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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出击VS连岳反水,中国公知决战2020?


日期:2020-04-20 11:06:12|2020-04-20 11:06:12 来源:思想火炬

  思想火炬 2020-04-19 11:37:00

  2020年,公知很忙。

  首先,方方日记屡屡上热搜,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到今天为止,基本上是压倒性的批评。

  接着,连岳也上了一次热搜,因为他作为一个曾经的著名公知,竟然隐约地批评了方方。他“反水”了。

  不过比起连岳,我想方方是更加困惑的:为什么这么多人骂我?

  我们公知一贯畅行无阻的那一套理论,被至少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奉为真理、普世价值,竟然不再被90后00后接受了?

  竟然还有人反水,开始内讧了?

  这是一个2020年的新情况,以前从未出现过。

  在这背后,是一部中国公知简史。

  关于公知的故事,要从一部叫做《河殇》的纪录片说起。

  这是中国“公知文化”的根。

  这部“先有文稿,后配画面”的6集“纪录片”在批判了“长城”“龙”“中国女排”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中国的黄河文明,比不上西方的海洋文明。

  我们的文明,永远孕育不出科学和民主。

  单靠这片黄土和这条黄河,已经养育不起日益膨胀的人口,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它不再有过去的营养和精力;

  只有当蔚蓝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干旱的黄土地时,这些只有在春节喜庆日子里才迸发出来的令人惊异的活力,才有可能让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得生机;

  今天的95后和00后的童年里,基本上是没有贫穷和落后的记忆的,我们更熟悉的大背景是“大国崛起”。

  所以新一代人很难想象,在70和80年代,中国人全方位地落后于西方,既缺乏资本积累,又没有一流人才,而技术上的差距,更加不是一朝一夕能赶上。

  没有钱、没有人、没有技术,谈何发展?

  这种绝望,深刻地印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骨髓里,是他们人生的母题。

  他们需要一个理论来解释,或者说,缓解这种绝望。

  为什么西方有高楼大厦,我们没有;为什么西方生活条件那么好,我们没有;为什么西方造飞机汽车,我们不行。

  现在,一切都有了答案——我们从文化上,从根儿上,就比不过西方。

  我们的黄河,从一开始就没长好,怎么可能比得过密西西比河?

  (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

  《河殇》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他所提出的从根源上进行彻底的自我否定的方法,似乎是万能的,足以解释一切——我们的贫穷、落后,以及国家方方面面的问题。

  当时文人中间,原本就流行着“伤痕文学”,反思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其中也不乏许多丑化。今天的《方方日记》,仍然带着明显的“伤痕文学”的影子。

  而《河殇》的出现,将自我否定,带到了一个全新的理论高度。

  绝望的知识分子们发现,带给他们痛苦的现实问题,在这个理论里好像都有了解释。

  当一个人自我否定到足够的程度之后,他反而就释然了——既然做什么都不会变好,那不如就,跪下吧。

  从此以后,这种自我否定的程度,就叫“殇值”,河殇的“殇”。

  殇值越高,则破罐破摔自我否定的程度越高,而其中表达能力高、有一定表现能力的人,就脱颖而出,成为“公知”。

  而历经时代变迁,公知也发展出好几种类型,我觉得值得研究。

  不过在开始讲公知的故事以前,我还是要最后提醒大家一句:

  今日的中国,在经济、技术上已不再是30年前的那个绝望的落后国家,而我们今日的进步,也绝不是由自我否定和破罐破摔带来的。

  自立和奋斗,能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也终将改变我们这个国家。

  1

  跪族型公知

  最先有“殇值”的,是那帮子文人。

  面对劳动人民,他们本身就有优越感,每天沉浸在“启蒙国人”的人设中。

  在最初,我们的社会是比较封闭的,他们倒也没有什么惊人的言论。但在接触西方文化后,他们“无处安放”的灵魂找到了归宿——美国,世界的灯塔,照亮每一个迷茫者的去路。

  而我们在发展中,确实出现了不少的问题,诸如贪污腐败、矿难、食品安全的问题被不断曝出。

  面对这些,他们又给自己加上了“为民请命”的剧情。

  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套固定话术:

