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垂青史的杨家岭，毛泽东４０余篇著作诞生于此
日期：2020-7-17 17:46:43

　　原创 党史博采 2020-06-24 11：14：37

　　文/刘明钢

　　名垂青史的杨家岭，毛泽东理论创作的巅峰时期，40余篇著作诞生于此

　　从1937年1月13日至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曾在延安落脚、锤炼，又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胜利。因此，延安被誉为革命圣地。

　　毛泽东在延安生活、战斗了十个春秋，搬了许多次家，其中在杨家岭居住的时间最长，从1938年11月到1943年10月，差一个月就满五年。

　　每次触碰这段时光，总会有一种化解不开的凝重萦绕心头。

　　每次面对这段历史，总会有一种难诉笔端的慷慨荡涤体魄。

　　一

　　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党中央负责同志进入延安后，最早住在延安凤凰山下的窑洞里。

　　在那里，党中央、毛泽东审时度势，精心运筹，终于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适时地将国内阶级斗争的车轮推上了抗日民族斗争的轨道。

　　在那里，毛泽东椽笔定乾坤，写下被列为世界十大军事名著的《论持久战》。

　　1938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天。人们刚吃过早饭，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刺耳的防空警报，顿时打破延安往日的宁静，人喊马嘶，奔走呼号……随即看到，市井街衢腾起了黑色烟柱。

　　这是日本侵略者第一次空袭延安，炸弹爆炸的声音，使大地都在震颤。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刚刚进入防空洞，又一批敌机飞临党中央驻地上空，机翼上的太阳旗都看得一清二楚。第二轮轰炸后，历史悠久的延安古城，变成了一片废墟，一堆瓦砾。就在那天，党中央决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立即转移到杨家岭。毛泽东说：“这个，没有完，今天的轰炸是个开头，它还会来的，说不定就是明天。”

　　于是，中共中央连夜搬到了杨家岭。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第二天天刚亮，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再次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好在延安军民已有准备，都撤到了安全地带，没有人员伤亡。

　　杨家岭在延河对面，距延安旧城有5里多路，当年只有十几户人家。

　　这是一条很深的山沟，沟内树木繁茂，遮天蔽日。从外面，从天上根本看不到山沟里的机关与人员。

　　中共中央从凤凰山麓搬到杨家岭的首要考虑就是安全。实践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在以后的岁月里，日本飞机对延安进行多次轰炸，有时一天两次，每次多达数十架次，一次投弹数十枚到数百枚。可是，杨家岭这个地方，敌机从来没有光顾。部队挖的防空洞，也从来没有使用。

　　中共中央搬到杨家岭后，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缺乏住所。原先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一下子进驻这么多的机关人员，住所当然是个大问题。为此，中直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警卫部队，全都动员起来，自己动手，开挖窑洞。现在杨家岭供人参观的那些挂着某领导“同志旧居”或某“机关旧址”牌子的一排排整齐的窑洞，大都是那个时候挖成的。

　　为了防范敌机轰炸，机关学校还挖了许多防空洞，有的防空洞就和居住的窑洞连在一起。夏天的时候，防空洞就会产生一些幽幽的凉风，把帘子吹得飘起来。

　　1942年2月，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他十分风趣地说：“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种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

　　由于参加整风的干部、学员都有挖窑洞、挖防空洞的经历和体验，因此，听到“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不由得哄堂大笑。

　　二

　　毛泽东说：“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这话千真万确，名副其实。

　　纵观毛泽东一生，有几个理论创作的辉煌时期，延安十年是其一，而杨家岭时期更是他理论创作的巅峰。仅就《毛泽东选集》1—4卷来看，延安时期所作占到总量一半以上。其中，在杨家岭的窑洞里写的有40篇。

　　在杨家岭，毛泽东住在两间窑洞，里间是寝室，有一张木床、一个小木方凳、一个木箱；外间是办公室，有一个旧书架、一张作为办公桌的旧方桌，还有一些小方凳。美国作家斯特朗在访问记中写道：“党的负责干部，住在寒冷的窑洞，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的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1939年，毛泽东已经46岁，长期的战争磨难和艰苦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但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他一面紧张地处理着战争年代的繁杂工作，一面坚持进行理论研究，常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

