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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将不让改对毛主席的称谓,说感情上过不去
日期:2019-12-30 17:23:35

  原创 刘继兴 2019-12-29 03:12:06

  1930年5月的一天,彭德怀和滕代远指挥红五军攻打江西修水县城。

  由于修水县城城墙坚固,城内又有国民党正规军坚守,因而很难攻入,担任主攻的第五纵队发起多次冲锋,都被敌人压了下来。

  时为红五军第五纵队第八大队政委的黄克诚,身先士卒地率队奋勇攻城。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手握钢枪背插大刀的黄克诚边冲边开枪,冲到城墙下又攀着云梯往上爬。

  八大队的将士们看见政委跑在最前面打冲锋,士气大振。黄克诚第一个飞身跃上修水县城的城墙,他打开了缺口,取得了战斗胜利。军长彭德怀走上城墙,四处询问第一个冲上城墙的戴眼镜的人是谁?八大队的官兵回答说:“那是我们新来的大队政委黄克诚!”彭德怀走到黄克诚面前高兴地说:“打一仗认识一个人,打修水让我们认识了黄克诚。”

  在战争年代,只要攻克一座城镇,黄克诚就要到眼镜店配上两副眼镜,以备一旦眼镜被打坏,可随手掏出另一副戴上。

  1934年11月初,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长征的红军在突破第二道跳封锁线后,匆匆向宜章方向行进。此时,秋雨绵绵,道路泥泞,队伍中不时有人滑倒,泥浆满身。身为红三军团红四师政委的黄克诚不时停下来,招呼掉队的战士跟上。当时,同样也是一身泥水的他不敢戴眼镜,生怕因摔跤把眼镜弄坏。他把眼镜收好,让警卫员用小木棍拉着他走。

  这时,红十一团政委王平看到师政委黄克诚这副样子便有意逗他。两人一起走时,王平装出要跨过沟的样子,跳一下,黄克诚也跟着跳一下,连跳了几次,他才发现原来王平是在与他开玩笑,笑着斥之曰:“捣蛋鬼。”

  王平后来是开国上将,他恶搞上级领导黄克诚的这个故事后来传为笑谈。

  黄克诚生于1902年10月1日,湖南省永兴人,家境很贫寒,靠父辈们每家抽一担谷子作学费才上了学。1922年,黄克诚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三年后入了党。

  开国元勋中毕业于师范学校的人不少,仅开国大将中就有三名师范生,黄克诚毕业于衡阳的湖南三师,粟裕毕业于常德的湖南二师,许光达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

  师范毕业生中名气最大的当然是毛主席了,他毕业于湖南一师。

  黄克诚1925年入党后,先在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任职,参与了北伐战争。1928年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永兴起义,任永兴红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率部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先后担任中央红军红四军第12师第35团团长、红五军、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等,随后跟随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并到达陕北,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和红军总政治部部长。

  抗战期间,黄克诚担任了八路军115师第344旅、第二、四、五纵队政委,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委等职位,参与创建了苏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期间,黄克诚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等职。

  1948年11月18日,辽沈战役刚刚结束16天,中央军委就决定发起平津战役。11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请黄克诚以尽快速度结束工作,率干部随东北野战军南下,黄并准备担任天津军管会主任兼天津市委书记。”

  黄克诚这次天津任职,是由毛主席点将的。打天津主要是东北的部队,选择一名有威望的东北部队的领导干部主持军管会工作,有利于天津地区的稳定和工作开展,黄克诚沉稳、老练,富有开创新局面的经验,毛主席认为他是最适当的人选。

  1949年1月14日10时许,攻城部队对天津发起总攻。15日15时,战斗胜利结束。16 时许,黄克诚率军管干部进入天津,开始对天津进行全面接管。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城市,黄克诚利刀斩乱麻,4个月就把天津稳住了,全面恢复了生产,城市管理与建设成绩卓著。

  开国大典后,1949年10月底,黄克诚抵达湖南,开始履职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这一次,又是毛主席的亲自点将。

