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新冠疫情后，世界秩序走向何方？
日期：2020-10-14 17:58:59

　　翻译：安怀雨

　　编辑：张纬杰

　　新冠对世界秩序的影响仍在发酵。今年7月，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虽然很多人是因为“历史终结论”了解福山，但福山主要研究领域其实是美国政治）在《外交事务》上发文表示，新冠疫情对所有国家都是一场大考，因为它综合考验了一国的资源、组织力、政府可信度以及居民配合度等等。

　　在后新冠时代，福山认为全球都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大国家主义回潮，人们会更加重视政府的力量，政府的权力自然也会相应扩张；而国与国之间的马太效应会进一步放大，能良好处理新冠危机的国家将在之后越来越强，反之则会走向衰弱。

　　作为主业研究美国政治的专家，福山也评论了美国的抗疫表现。他认为美国最大的不幸是“当危机来袭时，历史上最无能也最分裂的领导人掌管了这个国家”，并表示无论11月谁主沉浮，美国都将进一步走向极化与分裂。

　　以下为原文内容，部分有删减：

　　重大危机常常带来无法预见的后果。经济大萧条掀起了孤立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也推动了“新政”，美国得以崛起为全球超级大国，并完成非殖民化运动。9/11空袭导致了美国两次失败的干预，一次刺激了伊朗崛起，另一次催生了新形式的的伊斯兰激进主义。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反建制民粹主义的激增，颠覆了全球的领导人。

　　未来，后世的史学家们同样将把无数深刻的变化溯源到今天的新冠疫情。今人的挑战则是弄清楚这一切。

　　到目前为止，我们很清楚为什么一些国家的抗疫行动更有效，而且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一趋势将会延续下去。其中，政体形式并不是重点因素。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威权国家，应对这次危机的能力都显出良莠之分。

　　成功与否靠的是国家实力、社会信任和政府领导力。只有当国家同时具备了能担重任的国家机关、得到公民信任和听从的政府以及高效率的领导人这三个要素，才能有力应对疫情，将损失最小化。当国家机能失调、社会两极分化或领导不善，一切行动都会差强人意，使公民和经济体暴露在风险之下，不堪一击。

　　此时，当我们越了解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及它造成的疫情，越会发现这场危机的持续时间将延长。抗疫被迫以年而不是季度来衡量。这种病毒没有人们担心的那么致命，但传染性非常强，而且经常出现无症状传播。相比之下，埃博拉病毒虽然致死率高，但很难被感染，因为受害者来不及传染别人就一命呜呼了。

　　新冠病毒与此恰恰相反。人们往往轻视此病毒，病毒得以广泛散布，持续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带走大批大批感染者的生命。无论何时，任何国家都无法宣布完全消灭了这种病毒，而只能一步步尝试开放经济，与之相伴的新一轮感染浪潮会让这个过程更加漫长。

　　对（经济）V型复苏的希望似乎过于乐观，更有可能出现的是一个拖着长长尾巴的L型复苏或一组W型复苏。短期内，世界经济已没有能力恢复到新冠爆发前的那种状态。

　　在经济层面，这场旷日持久的危机带来更多的企业破产，并对购物中心、零售连锁店和旅游业等行业造成致命打击。几十年来，美国经济的市场集中度一直在稳步上升，而此次新冠疫情将把这一进程推得更远。由于数字交互技术越来越至关重要，只有财力雄厚的大企业才能安然度过风暴，其中科技巨头获得的好处最多。

　　然而，疫情对政治的影响尤甚。短时间内，人民可以响应国家号召，为了集体作出英雄主义式的自我牺牲，但这并非长久之计。病毒阴魂不散，失业率陡增，经济衰退无限延长，债务重担前所未有，当这些压力层层累积，最终会造成一场无可挽回的政治冲击——问题是，谁会第一个遭殃？

　　当东亚比欧洲或美国更善于控制新冠局势，世界权力的中心将继续向东转移。当疫情爆发时，很多政府在一开始都表现不佳，并试图掩盖，却明显对他们的公民造成了更致命的后果。相比之下，中国至少已经能够重新控制局势，并开始迎接下一个挑战，即促进经济快速、可持续地恢复增长。

　　与之相反的是，美国的抗疫几乎毫无成果，威望也大幅下滑。这个国家潜在的国家能力巨大，并在历史上多次成功度过了流行病危机。但社会巨大的阶级差异和不作为的领导人却阻碍了国家的有效运作。

　　总统非但没有促进团结，反而助长了分裂。特朗普将援助政治化，将制定关键决策的责任推给州长，同时鼓动人们抗议州长的抗疫举措，攻击国际机构而不是助他们一臂之力。整个世界坐在电视前面，瞪目结舌地看着这场闹剧。