　　当时担任他的保卫参谋的蒋泽民回忆道：

　　“毛泽东写文章是非常辛苦的。延安地区没有电，夜晚毛泽东写文章时点两根蜡烛照明，烛光昏暗而又跳动，很影响视力，容易使眼睛疲劳。毛泽东写累了，就揉揉酸胀的双眼，再继续写，一夜之后，他的脸上沾了一层烟灰。毛泽东写文章用的是毛笔。写前打好腹稿，然后挥笔而就，疾书成文。他写东西时，桌子上一般不放书籍和报纸，不参照别人的东西。他埋头书写很长一段时间后，往往要停下笔来休息几分钟，或者点燃一支烟吸，或者站起来，到外面的空场上走一走。如果他表情是平静的，面带微笑，和我们或公务员唠几句嗑，那么他已经完成了一部分文稿了。毛泽东写好的文章，有的进行反复修改后，让我们送给中央首长传阅，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章都要送给朱德看，政治方面的文章送给王稼祥看，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后，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他再一次修改。”

　　在杨家岭的窑洞里，毛泽东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从而构筑了新民主主义的全新理论体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是这一篇篇在毛泽东案头那盏彻夜不熄的烛光下凝结着无穷智慧的理论巨著，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航向，使中国革命的航船，绕激流，过险滩，千回百转，终于驶向了胜利的彼岸。

　　三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是专门培养党的中高级理论干部的学校。自1942年2月1日至1946年春，毛泽东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更是不同寻常，这项任职是和延安整风运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1943年，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活跃师生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千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人们左看右看，虽然建筑雄伟、宽敞，可总显得少点什么。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什么的。一说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澜先生。但范老试着写了几条，连自己也不满意，于是提议去找毛泽东。

　　毛泽东欣然命笔，“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

　　题词拿回来后，便立即找来了能工巧匠，选了四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字形不差分毫。

　　“实事求是”的石刻镶嵌入正门后，犹如画龙点睛之笔，使这座建筑熠熠生辉。从此，这一题词就成了党校学员直至今天全党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座右铭。

　　毛泽东将“实事求是”作为中央党校的校训，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不仅因为这一校训是针对当时存在于党内的脱离实际、崇尚空谈的教条主义，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赋予“实事求是”全新的科学含义。

　　毛泽东认为“是”就是事物的规律，“求是”就是认真追求、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工作的向导。毛泽东还解释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这个“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

　　中央党校校史馆展厅，摆放着四块白沙岩石碑，上面镌刻着毛泽东手书、由延安中央党校学员舒同临摹放大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这样，经过改造后的“实事求是”就进入哲学最高领域，成为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正如后来邓小平所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毛泽东大力的推介与宣传，“实事求是”才这样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

　　四

　　走进杨家岭毛泽东的旧居，就会看到墙壁上悬挂着的毛泽东身穿打了大块补丁的棉衣棉裤，给干部作报告的照片。见了这幅照片，有的人也许很难理解，身为一党领袖的毛泽东，难道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吗？穿得这样是不是太寒酸？其实，要穿得好一点并非不可能，但是毛泽东自觉地践行他所倡导的艰苦奋斗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我党领导的革命不断取得胜利。

　　毛泽东在延安时，仅有三件衬衣，穿破了，舍不得丢，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直到破得实在穿不上身了，才让人把三件补成两件，继续穿。警卫员见此情形，多次提出给他换一件新的。毛泽东不但不同意，反而给警卫员算了一笔账：“咱们现在是困难时期，全国几十万军队，一人换一件，该得多少布和棉花？”这一算，大家无话可说。

　　毛泽东穿的棉衣就更不用说了，不但灰色褪成了白色，而且袖口、胳膊肘、膝盖等好几处补了一层又一层补丁。拆洗后，再也无法补了，警卫员便偷偷给他领了一件蓝布新棉衣。毛泽东没有穿，责备警卫员道：“为什么给我换新的？还是穿旧的好。”

　　警卫员说：“旧的实在缝不起来了。”

　　毛泽东看了看领来的新棉衣，问道：“你们都是穿蓝色的棉衣吗？”

　　警卫员答：“不是。我们穿的是灰的”。

　　毛泽东一听，立即叫警卫员把蓝棉衣换成和战士们一样的灰棉衣。

　　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身体力行，亲自参加生产劳动。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在杨家岭自己居所的坡下开垦了一块荒地，并亲自种上各种蔬菜，为全党树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榜样。

　　1940年，在杨家岭的窑洞前，毛泽东宴请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席上的佳肴只有战士们自己种的蔬菜和邻居送来的一只母鸡。而在重庆，蒋介石请陈嘉庚吃饭，一顿饭就花了八百大洋。这两顿饭的差别，使陈嘉庚对两个政党的差别有深刻的体验。

　　回去之后，他这样记述自己延安之行的感受：“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莫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五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4月21日，在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作报告，简要地回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情况。他说：一九二一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十二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十二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七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七月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接着，毛泽东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24年历程，满怀豪情地说：“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毛泽东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对全党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教育。