  黄克诚在湖南主政3年,消灭了封建势力,根绝了百年匪患,发展了生产,培养了大批人才,安定了社会。湖南人民安居乐业,一个崭新的湖南,展现在世人面前。

  黄克诚在湖南正干得起劲,1952年7月,毛主席又亲自点将,调他到北京担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

  1954 年10月31日,黄克诚出任军委秘书长。同月,黄克诚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黄克诚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他又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

  1958 年8月31日,黄克诚接任了粟裕的总参谋长一职。

  1959 年,黄克诚被罢官,长时间受审查。罢他官的,也是毛主席。

  1977年,黄克诚复出,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被选举为中纪委常务书记,狠抓党风。

  1980年1月,中纪委接到举报: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主持总参工作的副总长杨勇在京西宾馆公款请客,花去400元。黄克诚得知后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的主意谁出钱”。

  杨勇、张震在战争年代都是黄克诚的老部下。杨勇认为这是小题大做,不服,黄克诚给他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错误,随后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交了饭钱,还作了检讨。张震回忆,当时有不少人说情,并要求吃请者共同承担责任,黄克诚都不让步。

  正人必先正己。黄克诚直到晚年,始终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优良作风。他住的是一座五十多年前盖的房子,由于年久失修,房顶多处出现裂缝,下雨时要用脸盆接水,墙皮也大片剥落。管理部门曾提出拆掉改建,黄克诚嫌花钱太多,没有同意。他说,把漏雨的地方修补一下就行了。直到他去世,房子始终没有翻修。

  1978年,黄克诚30岁的小儿子黄晴准备结婚。黄克诚很高兴,把操办婚事的事情交给夫人唐棣华,说:“我的原则是,儿子结婚是好事,但不宜大肆操办,一切从简,绝不能动用公车。”黄晴听到这话,有些不高兴,负气地说:“我又没说要用公车!再说了,就是用公车,我付油钱总可以吧?”

  黄克诚把子女们全都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他板着脸说:“我们家比起现在有些干部家庭可能要求得严一些,生活简朴一些,清贫一些,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和普通百姓比呢?以前,你们没有沾过我的光,倒是跟着我受了很多的委屈,但你们个个争气,靠自己的本事有了好工作,各人有各人的事业,很好,我非常欣慰。以后,还要保持这种本质,更不要想着沾我的光。”

  大女儿黄楠打趣道:“爸爸,你的意思我们明白。可你老人家不是老百姓。”黄克诚生气地提高了嗓门,说:“那和毛主席比一下吧。毛主席在世时,他是怎么生活的?他的家人是怎么生活的?如果现在毛主席还健在,他会怎么做?我们要学会知足,不要攀比……黄晴结婚,简单点有什么不好!”

  黄晴这时候忍不住笑了,说:“我们早就商量好了,决定像你和妈妈当年结婚一样,用自行车当婚车,接新娘子回家!”黄克诚这才开心地笑了。

  黄晴结婚那天,兄弟姐妹们组织成一个自行车接亲队伍,把新娘子接回了家。一行人骑着自行车,一路按着车铃,车头上都扎着喜字、红花,很是热闹。黄克诚夫妇把家人和工作人员邀集到一起,吃了一顿便饭,就算办完了喜事。

  上世纪80年代初,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后,党内出现了一股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对此,黄克诚深感不安。

  1981年4月10日,解放军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黄克诚同志写的《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一文。总政治部原副主任华楠撰写的《征途感录》一书,披露了这篇重要文章刊发前后的一些信息。

  黄克诚这篇文章原本是1980年11月在中纪委一次座谈会上讲话的第一部分。1981年初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黄克诚的秘书把此文交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华楠,征询是否可在《解放军报》上发表。

  华楠感到文章内容很翔实,感情很真切,是一篇站得很高、看得很远、非常感人、很有说服力的好文章,很快报告总政领导并征求报社有关领导同志的意见。他们都赞成发表。

  黄克诚说:“请你们报告小平同志批准再发。”

  邓小平看后,同意发表,并批示胡乔木在文字上把关。胡乔木在文字上做了个别修改,加上了总标题和小标题,又加了一段:“1936年底西安事变,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又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英明决策。”