  “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吃亏的总是人民,我陷入了深深地思考,这一定是体制问题”。

  总之,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套入这个“我陷思,定体问”的句式,那一切问题就有了答案。

  在批评自己国家的同时,当然也要寻找楷模。

  这个世界上最值得称赞的,当然是美国。

  之前我听过一些关于美国国务卿访华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讲述者口中细节满满,真实到你以为他是随行人员一样。

  故事里说,美国国务卿来中国访问,被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顶楼,400多平的总统套房里。

  但美国国务卿觉得太过铺张浪费,坚持住中关村外,每晚10元的十元店。

  第二天的早饭也很普通,包子、豆浆、茶叶蛋。

  在听完这个故事后,我上网查了一下,这些片段,出自一篇《美国国务卿在北京的食宿》的文章。

  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痛心疾首”地问到,“”同样是官员,看看人家美国的官员,再看看中国的官员。到底谁才是人民公仆?”

  出现这样现象的原因只有一个,制度使然。

  而文中也充满了对美国国务卿的溢美之词,“克里以他的低调、朴素、谦和、平易近人的品格给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把这句话复制到搜索引擎里,发现这故事还有默克尔和奥巴马多个版本。

  有趣的是,当他们用充满想象力的思维去臆想关于美国的神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用的是非常中华文明的审美——

  勤俭节约、人民公仆,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国人眼中的“美德”。

  美国人其实恰恰相反:

  超前消费、权力制衡,这才是真正的美国思维和美国文化。

  在这一阶段,“公知”的问题是,他们根本没去过美国、不了解美国,他们对美国的热爱,停留在自己的想象里。

  当然,也不仅限于美国,毕竟世界上的国家那么多。

  于是,11岁负重20公斤,每天步行100公里的日本小学生出现了;

  于是,100年后还能挖出备用零件的德国下水道出现了;

  于是,印度惠及10亿人的免费医疗出现了。

  任何一个“外国”,只要你敢幻想,它都能比中国好。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方方的日记,仍然停留在这一阶段里。

  所以她的话通常只说半句——

  她只说武汉有很多人去世,却不说武汉拯救了更多人的生命;

  她只说前期政府防疫中的一些问题,却不说和国外相比,我们做得先进的地方。

  因为在她所熟悉的时代,只发生过前半件事,没有发生过后半件事。所以当今天的中国已经会发生好事的时候,她的思维方式里,并不知道如何去解释后半件事。

  她只能选择性忽视,于是就形成了“双标”。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跪得太久了,以至于忘记了怎么站起来。

  是为“跪族型公知”。

  2

  当公知走出国门

  慢慢的,殇值高的那帮公知,因为对于想象中美好西方的向往,有一些人选择了离开中国。

  接着,他们分化成了两种主要类型。

  我把他们总结为“卧底型公知”和“喷子型公知”。

  先说说第一种,比较简单,因为他们本质上还是属于跪族,只是因为身处国外,反而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首先,为了体现自己移民的正确,他们不遗余力地抹黑中国。什么“中国没有人权”“中国人素质不高”“中国经济要崩溃”。

  他们笔下的中国,一无是处。

  而且当时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制裁中国,西方资本全部撤离中国。中国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等等,即将成为泡影。

  公知和西方世界,都在等着中国的垮塌。

  但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发生,那些按照西方自由市场制度发展的亚洲国家都遭受重创。

  整个亚洲,只有中国幸免于难。

  (图源B站用户“观察者网”《温铁军:中国要如何克服当下的全球化危机?》)

  这时,美国觉得不对劲,重新把目光放在了中国身上。不少学者已经提出了“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美国?公知们怎么能接受得了这个观点。一时间,公知们纷纷绞尽脑汁,驳斥“中国威胁论”。