　　毛泽东这番讲话，透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信息。比如，一大召开的时间、地点、代表人数，为什么要移到南湖开会，当时还活着的代表的情况，以及毛泽东本人入党的情况等等。但核心的内容，是讲中国共产党怎样由“简”到“巨”，由“年幼无知，不知世事”到“翻天覆地”的。当时绝大多数代表是第一次听到关于中共一大的情况介绍，感到很新鲜，很兴奋，同时又备受鼓舞。

　　1945年6月17日，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毛泽东发表演说，又一次引用了这句话，并解释说：“‘作始’就是开头的时候，‘简’就是很少，是简略的，‘将毕’就是快结束的时候，‘巨’就是巨大、伟大。这可以用来说明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有生命力的国家，有生命力的人民群众，有生命力的政党。”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这句富有哲理的话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写照。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时，只有几十名党员，也没有什么重大影响。胡乔木说：“‘一大’开过了，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连报纸上也没有一点报道。但是中国的伟大事变在实质上却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由“简”到“巨”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新生力量是充满旺盛生命力的，是不可战胜的。

　　六

　　在杨家岭，机关工作人员与警卫部队还自己动手修建了中央办公厅的办公楼和中央大礼堂。

　　办公楼于1941年建成，因形似飞机亦称飞机楼。整个建筑共三层，一层的北翼为中央图书室，南翼为中灶饭厅。1942年5月，中宣部召开文艺座谈会，有近百人参加。毛泽东亲临会场听取意见，并作了重要讲话。《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成熟与丰富的集中体现，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发展，是指引革命文艺前进的旗帜，虽历经60多年的风风雨雨，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仍然具有指导和启迪意义。

　　1945年4月至6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礼堂隆重召开。主席台上方的横幅上醒目地写着十二个大字：“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构筑了自己第一座理论大厦——毛泽东思想。大会通过的党章，第一次写入了这样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杨家岭虽说隐蔽、安全，但却不是理论研究、著书立说的理想处所。施工建设，噪音很大，特别是修建办公楼，就在毛泽东住所的下面，叮叮当当凿石头的声音，一响就是好几个月，实在影响工作与休息。

　　再有，中央直属机关比如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职工运动委员会、青委、妇委、政策研究室等等，均设在这不大的山沟里，人员来来往往都要经过毛泽东的窑洞前，难免不发出声响。而中央书记处又特别需要清静。

　　1943年10月，尽管杨家岭的土木施工已经结束，中共中央还是下决心将书记处迁到枣园。这样，毛泽东也离开了杨家岭，到了清静而秀美的枣园。

　　七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1949年9月，开国大典在即，中央领导层形成一致意见，要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毛主席的画像，于是，究竟挂哪一幅画像的问题，就摆在了周恩来的面前。为此，他多次派摄影记者来到丰泽园，为毛泽东拍摄了几幅正面肖像。不久，这些照片摆在了菊香书屋的案头，让书屋的主人挑选。

　　然而，这位日理万机的人民领袖对这些照片都不满意。他对工作人员表示：“我不喜欢这一本正经的标准像，如果天安门上一定要悬挂我的像，最好从那些随随便便拍下的照片中选一张。因为随意拍的照片比这样的照片自然。”

　　在得知毛泽东的意见后，周恩来又派人送来几幅毛泽东在延安的生活照，其中有一张毛泽东和朱瑞的合影。

　　那是一个秋天的清晨，毛泽东和正在延安组建炮兵学校的朱瑞沿延水河边散步，两人一边走，一边聊天，亲切融洽，于是随行的摄影师便悄悄地拍摄下来。

　　这是一张留下难忘纪念的照片。

　　告别延安后，朱瑞奔赴东北战场。1948年10月1日，在解放辽宁义县的战斗中，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的创始人之一、东北野战军炮兵部队司令员的朱瑞，不幸踩到地雷壮烈牺牲，年仅43岁。

　　毛泽东是从第四野战军政治部转送中央的朱瑞烈士遗物中，意外发现了那张他和朱瑞的合影。望着这张略显泛黄的照片，毛泽东又想起朱瑞在延安多次给他写信要求上前线的往事，眼里满是泪水。于是，毛泽东建议，将这幅合影中的自己放大加工，作为肖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前。这就是开国大典第一幅领袖画像的来历！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毛泽东常爱说的一句成语。

　　中共中央机关进驻杨家岭的五年也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在那里，党中央、毛泽东领导全党团结奋斗，励精图治，特别是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谱写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历史篇章；在那里，胜利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所有这一切，使得杨家岭这个小小的山村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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