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海500年:中国海洋大国的没落与崛起(深度长文)
来源:砺剑
1430年,郑和率领船队最后一次来到马六甲。七次下西洋,他六次造访这里。此时的马六甲王国,被中国称为满剌加。它处在战略通道上,是亚洲出海口门户,谁控制这里,谁就是亚洲海洋霸主,因此受到明朝廷的高度重视。 在朱棣登基的当年,也就是1403年10月,就派遣宦官尹庆往谕满剌加,赠送其国王礼物,并开了永乐朝御笔题赐的先例。此后的一个世纪中,马六甲与明王朝维持着密切的关系。那时的南中国海真正成为中国的内海。 很快,历史的车轮驶到1433年,也就是明宣德八年。这一年四月,在海上漂泊多年的郑和死于古里。他这次远航,是中国控制南海辉煌的顶峰,也是退缩乃至没落的开始。 这年八月,明宣宗朱瞻基敕令漳州卫指挥同知石宣等,“严通番之禁”。自此,明王朝再也没有派船远洋航行。民族国家与海洋权益意识的缺失,造成了帝国对海外利益的自动放弃——诚如英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所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 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威慑力量。但这支没有对手的水师却不可逆转地选择了自杀,一艘艘海船停泊在寂寥的港湾里,任凭岁月流逝,悄无声息地霉烂着、腐朽着…… 值得深思的是:当中国人“像村庄一样巨大”的宝船一天天从大海上消失之际,欧洲航海家们却在中国罗盘的指引下,驾驶着“像房子”一样的帆船,向富饶的东方一步步逼近。 同样是在1433年,僻处欧洲西南一隅的小国葡萄牙的国王若昂一世也去世了。不过,他的儿子亨利王子继承了他的海上扩张政策。——69年后(1502),葡萄牙王国舰队司令达伽玛绕过好望角,攻陷印度半岛南部的加里库特城(即中国所称的古里,今卡利卡特市),征服锡兰山王国,自称印度总督。随后,盛极一时的马六甲,引起了这个西方新兴海权国家的觊觎。终于,在1511年,这个大明王朝的藩属国被葡萄牙人攻陷。 失去了马六甲的明朝,使帝国最南端的海上大门大开,从此再也无法阻挡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台湾学者张存武曾说过,葡人之东来才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而拥有了在马六甲,葡人看到了前进东方的希望,也开启了葡萄牙海上帝国最“灿烂”的历史。此后一个多世纪,依靠海上霸权,这个只有20万平方公里土地、230万人口的国家,在欧洲保持了无所匹敌的强势。 1517年,葡人正式达到中国东南沿海。1557年,他们以“借地晾晒水浸货物”为借口,获准暂居广州一个称之为MACAU的小渔镇,也就是澳门。 但专制的王权,也从根本上阻碍了民间资本的崛起,从而注定了葡萄牙盛极而衰的命运。在东亚,如果说16世纪是葡萄牙人的世纪,那么17世纪则明显是荷兰人的世纪。1641年,马六甲落入新任海上霸主荷兰的手中,继而对中国台湾进行了侵略。 福之祸之所伏,也许是荷兰的发展太过顺畅了,以至于无法适应18世纪的商业革命,很快又给“后起之秀”英国替代。1824年,英国正式“掌控”了马六甲,从此打通了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可“东进”亦可“西退”的绝对海上通道,一度主导了包括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南海区域在内的数百年间的历史走向。 3,强敌来自海上 郑成功塑像 随着郑和的去世,明政府重新关闭海洋的大门。不过,政府方面有组织的航海事业虽然中止,民间并没有中止。反而由于郑和一连七次强大的海上武力展示,使民间的海上活动加强。尤其沿海一带居民,广州、泉州、潮州、漳州、以及客家人,大批地私自闯关,涌向海外,迁移到南中国海各国,使原来已有中国人的地方更为繁盛,而一些荒野也由中国人开垦,成为良田。 在郑和去世200年后的1633年10月22日,清晨,金门料罗湾,9艘不可一世的荷兰战舰突然遭受来自中国水师的袭击,刹那间,炮火和硝烟将这个宁静的港湾变成了沸腾的战场。 它的指挥者是一个几乎被中国历史淡忘的“海上国王”郑芝龙。 明隆庆元年,即1566年,迫于压力,朝廷终于开放海禁,“准贩东西洋”,指定“发舶地”为今天福建的海澄。但禁海难,开海更难。中国海商与移民所面对的世界环境,与200年前郑和航海时期已经完全不同了。过去,中国的海上势力在技术与规模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如今,中国已处在西方扩张浪潮的边缘,中国海商所面临的既是从事贸易航运的企业,又是从事殖民征服的军队,重出外洋举步维艰。 