  这时,一本叫做《中国即将崩溃》的书出版了。这部巨制的作者,叫章家敦。

  请记住“章家敦”这个名字。

  我认为,他代表了对中国发展贡献最大的一种公知类型。

  章家敦认为,“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已经高到不能维持的地步”,断言“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五年”。

  章家敦说的是实话,1997年,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占比高达三分之一。

  一般来说,资本充足率在8%左右时,就会破产。

  我们的问题,比那些在金融危机中垮掉的国家的问题还严重。

  这样一本“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的好书一面世,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公知们纷纷力挺,国外的媒体也竞相报道,就连美国国会,都邀请章家敦举行听证会。

  一时间,“中国药丸”的声音,充斥在国际社会。

  时至今日,当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中国崩溃论”显然和现实走向完全相反,但是在当时,它的出现却为中国的发展,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正所谓“本拉登怒撞双子塔,章家敦巧献崩溃书”,这两大历史事件,延缓了美国对中国的重视,至少给中国争取了10年的发展时间。

  当跪族公知走出国门,在国外不遗余力地黑我们的时候,却起到了战略忽悠的效果,成功把美国人忽悠瘸了。

  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但是一码归一码,这个功劳该记还是要记给他的。

  而出国的第二种公知,过得要更惨一些,我称为“喷子型公知”。

  艾未未,就是典型的喷子型公知。

  在国内的时候,他打着“行为艺术”的旗号,多次在天安门广场比中指,在身上写“Fuck”。

  中国干什么,他就喷什么。

  2008年奥运会期间,艾未来多次表示批评我们的奥运宣传,“本来以为奥运会能让中国变得更开放,但宣传活动让我恶心”。

  汶川大地震期间,艾未未也对抗震救灾工作视而不见,只顾着攻击政府。

  不管是什么事情,他总能扯到“制度问题”“没有人权”上来。

  2015年,艾未未如愿移居西方文明的另一颗璀璨明珠,德国。

  按照常理来说,艾未未终于到了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可以消停一会儿了。但艾未未偏不。

  在移居德国三个月后,艾未未就喷“乐高对艺术家有歧视,不向他出售产品”。

  2016年,他喷了丹麦政府。

  2017年后,他开始对德国政府“持续输出”——“德国社会不宽容”“德国社会太自我”“德国有种族歧视”。

  在艾未未嘴里,这个伊甸园,成了化粪池。

  艾未未,代表了一个公知类型:

  他们喷的其实不是中国社会,换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他都会喷,只是他刚好出生在中国罢了。

  本质上,我觉得他们其实不是公知的一个类型,他们可能是反社会人格的一个类型。

  不过我也不太懂心理学,不敢妄下结论。我们还是叫他“喷子型公知”吧。

  3

  反水型公知

  公知的出现,其实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我们那时和西方国家,确实有很大差距。

  但是发展到现在,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甚至到了美国需要以举国之力来对付我们的一个高科技公司的程度。

  这时,我们欣喜地看到,公知的内部出现了分化。

  有一部分公知,反水了。

  当然,我觉得这是好现象。说明公知中还是有一些明白人,虽然一度跪下过,但是还是能再站起来。

  连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的“反水”甚至上了微博热搜,引发公知群体内部的口诛笔伐。

  连岳曾经是公知最好的模板。

  作为《南方周末》的记者和专栏作家,连岳凭着自己的文笔,积累了一批粉丝。不少人把连岳称为“王小波之后最成功的专栏作家”。

  2006年,罗永浩邀请连岳成为“牛博网”的博客作者。

  2007年,厦门发生了PX事件,连岳用自己的号召力,和政府“刚”了一波。这次事件,也让连岳有了“为民请命”的属性加持。

  这件事,也在牛博网上持续报道。而牛博网几次对公众事件的发声,也让它获得了2008年《南方周末》的年度致敬。

  致敬词里写到,“牛博网正在成为一个意见领袖的聚集地,一个独立、客观且闪耀着智慧之光的意见平台。”

