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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顶层设计”
日期:2020-5-18 15:48:51

  新湘评论 2020-05-16 13:15:11

  1949年6月26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率一个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他在苏联呆了足足50天,此行的目的,是争取苏联在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支持。刘少奇还向斯大林提出,想利用“在莫斯科的短短时间学习苏联”,并列出了一份庞大的学习清单,包括苏联各种国家机构的设置、苏联经济的计划与管理、苏联的文化教育政策、苏联共产党的组织与群众团体之间的关系等,几乎囊括了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

  多年后面世的这份“胃口很大”的清单,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从1921年成立开始经过28年革命建立了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此时迫切地要学习怎样执政了。

  当然,完成这一重大历史转变,既要靠向苏联学习,也要靠中国共产党自己在实践中去摸索。

  为什么是1956年?

  在很多关于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论著中,都会写到:1956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或者“不同寻常”的年份。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年遭遇着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而经过几年的摸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顶层设计”,也在此时比较集中地推出。

  这一年,新中国经由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正式跨入社会主义门槛。入得门来,所看到的一切,并不是那么先进,在发展上仍处于落后水平。怎样才能把这个新出世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好,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去面对去思考的紧迫课题。那时,毛泽东很有信心,他在1956年初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大发展,要争取在几十年内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这一年,中国的人口达到6亿,社会气氛很活跃。把国家建设好,过上好日子,是各个民族、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的共同愿望。新中国领导人坚信,被组织和整合起来了的亿万人民,无疑是大搞社会主义建设最宝贵的资源,一定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活力。毛泽东还兴奋地说:人多,热气就多,干劲大!

  当然,中国的国情,除了“人口多”这一条外,还有一条是“底子薄”,就是生产力水平低,生产积累少,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对此,新中国领导人都喜欢一句话:“一张白纸好画画。”意思是说,没有基础,可以放开手脚,大力发展;如果是一个不理想的“半成品”,反倒不容易去改变和纠正。

  这一年,毛泽东63岁,周恩来和刘少奇都是58岁,朱德年长一些,70岁,而年轻一些的邓小平52岁,陈云51岁,平均年龄58岁。新中国领导人大多正值盛年,是一个年富力强的领导集体。他们是经验丰富的革命家,也是富有强烈使命感的爱国者。人们对在他们的领导下,把国家建设好、过上好日子普遍充满信心。更重要的是,国家已经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而中国共产党通过短短七年时间,也证明了它出色的执政能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这一群新中国领导人,还是胸怀天下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他们始终密切关注着世界局势的变化。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签订,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后,国际局势趋于缓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压力有所减轻。

  毛泽东在翻阅国际动向方面的资料时,还敏锐地捕捉到一个细节,觉得美国的军队现在这个摆法不像个打仗的样子。自抗美援朝战争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围堵也出现松动。在中国的提议下,中国和美国1955年8月1日在波兰华沙举行了第一次大使级会谈,终于可以“坐下来谈谈”了。此时,西欧、日本也都在修复战争创伤的基础上开始大力搞发展。

  世界出现了难得的平衡,且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些变化,对于新中国领导人来说,既是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难得机遇,也增加了压力和紧迫感。环顾世界,毛泽东发出了这么一句感慨:“中国是一个具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世界工业化浪潮的蓬勃兴起,使新中国领导人感到,必须赶上时代的步伐,否则就“要被开除球籍”。基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屈辱遭际,中国人普遍相信“落后就要挨打”,因此毛泽东说的“被开除球籍”虽有些夸张,但并非危言耸听。结论就是,要用好目前国际休战的宝贵和平时间,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发展。

  这一年,中国还将发生一件已经规划好的大事。在1955年10月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决定于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这次大会的任务,就是要以大会决议的方式,把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确定下来。这是一次对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顶层设计的大会,新中国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早早开始筹备起来。

  理清“十大关系”

  1950年代前期,中国向苏联学习是全方位的,而且转化成一种文化生活方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的流行语。风靡一时的苏联电影如《列宁在一九一八》,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有年轻女性的潮装“列宁装”“布拉吉”,等等,都印证了苏联文化生活对新中国的广泛影响。

  如果说在文化生活上的学习有着时尚因素的话,那么在经济体制和发展道路上的学习,则多少渗透着理性认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很重视阅读苏联总结自己建设经验的理论著作,像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苏联经济学家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样的书,在高中级干部中几乎是人手一册。直至1958年,毛泽东还下大力气阅读并号召人们学习这两本书。理论学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弄清楚在国家建设上,我们为什么要学苏联和怎样学苏联。