这是一场争夺制海权的战役。料罗湾大捷彻底摧毁了荷兰人在南中国海建立的贸易霸权。1640年,荷属东印度公司与这位中国“海上国王”达成航海与贸易的若干协定,并开始向郑芝龙朝贡。所有在澳门、马尼拉、厦门、台湾、日本各港口间行驶的商船,都必须接受郑氏集团的管理。 中国势力自郑和之后200年,重建了远东水域的海权,赢得了一次抵御西方扩张,挑战外洋,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竞逐富强的机会。 但遗憾的是,这最后的一线光明也将被扑灭。公元1646年,南明平国公郑芝龙作出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抉择:叛明投清。但清政府不仅没有兑现让他成为“三省王、闽粤总督”的承诺,反而迅速挟持其北上。 5年后,郑芝龙被清廷处决。 就在这一年,1661年4月21日,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亲率2万余人的大军,300艘战舰,从金门起航,浩浩荡荡,收复了被荷兰人盘踞37年之久的台湾。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1662年6月23日,这位民族英雄就去世了,年仅38岁。3个月前,他派人给占据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送去了战书。 在成功收复台湾后,康熙曾一度解除“海禁”。但开海之后,沿海居民与海外交往日益频繁,而在南洋生活、经商的华人群体不断壮大,这引起了满清政府恐慌——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掌权者,这种恐惧心理甚至比“穷小子皇帝”朱元璋更甚——他们担心这些人如当年郑成功一样,在海外建立抗清基地,聚集反清队伍。 于是,1716年,也就是康熙五十六年,清廷再次下令各省商船禁止前往南洋贸易,严防定居南洋的华人返回国内。已到晚年的康熙皇帝,在禁海上谕中说:“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不难理解,一个少数民族皇帝统治汉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其内心深处始终无法消释猜忌与防范的心理。 康熙在开海与禁海问题上的思考模式,继续影响到雍正、乾隆及其朝中的官员,甚至更远。 时间很快就到了1895年。这年2月,北洋舰队危在旦夕。刘公岛外,由20多艘军舰组成的日本联合舰队封锁了出海口。北洋舰队残存的大部分舰艇失去了航行能力,只能作为固定炮台使用。朝廷的援兵,远在数百公里之外…… 此时,舰队司令官——水师提督丁汝昌,接到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的劝降书: “贵国目前的处境……源于一种制度……这是几千年的传统:当贵国与外界隔绝时,这一制度可能是好的。现在它却过时了。在今日的世界里,已不可能与世隔绝了。”“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出不了海洋就守不住海岸,而失去海洋也最终将失去家园。” “您知道,30年前日本帝国处于何等艰苦的境地,您也知道我们是如何抛弃旧体制,争取新制度以求摆脱威胁我们的困难。贵国也应采取这种新的生存方式。如能这样,就会一切顺利,否则它就可能灭亡!” 现在读来,这封劝降书是何等地振聋发馈! 事实上,清政府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海防的问题,康熙在晚年曾告诫自己的孙子:“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需安不忘危。” 但除了增加几门岸炮外,清政府三次颁布“迁海令”,把沿海30里的居民全部迁往内地,并禁止人民出海贸易。用人为制造的无人区,来隔离可能来自海外的威胁。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评论道:“归根到底,他们是倾向倒退,眼光向里,防守和排外的。” 甲午战争的惨败,令国人感到异常愤怒,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民间迅速传递到清廷,由是,大清被迫正式迎来庶民参政的高潮。海防、海权再次成为上下共同的目标。 “善谋国者,应以敌之沿岸为第一道防御线,公海为第二道防御线,至于自国之沿岸则第三道防御线矣。战争而至于自国之海岸要塞为防壁,则公海之海权必完全落入敌人之手,其迫促之情可想。 稽之战纪,几见有仅凭海岸要塞抗敌而能固吾圉乎?”