  除了在公知圈内有名,连岳凭着《我是鸡汤》《我爱问连岳》等几部作品,影响了不少年轻人的爱情、婚姻观。

  当时不少人视连岳为人生导师。连岳,出圈了。

  各种光环加持的连岳,也开始不遗余力的宣传“民主”“自由”“人权”: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连岳怒斥地震局,声称他们知情不报。

  连岳用了一系列“证据”来攻击地震局,比如民间大师的“预测”,再比如日本有“紧急地震快报”,诸如种种。

  总之这次不是“国殇”,而是因为不民主自由导致的“人祸”。

  网友们顺着连岳的话查了一下,才发现他把“地震预报”和“地震速报”的概念混淆了。

  2013年,连岳又发表文章《笑贫不笑娼是正常的》,公开声称“一个人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卖淫嫖娼是一个人不可侵犯的主权”。

  当然,这么说不够“有理有据”,要套用固定句式:

  “一个有自由的国家,一个公民有权利的国家,一个尊重财产权的国家,一个想繁荣的国家,一个人与人互相尊重的国家,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一个好国家,色情业必然应该合法化”。

  “自由”“权利”“人权”“尊重财产权”“好国家”,看了这些词,我赶紧打开浏览器,搜了这个问题:

  美国色情业合法吗?

  什么?原来美国只有内华达州批准性交易合法?而且内华达州境内只有少数几个地处偏僻的郊县拥有妓院?

  后来我想了想,可能他说的不是灯塔国,因为灯塔国并不“爱好和平”。

  2015年,北京发布《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这份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文件其中规定,凡是“带顶”“带盖”的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条例一出,连岳就带头表示反对。条例实施的当天,连岳就发表了一篇《我的禁烟观》。

  “一个人的身体,只能由他说了算,他愿意付出健康的代价,换取过烟瘾的愉悦,这种自由,神圣不可侵犯。

  禁烟令,已经侵入私权。虽然政府老干这种事,但错事做多了,不会变对,抢劫一万次,也还是抢劫。”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连岳还对文章的主旨,进行了升华——政府本质就是流氓强盗,不会做好事的。

  其实这句话,也就是连岳那些年的真实写照——政府提倡的,我全都反对。

  也别和我争辩,别问,问就是民主和自由。

  但在最近,当“方方日记”发酵后,连岳却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

  疫情之后的中国,有两点要反思:一是对那些贡献生产力的企业家好一点,他们才是国之根本,减税降费相当于提升生产力,应该当成长期的国策,不能干杀鸡取卵的事;

  二是别再用纳税人的钱养一堆作家了,别以为养着他们就自然是你的吹鼓手,更大可能是享受你的待遇、福利与特权,还要搏一搏反体制的美名。自信一点嘛,做得好,正常人自然会夸你,正常人是多数。

  这个作家指谁,一目了然。

  在公知们“堕落”“跪舔”骂声中上了热搜的连岳,第二天又在文章中正面回应了一波:

  “民主不是更好的体制,它是更坏的体制”

  “柏拉图的话是对的,喜好民主并非雅典的光荣,而是雅典的堕落。中国真搞起欧美那种民主,也将堕落”。

  这一下,公知们彻底炸锅了。

  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都不要了,这不是“堕落”,这叫“畜生”。连岳,你赶紧自裁吧。

  先别急,我们不妨来看第二个例子。

  和连岳一起“叛变”的,还有乔木。

  乔木,当年叫做“北外乔木”,曾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相比于连岳的言论,乔木的发言“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从2006年从伦敦回国后,乔木就扛起了民主、新闻自由的大旗。

  2013年,我国“嫦娥三号”探测器发射升空,乔木在微博喷了一波——民生问题都解决不了,发展什么航天工程。

  (图源@北京人不知道的北京事儿)

  2015年,乔木又曝出了“何炅吃空饷”的事情,不少网民的攻击又把乔木往远推了一把。

  2017年,乔木终于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从北外辞职,移居美国,做一个干净的人”。