  虽然搞的都是社会主义,但中苏两国的国情毕竟有诸多迥异之处。一些向苏联学习的东西,在实际工作中效果不好;还有很多方面却又是学不来的。毛泽东曾这样回顾过: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怎样才能摸出自己的门道呢?新中国领导人决心像过去搞革命一样,先搞调查研究,把国家运转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搞清楚。

  1955年12月,刘少奇不间断地找国务院一些部门汇报座谈,为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作准备。受到刘少奇的启发,不久,毛泽东也安排一些部门来向他汇报工作情况,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他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整整听了43天,边听边思考边议论。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乃至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

  就在毛泽东听取34个经济部门汇报期间,苏联发生了一件大事。

  195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大闭幕那天深夜,赫鲁晓夫突然向大会代表们做了一个长篇秘密报告,反思斯大林时期苏联的一些错误,斯大林顿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这个报告泄露出来后,震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对苏共二十大感到疑虑和茫然。3月,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市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对批判斯大林强烈不满的人群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数百人伤亡。

  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认真研究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和缘由,作出两个判断: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揭了盖子”,是说它批判了斯大林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如大搞个人崇拜,蛮横专断;不承认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大搞“肃反”,把不同意见的人当作反革命分子来对待,甚至肉体消灭,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等。“捅了娄子”,是说赫鲁晓夫以同样粗暴的方式,全盘否定了斯大林领导苏联卫国战争取得胜利、领导苏联工业化建设取得成就的功绩,实际上也就抹杀了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功绩。由此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引起的巨大冲击和思想混乱,不难想象。

  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显著缺点和错误,从此暴露在了世人面前。苏联体制模式已运行了几十年,出现了种种弊端,如僵化死板、降低生产活力、效率低下等,特别是由于过度重视重工业,使得国民经济中农业、轻工业的发展跟不上来,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造成了普遍的不满情绪,要求进行改革。

  看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完全照搬苏联的经验,要继续走自己的路。事实上,中国此前学习苏联,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开始暴露出一些问题。1955年底,毛泽东即已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要依据中国实际情况来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文化。从这个角度讲,苏共二十大“揭了盖子”,未尝不是好事,它在相当程度上破除了中国人对苏联模式的迷信,强化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决心。毛泽东还发出过这样的疑问:“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毛泽东说过一句名言:“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正是在40多天的调查研究过程中,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思路逐渐明朗起来了。

  毛泽东当时思考的重点是经济问题,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他将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于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详细阐述。

  这十大关系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在这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而恰恰这五条,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有不小的区别。如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来看,能使重工业发展得更多更快,基础更稳固;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基地,发展和支持内地;加快发展经济,加强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三者利益都要兼顾;巩固中央统一领导,扩大地方权力,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等。

  毛泽东所阐述的这“十大关系”,体现了哲学上的唯物辩证法在治国实践中的运用,也显露出注重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均衡的中国政治文化特征。这其中,特别注意了避免苏联体制模式中顾及一点、不及其余的简单化毛病。

  毛泽东后来坦率地说过:“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总体来说,就是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自己的一套内容。

  理清“十大关系”,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了初步的思路,这个思路也成为将于1956年下半年召开的中共八大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对他的这个建设思路,一直很重视,几年后还说,新中国成立“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一场盛会,一条路线

  1956年9月15日,党的八大在北京开幕。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离上一次党代会已经过了11年时间。这次大会总共开了13天。出席会议的代表1021名,代表着全国1070万党员。

  八大是一次开放的大会。除了党的代表外,还邀请了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列席会议的还有56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

  这次会议,在与会者的回忆中,是一场激动人心的盛会。它有什么重大和不同寻常之处呢?

  先说毛泽东的开幕词。“团结”,是它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词。除了加强同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还要与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在党内,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不利于团结,必须加以反对。

  毛泽东的开幕词概括了八大的任务:总结党的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是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

  当天下午,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这个报告的起草,经历过长时间的反复修改,最后由毛泽东审改定稿。报告总结了中国前一阶段从苏联模式中开始走出来的经验教训,根据实际情况,从经济、政治到文化、外交直至党的建设诸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走自己道路的方针政策。报告宣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

  会议第二天,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按毛泽东的话说,八大党章的修改包含了一些“带有原则性的改变”。他指的是哪些改变呢?其一,是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毛泽东设想,他本人逐步从中央主席的繁杂事务中脱身出来,可以担任名誉主席。会上还提出了增设几位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其二,把党的指导思想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再是七大时确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这两点重大改变,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的。