　　在今后的几年里，疫情或许将进一步推动美国的衰落，持续侵蚀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最终让全世界的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另一方面，也能令自由民主重获新生。即便怀疑论者大加鞭挞，疫情也有可能刺激民主制度展现出非凡的弹性并重获新生。在世界的不同地区，这两种前景将同时出现。

　　然而不幸的是，除非情势发生急转，总体预测仍然趋于悲观。

　　01. 法西斯主义会卷土重来吗？

　　悲观的未来不难想象。民族主义、孤立主义、仇外心理和对自由秩序的攻击多年来一直与日俱增，这一趋势只会因疫情加速。匈牙利和菲律宾政府利用危机赋予自己紧急权力，与民主渐行渐远。萨尔瓦多和乌干达等许多国家也采取了类似措施。人口流动障碍重重。甚至，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各国非但不能联手控制疫情，反而闭关自守，互相攻讦，推诿责任。

　　民族主义崛起增加了挑起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国家领导人利用国际争端来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甚至干脆趁对手虚弱不堪或忙于抗疫时，破坏其国内稳定或是建立新政权。不过，考虑到核武器的威慑力量仍旧存在，加上各大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出现国际动荡的可能性远远小于国内动荡。

　　城市拥挤、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贫穷国家将首当其冲。在某些地区，连清洁用水都无法得到保障。因此，不仅是社交疏离，就连勤洗手这样简单的个人防护行为都很难实现。甚至，政府的作为恶化了局势——不管他们是故意煽动民众的恐慌情绪从而破坏社会凝聚力，还是仅仅出于政府无能。

　　以印度为例，政府突然宣布全国停工，毫不顾忌大城市里几千万的农民工，让情势雪上加霜。这些人回到农村，将疾病传播到全国各地。然后，政府又调转枪口，开始限制移动。大批工人被困在城市，没有工作，无家可归，更无人照料。

　　在南半球，由于气候变化，流离失所的现象正酝酿成为一场严峻的人口危机。新冠疫情将加重这种影响，使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人口日益接近生存边缘。20年来，这些贫困国家的数亿人口一直受益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如今，发展的希望已被彻底粉碎。在民众的怒火之下，期待落空早就是革命的标准导火索。

　　绝望的普通人寻求移民，蛊惑人心的领导人暗伺时机篡夺权力，腐败的政客趁机偷取一切。政权要么强行压制着一切，要么就此崩溃解体。与此同时，移民被视为疾病和混乱的代表，新一波从全球发展中国家抵达发达国家的移民只会得到越来越少的同情，而面临更坚决的抵制。

　　最后，所谓的“黑天鹅事件”虽然是不可预测的，但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黑天鹅事件出现。在瘟疫蔓延的历史中，长久的苦难带来了极端的焦虑情绪，从而催生了人们对世界末日的幻想、对宗教的狂热和新宗教的诞生。事实上，发迹于一战后的暴力与混乱之中的法西斯主义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狂热的信仰。

　　阴谋论曾在中东等地盛行，那里的平民被剥夺了权力，也没有机构能传达他们的诉求。如今，这些思想也在发达国家内广泛传播，部分是由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造成的碎片式的媒体环境。民粹主义的政治煽动家从不断的苦难中汲取养分，攫取权力。

　　02. 新冠疫情会催生更有弹性的民主制度吗?

　　历史上，大萧条不仅催生了法西斯主义，也重振了自由民主。所以，新冠疫情同样也能在带来负面冲击之余产生一些积极效果。僵化的政治体系往往需要极大的外部冲击才能打破停滞局面，为拖延已久的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在疫情影响下，这种模式很可能会在某些国家再次上演。

　　实际上，有效对抗疫情能体现专业精神和专业知识。反之，谣言与无能在民众眼前一览无余。最终，这可能将产生一种有益的选择机制，奖励表现良好的政治家和政府，惩罚表现不佳的政客和政府。

　　巴西的贾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近来不断暗中削弱本国的民主制度，试图做困兽之斗以蒙混过关。俄罗斯总统普京起初试图淡化疫情的严重性，后来又声称俄罗斯已经控制住了疫情，然而，新冠疫情在全国来势汹汹，普京被迫再次改变论调。普京的声望在俄罗斯本已摇摇欲坠，疫情更是火上浇油。

　　因此，这次疫情就像是一顶闪亮的探照灯，对准全世界的国际组织和政府机构，探照出其不足和缺陷。危机加剧了一国民众之间和不同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经济长期停滞也将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