  用实际行动来追求理想,虽然我和他立场不同,但我倒也觉得这种决心令人敬佩。

  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写到,“政治学博士不能讲民主宪政,新闻学教授反对新闻自由,柴可夫斯基也奏不出我这悲怆交响曲。”

  并且在面对10岁女儿的困惑时,乔木向他的女儿解释,“你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响应号召,战天斗地,结果没有改变社会,只是用反思和写作改变了爸爸。

  爸爸做了该做的,即使仍然不能改变什么,但你大了多少会受影响”。

  这些言语,也让乔木的“彼岸之行”,多了一丝英雄主义的悲壮。

  2017年,在辞职半年后,公知乔木,踏上了去往灯塔国的路。

  (图源@乔木DC)

  彼岸好脏好乱好快活,此岸好山好水好寂寞。

  结果去了美国的乔木发现,有些事情好像和他之前的认知,不大一样。

  汽车使用税、年检费、尾气检测费,开个车和中国的名堂一样多。

  保险和城市停车费,还远高于中国。

  (图源@乔木DC微博,明德先生《北外乔木,一个诚实的公知:到美国才发现,被自己忽悠瘸了!》)

  公知们鼓吹“美国看病很便宜”,乔木信了。

  但后来他发现,还是有很多人看不起病。

  同时,他们也买不起房,养不起车。

  (图源@乔木DC微博,明德先生《北外乔木,一个诚实的公知:到美国才发现,被自己忽悠瘸了!》)

  不过乔木还是有本事的人,在美国也渐渐安稳下来,感受着民主和自由。

  2020年,当疫情爆发后,乔木曾短暂回国探亲,在这期间,他还没忘了抨击武汉封城是“肆意侵犯个人权利”。

  而他对中国以外地区的疫情防控,充满了信心。

  美国是卫生防疫系统公开透明,日本是世界上最干净、最安静有序的国家。

  但当他回到美国后,渐渐地发现,事情不对了。

  在美国NBA停摆、股市狂泻、大学关闭后,乔木惊呼,“美国怎么了?”

  接下来的乔木的话,则更让公知们坐立难安——乔木居然还在北京交着医保。

  兴许是所见所闻太过于魔幻,身在美国的乔木,也开始写起了《美国疫情日记》。

  这一举动,仿佛是在嘲讽方方日记啊!这下,乔木彻底和公知们站在了对立面。

  公知们说,“美国有医疗白卡,可以免费看病。”

  乔木说,“那是极低收入的人才享有的福利,每年申请、评估,很麻烦”。

  公知们说,“美国不洗脑”。

  乔木说,“女儿在家自学的第一件事,是站立,手帖胸口,开始宣誓:

  “I pledge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the republic for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for all.”

  (我谨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及效忠所代表之共和国,上帝之下的国度,不可分裂,自由平等,全民皆享。)

  校长每天广播领誓,每周五次。”

  公知说,“美国一夜之间出动35艘医疗船,搭建216座方舱医院。”

  乔木说,“只有一艘停泊在曼哈顿的92号码头。”

  (图源微信公众号“天下传播”)

  公知说,“美国人的生活根本没受什么影响,国内媒体在妖魔化欧美。”

  乔木说,“邻居因疫情蔓延没有收入,敲门问能否蹭下他的WiFi。”

  总之,公知鼓吹什么,乔木就打脸什么。

  但对此,公知一点办法都没有,毕竟,在美国的是乔木,不是他们。

  作为曾经的公知,乔木的每一篇日记,都打在了公知们的软肋。

  曾经的帽子不好使了,公知们也没别的办法,只能人身攻击了。

  乔木倒也坦然,不仅声援连岳,还表示自己成为了“自干五”。

  连岳不是第一个“反水”的,乔木也不是唯一的“叛徒”。

  我大胆预测一下,今年,将被称为“公知反水元年”。

  未来,中国公知的历史,将是一部前赴后继反水的历史。

  而所谓“殇值”,即将结束它的表演,退出历史舞台。

  尾声

  一个大家需要警醒的细节是,公知的分化,未必是因为如今中国的自干五和小粉红在互联网上的强势。

  其中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国家实力的强大。

  因为国力变强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去到国外,看看真实的美国。

  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攻自破。

  我上大学的时候,也一度认为,美国的空气是香甜的,美国的月亮比较圆。

  (中国的月亮,有时候也是圆的)