  作这些改变的目的,一是及早准备年龄结构合理、层层保险的党的核心领导层,就像多种几道“防风林”,以备不测。二是鉴于斯大林实行个人专断造成严重后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要特别强调民主集中制和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为此,毛泽东希望尽量不突出他本人在中央领导集体中的个人作用。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报告强调: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发展速度;应该正确地处理在国民收入中消费和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业,使农业同工业发展相协调,在此基础上适当加速轻工业的建设。总之,要统筹兼顾,使得经济平衡发展。

  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作题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他提出,大量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迅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必然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任务。为了解决计划经济体制出现的管得过死等弊端,要把市场作用进一步扩大到计划管理范围内,搞“大计划小自由”,使计划做到“管而不死”。为此,他提出“三主体三补充”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构想。陈云的发言,表明社会主义中国在对待个体经营和自由市场问题上,展示出灵活性政策,明显是吸取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僵化的教训。

  八大的重头戏登场了。

  9月27日,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作出了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后,国内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判断,这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这个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后来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长达60年的岁月里,一直成为确立党的中心任务的基本依据。

  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和时代任务的确定,对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转变,自然引起西方舆论的高度重视。不过,西方舆论的关注重点,似乎不太放在八大的思想内涵上,而更在于会议精神和气氛。比如,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这次大会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巨大的权力和极大的信心”“不管承认与否,中国共产党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一大强国。”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也说,此次大会的气氛“是充满了信心、喜悦、乐观和团结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说,“有愈来愈多的迹象证明共产党政府的稳固和相当大的成就”。

  西方媒体的这些判断有些道理。在党的八大上,国民党元老李济深代表民主党派向大会献上的礼品,是一件象牙雕刻的艺术品,内容是20年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的场景。李济深解释说,它象征着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舟共济,去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同舟共济”这四个字,再准确不过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的历史和未来。未来前景召唤着所有的仁人志士大显身手,胸怀广阔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凝聚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核心。

  “多事之秋”的判断和选择

  就在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大前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又发生了两起重大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苏联红军从纳粹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的东欧国家,选择和苏联站在一起,同时也选择了苏联的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道路。几年下来,经济社会发展似乎不尽如人意,苏联模式的弊端在这些国家也相应暴露出来。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传出后,在波兰引起强烈反响。1956年6月28日,久蓄的不满终于爆发,波兰中西部城市波兹南的一个机车车辆制造厂工人,为抗议政府降低工资和增税政策,发动罢工和游行示威。29日,波兰政府调军队进入波兹南,游行者和军队发生流血冲突。30日,政府将原机械工业部部长费德尔斯基降职,将征收的税款分期返还给工人,为事件中的受难者举行安葬仪式等,骚乱终于平息下来。

  10月19日至21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召开,议题是改组党中央领导层,推举主张走“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哥穆尔卡为党中央第一书记。此举让苏共中央极为担忧,他们觉得哥穆尔卡有“民族主义倾向”,波兰正在走上反苏的道路。为此,赫鲁晓夫亲赴华沙进行干预。但波兰顶住苏联压力,改组后的中央政治局为波兹南事件平了反。

  波兰事件发生时,苏联方面立即通知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国家,并要求他们派遣代表团到莫斯科进行协商。周恩来带了一个代表团赴苏。毛泽东对波兰事件的看法还是比较温和的,认为它的诱因主要是国内矛盾,反映的是经济诉求,同时要求与苏平等的地位,并没有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因此苏方不必干涉过多。

  然而,事态在进一步演变。波兰统一工人党改组政治局的消息传到匈牙利后,不少人要求效仿波兰。人民群众对执政的拉科西·马加什政府的错误政策严重不满。10月23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2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游行者提出反政府口号,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机构,还杀害劳动人民党党员及政府官员,致使游行演变成反政府暴乱。

  当天晚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纳吉进入中央政治局。在10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又选举卡达尔担任中央第一书记。随后,纳吉政府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并解散保安队和保安机关。局势进一步恶化,暴乱分子杀害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直到11月4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应卡达尔的请求,苏联军队重新回到布达佩斯,各地的暴乱才被平息下来,卡达尔政府重新稳定了国内局势。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认为匈牙利事件与波兰事件不同,严重的反政府暴乱、退出华沙条约、改革现行政治制度,这些做法的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匈牙利党和政府已无法控制局势,这时如果苏联撒手不管,“匈牙利这个社会主义阵地就会丧失”。

