了一些工作将波斯系统的天文历算学传入中国。翟昙悉达任太史监时，翻译了印度《久执历》，唐贞元初，又有都利术士李弥乾带来《都利经》并翻译。李素任职司天台时，想必也曾协助同乡把源自波斯的天文学著作翻译出来。另一位重修《聿斯四门经》的陈辅，很可能在同一时间内与李素同任翰林待诏。李素被召时，正值安史之乱后，“畴人子弟流散，司天监官员多阙”。当时他不过23岁，还不足以当上司天监这种三品官员；他很可能是在50岁左右，继唐代有名的天文历算家、司天监徐承嗣之后就任此官职的。

　　李素有几个儿子后来也完全进入中国社会，在唐朝各级衙门中供职。李景侁任河中府散兵马使，李景伏任晋州防御押衙，李景亮“起服拜翰林待诏襄州南漳县尉”，后来回到京城，在右威卫任长史，李景弘任威远军押衙。其中，李景文先为“太庙斋郎”，后为乡贡明经。作为唐朝皇家太庙的斋郎，李景文已经进入唐朝皇家礼仪的核心部分，而后来成为乡贡明经，表明这个家庭的波斯后裔已经完全汉化。另一个后人李景度是丰陵挽郎或太庙斋郎，丰陵是唐顺宗李诵的陵墓，丰陵挽郎也是唐朝礼制中的角色。李素一家在长安生活了数十年，诸子也都在长安或附近的关内道和河东道任职，逐渐走向汉化，儿子的官职也从武职军将渐渐转为唐朝礼仪中的角色，甚至成为乡贡明经。

　　李素生于天宝三载（744），卒于元和十二年（817），享年74岁。去世时，皇帝为了感谢他在代、德、顺、宪四朝的长期服务，特召他的儿子李景亮为翰林待诏，寄禄的职事官衔是襄州南漳县尉。翰林待诏正是诗人李白在长安大明宫让高力士为他脱靴时所任的职位。李素和他的儿子李景亮都不是科第出身，是因专业的天文星历知识而入仕。这种入仕不在吏部的铨选范围内，而由皇室征召。唐朝也为外国人设置了进士科考试，有人考证，考题和内容与国人一样，只是打分略松，有名额的倾斜。在唐朝做官的外籍人士据统计有3000多人。如孙光宪《北梦琐言》云：“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毕相諴，曹相确，罗相劭，权使相也，继升岩廊。崔相慎曰：‘近日中书，尽是蕃人。’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这些外籍高官中，有著名的突厥将军阿史那思摩、阿史那杜尔和哥舒翰，也有新罗人崔致远和高丽人高仙芝，以及日本人阿倍仲麻吕。

　　最后，李景亮也和父亲一样，官至司天监。晚唐大诗人李商隐在大中元年（847）曾写过一篇《为荣阳公贺老人星见表》，提到“臣得本道进奏院状报，司天监李景亮奏：八月六日寅时，老人星见于南极，其色黄明润大者”。此时，李景亮已经在唐宫中服务了至少30年。唐史研究专家荣新江和赖瑞和，先后在《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和《唐代的翰林待诏和司天台》两篇长文中做了细致考察。

　　唐朝比之别的朝代，是一个气质独特、开放包容的多民族的移民国家，也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不管来自何方，无论是波斯人、粟特人、回鹘人、突厥人、高丽人、大食人，都以族群聚落方式最后融化在中国之中。唐史研究专家葛承雍说：“他们心灵深处蕴藏着民族观念、家庭利益，但在国家意志与凝聚认同上，入乡随俗汇聚成中华民族的整体成员，变成唐朝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个波斯家族几代人所行进的轨迹，正是作为世界性帝国的唐朝对外来文明和外来者包容性的内在纹理。

　　（参考资料：刘庆柱：《地下长安》，中华书局，2016年；陈平原主编：《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于赓哲：《隋唐人的日常生活》，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于赓哲：《唐开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九卷和第十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卜正民主编，陆威仪著：《哈佛中国史之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程旭：《唐韵胡风：唐墓壁画中的外来文化因素及其反映的民族关系》，文物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