　　但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这场危机也显示出政府调动集体资源以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此前，“貌合神离”的阴影挥之不去，现在却可能刺激社会团结，推动更慷慨的社会保障，就像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催生新兴的福利国家一样。

　　疫情也能避免新自由主义走向极端。新自由主义是由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等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首倡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20世纪80年代，这一芝加哥学派为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当时，政府有充分的理由削减多种形式的政府所有权和监管。然而随着时代发展，这些观点固化为一种自由主义至上论，尤其是在美国，整整一代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坚决抵制任何政府干预。

　　考虑到国家有力回应对减缓疫情扩散的重要性，我们很难像里根在其第一次就职演说中那样辩称，“政府无法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全国紧急状态期间，没有任何一个私营部门和慈善事业可以取代一个称职的政府。今年4月，推特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宣布将为新冠疫情经济援助项目捐款10亿美元。这显然是一个天大的善举。同月，美国政府拨款2.3万亿美元，用以补贴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和个人。

　　当然，反国家主义仍在抗议封锁的声浪中略有回响。但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政府医疗专家在处理危机方面的建议。这样的趋势会引导人们更加支持不同的政府干预措施，以解决其他重大社会问题。

　　最后，国际合作会在新冠的刺激下逐渐复苏。在国家领导人推卸责任的同时，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正在加强联络，重建信任。就算国际合作崩溃带来灾难，人们也会在之后的年代里承诺再次开展多边合作，为了共同的利益携手并进。

　　03. 盲目乐观仍不可取

　　疫情已成为全球政治压力测试器。有能力应对危机的合法政府将相对顺利地度过难关，并可能拥抱改革，从而更强大、更有韧性，从而在未来超越别国。国家能力较弱或领导不力的国家将陷入困境，即使不会陷入贫困和动荡，也将面临发展停滞的问题。面临后一问题的国家远多于前者。

　　不幸的是，此次压力测试异常艰难，能通过者寥寥无几。要成功地应对危机的初始阶段，各国不仅需要能干的国家和充足的资源，还需要众多社会共识和能够获取民众信任的称职领导人。韩国和德国满足了这些要求。韩国将控制疫情的任务委托给了专业的卫生机构。然而更多的政府却是顾此失彼，捉襟见肘。而且，当危机的后续影响难以控制，这些全国性的趋势可能会继续下去，令更广泛的乐观情绪难以维系。

　　另一个悲观的原因是，积极前景假设了理性的公众话语和社会习得。以往，技术专家们掌握着更多权力。如今，他们与公共政策的联系日益微弱。数字革命刺激了权力的民主化，使得认知和其他层次都趋向扁平，政治决策沦为喋喋不休的口舌之争。这样的环境不利于反思和重构。某些国家会长期处于“不理智”状态，而无法解决问题。

　　实际上，美国自己就是最大的变数。这个国家最大的不幸就是，当危机来袭时，历史上最无能也最分裂的领导人掌管了这个国家。在危机之下，他也不改变其混乱的治理方式。在任期内，他与他所领导的国家不断产生对立和冲突，永远无法在形势需要时有效地部署军队。他认为对抗和仇恨而非团结是他的政治财富，便利用这场危机挑起争斗，加剧社会分裂。

　　美国在新冠疫情期间表现不佳有几个原因，但最可悲的，就是没有一个能发挥带头作用的国家领导人。

　　如果特朗普在11月连任，民主或自由国际秩序将很难有机会全面复苏。但无论选举结果如何，美国都会继续两极分化。疫情期间的选举困难重重，心怀不满的失败者却恰恰能以此挑战选举的合法性。即使民主党拿下了白宫和国会两院，他们所接手的也只有一个被彻底击垮的国家。他们的行动将受到高额债务的阻碍，以及残余反对派的顽固抵抗。

　　在多年的劣治之后，国家和国际机构将变得脆弱，摇摇欲坠。重建工作可能会持续数年之久——假如还有重建的可能。

　　危机最紧迫、最残酷的阶段已经过去，世界正步入一段漫长、压抑的艰难时期。即便步伐不一，各国最终会先后走出阴影。全球范围的暴力动荡不太可能发生，而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和美国都曾证明自己有能力进行变革并适应。他们需要再次创造奇迹。

　　注：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创办于1922年，是美国国际事务及外交政策研究领域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学术杂志之一，代表美国建制派外交立场。1947年，冷战之父乔治·凯南针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就首发于《外交事务》上。

　　来源：

　　The Pandemic and Political Order： It Takes a State， Foreign Affairs， 2020.7.8

　　作者：Francis Fukuya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