  回过头来看中国当时的情况,也不那么平静。1956年下半年,一些地方连续出现不稳定情况。知识分子对时局变化最为敏感,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有些人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干部作风问题提出公开批评,其中有些批评很尖锐。对这种新情况,党内许多干部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他们还想用老办法来对待新问题:“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这种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的做法,无助于矛盾的解决,只能使之激化。

  如何吸取苏联和波兰、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正确面对和化解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出现的新矛盾,成为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后集中观察和思考的问题。

  他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基本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这些观点,今天看来没有什么新奇的,在当时,却是一个很大的理论贡献。斯大林犯错误的根源,就是长时期不承认、没弄清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存在什么样的矛盾这个基本问题。

  毛泽东更精彩的认识还在于,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他认为,波兰发生的罢工事件尚属人民内部矛盾,而匈牙利事件的矛盾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波兰一股风,匈牙利一股七级风,把一些人吹动摇了,思想混乱。”在中国,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解决敌我矛盾要用强制和专政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则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办法。

  为此,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还举了一个实例,来说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在河南省某地要修飞机场,政府强迫村子里的农民搬家。农民不干,组织男女老幼,层层设防,阻挠工人进场施工。农民们还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政府后来采取和农民商量的办法,给农民作了安排,矛盾解决了,农民就搬了家,飞机场也修成了。

  从1957年1月到4月,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反复阐述了他的这些思考。并非共产党员的翻译家、著名作家傅雷,在一次会议上听了毛泽东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后,深有触动,当即在一封家书中评论说:

  他(指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民主,就是大家协商,充分交换意见,包括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集中,就是要有基本原则,不能无谓分散,达成多数一致后严格执行。这样,就会避免造成社会对立、破坏社会稳定。这些主张,确实是治理社会主义国家、处理新冒出来的社会矛盾的全新思路,给人别开生面的感觉。

  毛泽东真诚希望,通过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防患于未然,避免在特定情况下演变成对抗性的敌我矛盾。达此目的的前提,是克服掉执政党身上脱离人民群众,不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毛病。为此,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决定开展全党整风,主要是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

  1957年5月1日,全党整风正式开始。中央还希望党外人士起来帮助党整风。毛泽东乐于看到,人们用说理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民主的方法,对执政党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提出好的建议,便于提高执政水平。开始的时候,党外人士提出的批评,尽管有的很尖锐,但基本上是诚恳的。诸如说党员不信任不尊重党外人士,高人一等,盛气凌人,等等。中央认为,这样的错误必须完全扳过来,越快越好。

  有些事情往往是,运转进程一启动,往往就按照它自己的逻辑在发展,结果也就常常出人意料。整风中,各种批评意见在短时间内急剧升温,言辞越来越激烈,情况越来越复杂。极少数人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的企业,要求在政权上“轮流坐庄”,认为国家宪法中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

  毛泽东对于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态度是真诚的,开头也是很乐观的。出现的异常局面,是他和党内领导层没有预计到的,进而引起警觉和担忧,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提出,必须和右派分子打一仗,“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危险”。接下来,全国范围内反右派斗争开始扩大化,到1958年整风运动结束时,有50多万人戴上了“右派分子”的政治帽子。

  对于反右派运动,在当时就有一种议论,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搞的一个“阴谋”。理由是,你先是号召动员人们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结果又反过来打击报复,不是“引蛇出洞”的“阴谋”是什么?面对这种议论,毛泽东坦然地说: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

  事实上,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和一位作家的聊天中,就创造了“阳谋”这个概念。在他看来,“阳谋”是和“阴谋”相对,强调的是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主张和观点,无论对于党外还是党内,制定政策都应光明正大,并且根据形势的变化来调整政策。从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发动全党整风,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中国共产党都是真诚的,是对历史运行规律的一种认识和把握。在出现“轮流坐庄”这类言论后,形势变化在意料之外,随即转变政策,历史的大逻辑是清楚的。

  怎样看反右派运动?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正式结论:“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地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判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历史渐渐远去。回顾1956年前后,新中国领导人在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对照镜鉴中,探索如何治理和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并在经济发展(“十大关系”)、政治方向(八大路线)、社会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诸方面,大致形成了一个顶层设计的“路线图”,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当然,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路线图”,它也还会在后来的实践中不断调整甚至变形走样。

  (选自《新湘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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