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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评诸葛亮最得意的《隆中对》:致蜀汉亡


日期:2015-08-17 08:37:21|2015-08-17 08:37:21 来源:中国网-传媒经济

  《隆中对》是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时向其提出的兴复汉室、谋取天下的战略策划书。而此后刘备正是根据诸葛亮的这些策划,建立了蜀汉政权。因此,这篇名文颇为后人津津乐道。根据笔者看到的材料,毛泽东对此文曾经有过两次评点。

  一次与皖南事变有关。

  1941年1月,国民党在皖南发动突然袭击, 企图消灭新四军。皖南事变发生后,针对复杂的形势,毛泽东借用刘备伐吴战败身亡的典故教育全党。他说:三国时期,蜀汉所据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 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和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 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

  在这里,毛泽东对《隆中对》确定“东联孙吴, 北拒曹操”的战略方针是赞许的。诸葛亮通过对当时天下形势的深入分析,区别了各种矛盾的主次,抓住曹刘这一主要矛盾来制定刘备集团的发展战略,进而明确 “东联孙吴,北拒曹操”的方针。正是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通过赤壁之战等多次战役,刘备成就了一番政绩,魏蜀吴三足鼎立局面形成。但在处理诸多具体的矛 盾关系时,能不能始终看清主要矛盾所在,并不是件简单的事,稍不冷静,就会铸成大错。刘备派关羽镇守荆州,但关羽刚愎自用,与东吴交恶,结果败走麦城,身 首异处;之后,刘备不听劝谏,感情用事,出兵伐吴,颠倒了矛盾的主次,破坏了孙刘联盟,结果兵败彝陵。

  联系当时的形势,毛泽东举这个例子,意味深 长。皖南事变后,在如何对待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问题上,党内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些同志认为,皖南事变可能会“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 马日事变”,“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所以应该对国民党立即进行全面反击。这种想法事实上没有摆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位置。当时,党对形势的基本判断是, “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全国各派力量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皖南事变固然使阶级矛盾在局部领域激化起来,但整体上 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主次关系并没有变化,因此,正确的选择是对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以达到在斗争中求团结的目的。否则,“季孙之忧, 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矣”!因此,毛泽东这个时候以刘备兵败东吴为例,就是告诫全党要分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统一认识,以避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分 裂。

  引发毛泽东另一次评点《隆中对》的,是《古文辞类纂》收录的苏洵的《权书·项籍》一文,并涉及诸葛亮为刘备集团提出的另外一个发展战略。

  苏洵认为,诸葛亮只以关羽守荆州而以主力到西 蜀建立根据地,很难实现两头兼顾的目的。孔明以为有高山险隘相阻,就可以免于灭亡,而实际上西蜀之险,守不可出,出不可继,保证安然偏于一隅都很困难,以 此为根据地图取中原就更不可能了。苏洵还形象地举了一个例子:要成为富人,必须占据四通五达之都,收取天下之利。而赚到一点小利,就藏在家里,天天守着, 是求不失,不是求富,要是来了大盗,又怎么知道真的不会失去呢?

  毛泽东赞同苏洵的这一观点,并批注道:“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毛泽东对《隆中对》在战略上的这个失误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兵法曰:“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 镒”;“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而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因此,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敌方,特别是 己方处于劣势时,主动调动敌方而不被敌方调动,使己方兵力相对集中,敌方兵力相对分散,各个歼灭分散之敌,便成为用兵者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然而《隆中 对》在力量部署上分散用兵,违背了这一原则。按照《隆中对》的部署,刘备“跨有荆、益”之后,将面临这样的形势:既要派兵守卫荆州门户,又要费力经营川 蜀;“一旦天下有变”,还要兵分两路,进取中原,“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刘备则“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更为不利的是,荆、益两州相距千 里,更有“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相隔,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两路兵力很难相互呼应,协同作战。真可谓“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待到后来,关羽镇守荆州,守卫 门户;孔明留守成都,巩固后方;刘备驻守白帝城,以应东、西之变,更是“三分兵力”矣。倘若实力足够强大,客观条件对自己足够有利,则二分、三分兵力或当 无妨。但实际上,从当时实力对比看,蜀国力量最为薄弱(汉末十三州,魏占其九,吴、蜀各占其二)。本就力量单薄而客观条件又不允许,却二分以至三分兵力, 正如毛泽东所言,“安得不败”?

  毛泽东深谙中国古代兵法,经常强调“一个拳头打人”,并且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导演了多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经典战例,对于《隆中对》在战略上的失误,当在深谙之中。

  英国学者迈克尔·爱略特·巴特曼称毛泽东“既 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又是最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对《隆中对》的这两次评点无疑很好地印证了这个评价。在皖南事变后极其复杂的政治局势下,着眼长远,着眼 全局,以刘备违背《隆中对》确定的“联吴抗曹”方针导致兵败之典故,教育全党分清矛盾主次,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伟大政治家的过人气魄;而在赞同苏洵文 章的批注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刘备之败“其始误于隆中对”,认为《隆中对》在力量部署上分散用兵是一个战略失误,道前人之所未言,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伟大 军事家的独到眼光。

  回味毛泽东对《隆中对》一褒一贬的评点,褒其之所是而贬其之所错的辩证分析,从方法论上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迪。〔作者高长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实习员,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