这篇发表在《海事》第3期上的文章把海疆防御线分为敌国沿岸、公海和本国沿海三道,在当时真可谓振聋发聩。即使是一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是美国等国海军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一个国家的海防线有两种,一种是看得见的国家海域防守线,一种是隐性的战略防御线 ,战略防守线越远离本土,本土就越安全。 1906年,政务处的一份奏章里,明确出现了“海权”一词。而海军处也于1907年建立了。从这一年开始,海防、海军、海权、海洋,在中国社会上下都形成了一种新的认识,也正是从此时开始,中国人开始了其艰难的重入海洋之旅。 4,“郑和又回来了!” 2015年3月26日,中国海军第十九批护航编队暂时中止护航任务,赴也门分两批将571名中国公民和8名外籍人士安全撤离至吉布提。 1916年,刚刚粉碎了袁世凯的复辟梦,孙中山就在夫人宋庆龄和蒋介石等人的陪同下,专程从上海赶到盐官镇,观赏“壮观天下无”的钱塘潮。 近代中国,与海洋渊源最深的政治家无疑是孙中山。在短暂的59年的生命历程中,他4次横渡太平洋,4次横渡印度洋,6次横渡大西洋……一生在海上航行2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转了5圈。 谈笑间,一平如镜的江面上,出现了一条长长的银练。如城墙般的海浪,从遥远的天际逼来,渐移渐近,忽然化成一座横亘江心的银山。 万马奔腾,惊雷贯耳。联想到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坎坷和艰难,孙中山感慨万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这16个字,如同眼前这汹涌的钱塘潮一样,振聋发聩,在东亚大陆上久久回响! 1919年,在《太平洋问题序》中,孙中山提出:“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海权之竞争,自地中海而移入大西洋,今则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矣!”“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 但遗憾的是,直到1925年病逝,中国的门户权依然是他最担忧的问题:“中国之海军,合全国之大小战舰,不能过百只,设不幸有外侮,则中国危矣。” 是的,弱国无海权。 1933年4月,中国军队正在长城各口奋勇抗击从东北汹涌而来的装备精良的日军,长城告急!平津告急!华北告急!此时,遥远的南海也传来警报:法国人出兵,侵占了我南沙九岛! 一边要对付胃口越来越大的日本人,一边要对付南方不断起兵的内部造反势力,在内忧外患中疲于应对的国民政府,并没有示弱,向法国发出了严正的抗议。 但更具荒诞意义的是,当1933年法国政府强占南海九岛后,在中国政府抗议的同时,日本政府也向法国提出了抗议。并且,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展,日本最后以武力将我南海诸岛统统纳入了自己的范围。 多行不义必自毙。随着战败,日本政府被迫表示“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将之交还给中国。 中国开始了一步步收复海权的努力。1949年,在中国大陆还未获得全部解放之时,毛泽东的目光就已经转向了海洋,他奋笔疾书:“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 1958年9月4日清晨,万籁俱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 在鸦片战争爆发118年后,中国人终于有能力向世界宣示自己的海权,屈辱了一个世纪,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了! 陌生的海域一天天变得熟悉,一个新的时代正乘风破浪而来。当2008年底,由“武汉”号、“海口”号导弹驱逐舰和“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组成的中国海军首批护航编队出现在距离本土4400海里之遥的非洲之角时,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道: “郑和又回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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