  直到2012年,我第一次去美国。

  到华盛顿,大家都去参观博物馆,我因为有点不舒服,留在了大巴上,和在美国待了15年的中国大巴司机闲聊。

  在他的口中,我听到了一个这样的美国:

  他在国内是一个坐办公室的小文员,到美国后,待了15年,一直待在唐人街,完整的英语都不会说一句。

  他开客车,妻子在中餐馆洗盘子,日常开销是够的,但就是处处被人看不起。

  好在女儿过几年就要成年了,他的苦日子也就熬出头了,准备退休。退休的最大愿望,是回老家山东去。

  只是15年没回去,现在山东的朋友也不认识几个了,回去反而变成人生地不熟,想回却不知怎么回。

  我至今无法忘记他因为连日出车而疲惫不堪的脸,还有他谈起想回老家山东时眼中闪烁的光芒。

  我坐在大巴车上,看着窗外华盛顿雄伟的博物馆,还有这个美国首都街头穿着体面西装、行色匆匆的美国白人。那一刻我感受到了英文课本上所说的 cultural shock,也就是互联网上人们所说的三观尽碎。

  我也想到高中历史课本上的一句话,大意是这样的:

  美国十分强大,但仍是一个物欲横流、贫富差异巨大的复杂社会。

  当年的历史课上,老师和同学们都觉得这句话酸得不行。但其实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它是一个客观的评价。

  那是第一次,我对于我在国内所听说的关于美国的一切,产生了怀疑。

  我想有过轻度“反水”经历的人,都曾有过这样一个怀疑人生的“顿悟”时刻。

  也许是你从上海浦东飞到纽约肯尼迪机场,发现美国机场破破烂烂的那一刻;

  也许是你来到伦敦,发现地铁里不通手机信号的那一刻;

  也许是你在巴黎老佛爷被抢了钱包的那一刻;

  也许是外国政府一系列“群体抗疫”迷之操作,却还在抹黑中国抗疫的那一刻。

  对于很多人来说,当我们走出国门,经历过“顿悟”时刻之后,我们就重新认识了西方社会,反过来,也重新认识了中国。

  所以,我不认为方方是一个坏人。

  我觉得她是一个可怜人。

  是的,她住在2000万的豪宅里,而我住在小出租房里,但是我仍然敢同情她。

  因为不管她多么有钱,她的精神世界,却依然停留在70年代的绝望里,停留在伤痕文学里。她的伤痕,从未愈合。

  而我们,是不同的。

  我们新一代人如今正在见证的,是一个危险与机遇并存的,新的中国的新的历史。

  我至今也不认为美国是坏的,它做过一些好事,也做过一些坏事,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上,它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它的人民,用200多年的自立和奋斗,让一个新组建的国家成为了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是历史上独一份的。无论将来这个国家是否会消亡,美国所获得的成就,是不朽的。

  但是如果你了解美国的历史,就会知道,美国的成功,是建立在自立和奋斗的基础上,他们与对手进行了无数残酷而坚决的战斗,才有今日的荣光。

  而绝不是建立在自我否定和破罐破摔上,也绝不是建立在向对手投降以苟延残喘的基础上。

  我们要学习美国人做了什么,而不是学他们说了什么。嘴巴会骗人,但是身体是很诚实的。

  我们也应该像美国人一样,用自立和奋斗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与对手进行坚决而残酷的斗争。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按照历史记录来推断,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了5000年、文明从未断绝的国家。我们成功的概率是很高的,至少是全地球最高的。当然我们也有可能失败,但是这也没有关系。

  因为奋斗者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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