  华楠拿到胡乔木改稿后,又一次征求黄克诚意见,黄克诚说:“可以了。修改稿中把称谓‘毛主席’都改成了‘毛泽东同志’,我不习惯,从感情上过不去,还是‘毛主席’好!”华楠接受了他的意见。

  4月10日,《解放军报》以发表了黄克诚的这篇文章。第二天,新华社发通稿,全国各大报刊予以转载。

  在这篇文章中,黄克诚以浓重的笔墨,深情回忆了在中国革命最危险、最关键的历史关头,毛主席高瞻远瞩,力挽狂澜,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以革命战争的亲身经历,具体地印证:小平同志讲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绝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公正的科学的论断。他郑重指出:“这样讲,并不是把毛主席捧为救世主,也不是抹杀其他革命者的功劳。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

  “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是我们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参加南昌暴动的有三万多人,后来在汤坑、三河坝等地打了败仗,队伍几乎打光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收集了余下的官兵八、九百人,改编为一个团,以后又搞了湘南暴动,扩大了武装,比毛主席领导的兵力多。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面红旗在井冈山,没有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朱德、陈毅同志所领导的队伍要坚持下来也是很困难的。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英勇地领导了平江暴动,暴动以后奉命留下黄公略和几个同志带着少数武装坚持平江、浏阳斗争,彭德怀和滕代远同志带着主要的部队也上了井冈山。他们把毛主席建立革命政权、建立根据地、建党、建军等等一套东西学到后,又回到平江、浏阳一带,发展了湘鄂赣根据地。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同志领导的广州暴动失败后,由袁国平、叶镛、陆更夫等同志把剩下的部队带到海陆丰去了。这是一支很硬的部队,保存了党的组织,有很多共产党员,大部分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学生,政治素质、军事技术都很好,比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的那两支队伍基础都好。领导海陆丰斗争的彭湃同志,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海陆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之好。但是,由于没有一条正确的军事、政治路线,加上受到党内一些悲观情绪的影响,把外地人员从苏维埃根据地遣散回家,结果这样硬的部队,这样好的政权都失败了。为什么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比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的力量都小,也经历过曲折,受过损失,却能首先在井冈山独立生存下来呢?这是因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对于红军、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和发展,怎样才能存在和发展这些关键问题,只有毛主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地解决了。鄂豫皖、湘鄂西等地的红军后来有很大的发展,也是和井冈山红旗的影响分不开的。

  毛主席当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创造了一套路线、方针和政策,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但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这么一套正确的东西就非常困难呀!那时的党中央,包括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就没能搞出这一套。毛主席当时比我们确是要高明好多倍。我再举个小例子。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我有些怀疑。可是后来,这个办法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冈山开始时期,队伍比较小,打土豪打得比较多,每个人一个月还可以发三块钱。一两个月以后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钱来得少了,就每人每月发一块钱,以后发五毛。后来连五毛也发不起了,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别人是提不出来的。

  总之,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个最危险的历史转折关头,毛主席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很明显,没有他的坚苦卓绝和富有远见的奋斗,没有他所领导树立的井冈山这面红旗,很难设想中国革命将会是什么样子。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有这样大的贡献呢?

  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

  1959年之后,黄克诚靠边站的时间长达18年,多次受到错误批判、打击,直至被撤职、降级、脱军装,身陷囹圄,吃尽了苦头。但他视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丝毫不计个人恩怨得失,写下了如此情真义切的长文,发表后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震动,这对于当时如何正确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认识,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病逝,享年85岁。与他长期患难与共的妻子唐棣华亲拟一副挽联:

  为人复何求,少逢国危,坚信马列,青年从戎,毕生尽瘁,幸得见中华民族光荣屹立;

  即死无憾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国运日兴,人才辈出,惜不随全党同志再尽绵薄。

  黄克诚去世后,一次总参领导请传记组和黄克诚子女吃饭,说起黄家子孙没有一人参军,如果有意愿,总参可以直接安排接收。黄克诚子女当场表示感谢,但没有一人接受。(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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